历时两天的第四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于2000年12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海内外研究冯友兰思想的老、中、青学者会聚一堂，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讨论热烈，气氛活跃，高潮迭起，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精神，正在向自由理性精神发展。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冯友兰作为中国20世纪的哲学大师，不仅培养了一批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后继学者，而且这些学者正在各自的领域进行耕耘；近年来，他的学术著作还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版发行，研究著作也越来越多。最近，《三松堂全集》第二版也已出版。冯友兰学术思想引起海内外学人的进一步关注，影响仍在继续扩大。此次研讨会围绕“传统与创新”这一主题，交流研究成果，反思哲学问题，无论从深度与广度而言，都有新的发展。
讨论会表明，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正在向深层次发展。与十年前、五年前相比，单纯政治解读的方式已有改变。“冯友兰现象”仍然是一个历史时代的重要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进行深刻总结，但就冯友兰学术研究而言，此次研讨会发表的论文表明，已经向文化价值观与哲学语言的分析与解读以及哲学的性质与作用等维度发展。冯友兰的强烈的文化关怀，是学者们深刻感受到的一个普遍性的时代问题，冯友兰一生为之付出心血的著述活动，正是基于这一关怀和理想。研究冯友兰学术，也应从这里入手。学者们自觉地意识到，冯友兰生活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意思是说，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时代的主题。冯友兰为这个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种解决的途径，我们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也应把握住这一主题。正因为如此，此次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有强烈的现实感与亲切感。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解读冯友兰表达了时代的需要和学者们的关切与情怀。
冯友兰的更深的关怀还在于人生问题，在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此，从现代化到民族前途，从生命意义到终极关切，从生活现实到超越层面，从方法到本体，从工具到目的，都是此次研讨会所讨论的重要问题，而且探索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如何找到突破点。比如说，冯友兰哲学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特征，其主要方法是逻辑分析、概念分析。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谓“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也在于此。但是，在冯友兰那里，逻辑分析、概念分析只是手段和工具，并不是目的本身，他的目的是要重建中国的形而上学，这同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论是不同的。而且，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最终是要解决精神境界的问题，这一点在他晚年的著作中特别被加以强调。这就意味着，冯友兰哲学是从运用逻辑分析开始，最终超越了逻辑分析。因此，他在提出正的方法的同时，又提出负的方法，而且只有运用负的方法，才能实现最高境界。那么，负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如何运用？如何与正的方法结合？这里不仅有概念与直觉、体验的关系问题，而且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理智理性与神秘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些极其复杂的深层问题。在以概念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中，究竟有没有信仰的位置？如何处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特别是进入人生问题以后，又如何处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这就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核心之一，也是这次讨论的焦点之一。这不仅是中国哲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哲学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自觉的反思。这说明，冯友兰思想研究已开始进入一个真正需要“传承与创新”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从文化问题到哲学问题，从逻辑分析到形而上学、精神境界，再从哲学问题延伸到一般的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的问题，进而讨论到美学、文学、艺术的问题，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的问题，清华学派的问题，自由与自由主义的问题，冯友兰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这种多向度的延伸与拓展，已经展示出“冯学”的雏形。这里所说的“冯学”，是指作为一门有独立意义而又内容丰富、领域广阔的学术文化形态，它以一代学术大师冯友兰为代表，以哲学为核心，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影响。它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种“关怀”，与民族前途、生命意义有直接关系。
这次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并没有涵盖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全部，比如在诗学、语言、书法等方面，冯友兰都有极高的造诣；但是，这些论文已涉及“冯学”的许多方面，使学者们足以感受到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博大，而不仅仅限于狭义的哲学。比如近来学界所关心的“清华学派”，其实与冯友兰有直接关系。“清华学派”的根本精神是“释古与创新”，是“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这一精神正是冯友兰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时正式形成的，而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学术著作正体现了这一精神。
此次讨论会还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有些学者把冯友兰思想与当前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提出新的诠释，这是以前没有或很少有的。比如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就是针对全球性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产生的。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眼光去看，那么，冯友兰的哲学，特别是“天地境界说”能够为生态伦理提供重要的哲学基础。“天地境界”的精神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它超越了道德价值而进入生命全体，人以审美的态度面对自然而且对宇宙承担责任，人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体验宇宙自然的神秘与伟大，人不再是认识主体而是亲和的主体，一句话，人与自然真正建立了内在联系，而不是“面对”自然。这种诠释一方面体现出冯友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现代意义，另一方面试图找到中西哲学文化的新的交会点，却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自然界有没有内在价值？如何理解主体性？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渊源及其意义何在？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具有“颠覆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建设性，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值得认真研究。从现代意识出发，探讨冯友兰“天地境界说”所包含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能作出贡献。
有些学者还从冯友兰哲学中的负的方法以及“可怪之论”对主流意识的解构中看到或发现与后现代的联系，并以此说明冯友兰哲学并不都是现代的，或者只有“现代性”，至少在方法上有后现代的色彩。如果说清华学派中的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等人注重游戏的观念，那么，冯友兰更重视语言，而在语言的游戏中又有独特之处。这种解读很有意思，正说明冯友兰研究的新特点。
最后，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回答的严肃的理论问题：中国哲学向何处去？是“拒斥”形而上学还是“重建”形而上学？怎样写中国哲学史？过去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都是在西方哲学观念和知识形态的架构下写成的，从冯先生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离不开西方哲学的语言，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如此。但西方现代知识形态的典范与中国哲学确有不相应的一面，中西哲学除了古今、类型（指社会形态）之分，还有民族、语言之分，用西方哲学架构、观念、语言重建中国哲学，是不是唯一的途径？会不会遇到困境？这种状态能不能改变？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从事中国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学者的一个严重挑战。冯先生作为一代哲学大师，做了他所能做的，并且树起了一座丰碑。但冯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新的任务。如果说思辨理性或理智理性遇到了困境和“悖论”，那么，这种困境和“悖论”能不能克服？这类问题正是需要我们后学去努力寻求解决的。
没有困惑和“悖论”就没有哲学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哲学的出路也许就在这里。冯先生就是在当时的困境中提出了解决之道，但是随着哲学的发展，解决的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理应在冯先生和前辈学者所取得的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在传承中大胆创造，探索新的途径。这次讨论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预示着我们已经或即将进入一个积累、传承与创新的新阶段，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思想劳动。特别是青年学者，“任重而道远”，但未来是乐观的。
* 原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2期，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