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子更多的是用格言表达他的思想，那么，孟子就已经有很多长篇大论了。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孟子以“好辩”而著称，他不仅是一位雄辩家，而且是一位散文家，他的文章是很美的。孟子很自信也很自负，大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2]的抱负。和孔子一样，孟子的抱负并没有实现，但是，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身世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关于孟子的身世，我们知道得很少。司马迁为孟子写“传”，只说明其姓名籍贯，未提其父母家世，甚至连孟子的字都未提及。这说明到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孟子的身世已经很不清楚了。
东汉人赵岐为《孟子》一书作注，这是《孟子》的最早注解。但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只说：“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这基本上是重复司马迁的说法。后来的《史记正义》提出，“轲字子舆，为齐卿”。“为齐卿”是指孟子在齐国时被授予卿的爵位，享受卿的待遇。还有说孟子字子车的。但这些说法都晚出，研究孟子的著作一般都不采用。
但是，关于孟子的家世，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提出了一点线索，说：“或曰，孟子鲁公族之后。”所谓“或曰”者，是说有人这样说，或有这样一种说法，但不能肯定其确实如此。不过，赵岐倾向于接受这种说法，而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根据。其根据就是，《孟子》一书中有“孟子自齐葬于鲁”[3]的记载。赵岐在《题辞》中的说法与此相符。赵岐说：“故孟子士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这显然是对《孟子》中所说“自齐葬于鲁”的注解。所谓“归葬”，就是回到鲁国去安葬。那么，孟子的母亲死于何地？据刘向《列女传》说，孟子在齐国时“有忧色”，曾抱着柱子叹息，“孟母见之”，即去看过儿子。这说明，孟母随儿子一起到了齐国，孟母是在齐国去世的。如果是这样，所谓“归葬”，就是抬着棺木回到鲁国去安葬。可见，孟子的家世与鲁国确实有关。
所谓“鲁公族之后”，是从姓氏上说的，指鲁国公族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之一的孟孙氏的后代。春秋末期，三桓长期掌握鲁国的政权，这也正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曾经预言，卿夫夫掌握政权，“五世希不失矣”，即经过五代之后，很少不衰败的。在鲁国，“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指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4]。意思是，政权掌握在三桓之一的季孙氏手中已经四代了，因此，三桓的子孙快衰微了，事实上，进入战国以后三桓的子孙果然衰微了，并且散落到各地，用赵岐的话说，“既已衰微，分适他国”。孟孙氏一支散落到邹地，也是完全可能的。
孟子生于邹。邹离鲁国曲阜很近，孟子曾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5]。但是，关于邹这个地方，史书记载不尽相同。据赵岐说，邹本是春秋时的邾子之国，到孟子时改名为邹，由于离鲁国很近，“后为鲁所并”[6]。这是根据《春秋左传》的有关记载提出的看法。但是，据《史记索引》，“邹，鲁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邹故也。”照这个说法，邹本来就是鲁国的地名，之所以又称“邾”，是因为邾人迁徙到邹的缘故。不管按照哪种说法，在孟子时代，邹都是属于鲁国的。但是，孟子时代确有邹国，孟子也见过邹君，这在《孟子》中有记载。这样看来，邹为鲁国的附属之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孟子》中亦有记述）。
孟子的生卒年，由于资料缺乏，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推断，各种推断之间相差甚远。清人魏源作《孟子年表》，又著《孟子年表考》，根据《史记索引》所说孟子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89年之说，又根据《阙里志》孟子活了97岁之说，进行推算，认为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85年（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采用此说）。但是在古代，如此高寿之人确实少有，孟子97岁之说未必可信。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等书则说，孟子“寿八十四岁”。按照此说，孟子应生于周烈王四年，即公元前372年（也有说生于前371年的，如冯友兰先生）。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也是很多人采用的说法，这个说法比较可信。
孟子的父亲就更不知其详了。据《春秋演孔图》《阙里志》等书说，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此说只能作参考，不能作凭证。因为这些书不仅晚出，而且其中的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孟子父亲的行踪就更无迹可寻。我们只知道，孟子童年时期已经失去了父亲。因此，便有孟母教子的许多记载。关于孟子失去父教的原因，有两种传说。一种传说是，孟子早年丧父，故不能亲受其教；一种传说是，孟父出了远门，故由母亲代父而教。赵岐采用了前一说，认为孟子“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7]。
二、母教
有意思的是，孟子和孔子一样，是幼年丧父，在慈母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后来则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家。而孔母和孟母，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这是很值得记一笔的。
据《春秋演孔图》《阙里志》等书说，孟子的母亲姓仉（音掌），出身不详。这一点不重要，也不必作为依据。但是，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记载很多。西汉人韩婴的《韩诗外传》，便记载了“断织”、“买东家豚肉”、“不敢去妇”等故事。
“断织”的故事是说，孟子少时诵书，母亲织布。有一次，孟子没有诵完就突然中止了，接着又诵。母亲知道是忘记了，说明他没有认真诵读，便呼而问之：“你为何中止？”孟子回答说：“有所遗失，但又得到了。”母亲便将已织的布砍断，以此训诫儿子。从织布这件事可以看出，孟子少年时的生活并不富裕，母亲织布应是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也说明孟母是一位勤劳的母亲。对于辛勤劳动的成果，当然很珍惜，但是，为了教育儿子认真学习，她忍痛“引刀裂其织”，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孟子从这件事果然受到深刻教育，铭记在心，从此勤学不息，终于有成。
“买东家豚肉”的故事是说，孟子幼年时，有一次邻家杀猪，孟子便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母亲随口说：“给你吃。”但是，话一出口，孟母就后悔“失言”了，心想，我在怀这孩子时，席不正不坐，肉割不正不吃，为的是“胎教”，现在孩子懂事了，我却欺骗了他，这不是教孩子不讲信用吗？于是，从邻家买来猪肉给孟子吃了，做到了对孩子“言而有信”。后来，孟子对诚信有非常重要的论述。当然，他也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8]的说法，但那是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的，“义”是很高的正义原则，建立在诚信之上，但又超越了世俗的信用。
“不敢去妇”的故事则是讲孟子娶妻以后的事。有一次，孟子外出，妻子在家独居，孟子回家时看见妻子很随便地坐在地上，这种坐姿，古时称之为“踞”（如“箕踞”，就是指伸开两腿坐地）。孟子便告诉母亲：“妇无礼，请去之。”“去妻”就是“休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离婚。因为按照古代的“礼”，妇女不能在人面前“踞”坐。但是，在妇女独居时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孟子不分场合，认为妻子这样坐了，就是“无礼”。“无礼”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孟子要“去之”。孟子之所以告诉母亲，说明他很孝，要听母亲的教诲。孟母果然教育了儿子，便问：“为何说她无礼？”孟子说：“因为她‘踞’。”孟母又问：“你怎么知道？”回答说：“我亲眼看见了。”母亲便说：这是你无礼，而不是你妻无礼。按照礼的要求，入门时先要问一声“有没有人”，上堂时要把声音放大，入户时则要眼看脚下，给人家留出准备的时间。今天，你去参加别人的“燕私”（即私人聚会），回家时不出声，进房时径直去看妻子怎么坐，这就是你的无礼，而非你妻无礼。听了母亲的这一番教训之后，孟子不但不“去妇”，反而“自责”，即责备起自己了。
最为后人传诵的，要算“三迁”的故事了。刘向的《列女传》记载，孟子幼小的时候，其家离墓地很近，经常有人到坟山去从事葬丧一类的活动，孟子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小孩子要游戏，孟子便很自然地模仿大人的葬丧活动，搞一些“墓间之事”的游戏。孟母感觉到，这不是儿子居住的地方，“此非吾所以处子也”，即不适合孩子的成长，于是，决定将家迁到市场的旁边。但是，市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尽是买卖之事，孟子又不免仿照买卖人，做一些生意游戏，即“衒卖之事”。孟母感觉到，这里也不是儿子居住的地方，即不利于安心读书。这次，孟母吸取了教训，将家迁到学宫的旁边。孟子游戏时便“设俎豆（礼器），揖让进退”，即学习礼仪之事。孟母认为，这里才是儿子居住的地方，因而定居下来。后来，孟子果然成为一名大儒。
“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环境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作用，更说明孟母之有远见以及对儿子的高度责任心。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一生成长的关键性环节，孟母的身教、言教和环境教育，对于孟子的成长，无疑具有奠基的作用。
三、受业
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相距有三四代人。孟子受业于何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孟子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9] 这是说，他未能受业于孔子门下，但他从孔子的传人那里学到并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所谓“私淑诸人”，是指私下向人学来的，“淑”是善或好的意思，按朱熹的解释，有传承孔子之道的意思。但这个“私淑诸人”的“人”究竟是谁，孟子没有说明。对此，史书则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长大后“师孔子之孙子思”。一个说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一个说受业于子思，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的父亲伯鱼（即孔子的儿子），死于孔子之前，当时孔子70岁，即公元前482年。伯鱼活了50岁。而伯鱼的儿子子思活了62岁。这样算来，子思在孟子之前就死了。即使是子思生于伯鱼死去的同一年，也是在孟子出生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不可能成为孟子的老师。后来有人根据鲁缪公（即鲁穆公，前407－前376年在位）曾师事子思的事实进行推算，认为“史记所云子思六十二或八十二之误”[10]，即子思可能活到82岁。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假定子思生于伯鱼临死的前后，才有可能成为孟子的老师，而且是75岁高龄之人（按孟子15岁拜师计算）。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一是82岁之说只是推测，并无根据；二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很难再教十几岁的学生。
比较而言，司马迁之说更符合事实，就是说，孟子“私淑诸人”的那个人，是子思的门人。
但是又有人说，孟子师事的是子思的儿子子上。这是《孟子外书》的说法，但此书是伪造的，并非孟子所著，不可作为凭据。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孟子的思想形成影响不大。可以肯定的是，孟子确实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或儿子），并通过子思而上接孔子。
子思不仅是孔子的嫡孙，而且是孔子之后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其思想对孟子有直接的影响。子思的主要著作是《中庸》，宋以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清代“疑古”思潮兴起后，有人怀疑《中庸》是子思所作，或以为是秦汉以后的作品。近来，随着地下文物如湖北《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又重新肯定《中庸》是子思的作品。
孟子的思想与子思有密切关系，历史上称之为“思孟学派”，这已是定论。稍后于孟子的荀子最早将子思与孟子列为一派，在《非十二子篇》批评了他们的学说。其中说：“略法先王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子思和孟子都是“法先王”的，而荀子是“法后王”的。至于“五行”之说，过去很长时间人们不得其解，《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五行篇》等出土后，问题就清楚了，“五行”就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这同孟子的思想是相合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许多文字，是反映思孟学派思想的，这些文字对于研究孟子和子思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材料。
子思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孟子，而且在人格风貌上也影响了孟子。子思曾经当过鲁穆公的老师，是一位敢于批评国君的很有正义感的思想家，有一次，鲁穆公问子思：大国的国君如何与士人交往？子思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不敢和你交往；论德行，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不配和我交往。以德行而与权力抗衡，这是子思的人格特点，这种品格在孔子弟子中大有人在，在孟子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不朝见齐王的故事，孟子引述曾子的话说：“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哉？”[11] 他有财富，我有仁德，他有爵位，我有正义，我比他少了什么呢？如果这样说就是“不义”，曾子能这样说吗？孟子有“天爵”、“人爵”之说，这里显然是借曾子的话，以“天爵”即仁义之德与“人爵”即地位权势相抗衡的，其积极的意义是使人君“尊德乐道”，其消极的意义是不事无道之君。
又如竹简中的《鲁穆公问子思》记载，鲁穆公问子思：“何谓忠臣？”子思回答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2]“恒”者持久而不间断之义，这句话是说，能经常不断地指出君主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的人，就叫作忠臣。对于“忠臣”的这个解释，表现了儒家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是对阿谀奉承的“佞臣”的一个严厉批评，更是子思人格的写照。子思的这些言论对孟子肯定有影响，并且在孟子身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13]“格”是“正”即纠正的意思，“格君心之非”就是纠正君主的思想上的错误。“大人”在先秦时期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和含义（如同“君子”的用法一样）。一种是指人格而言的，指具有伟大人格之人；一种是指地位而言的，指有政治地位的统治者。孟子这里所说，是指前一种意义，即人格伟大的人，这样的人能纠正君主的思想错误。《孟子》中称引子思之处很多，也很尊敬，在孟子心目中，子思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人”，即有权势地位而无其德的统治者，孟子则是藐视的。“说大人，则藐之。”[14] 即以藐视的态度对待之，不要被他的威严所吓倒。这里表现的仍然是儒家的人格力量。
总之，孟子虽然未能亲自接受子思的教育，但是距子思的思想不远，通过亲受子思门人的教育，接受了子思的思想。学成后，又经过独立思考，与孔子思想“接轨”，而又有新的发展，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学说。
赵岐说，孟子拜师之后，“治儒述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15]。“五经”之说出于汉代，赵岐可能是用汉代人常用的“五经”代表整个儒家经典，也可能是孟子时儒家“六艺”（即六经）已缺少了“乐经”，只有“五经”了。详情不得而知。“尤长于诗书”之说可能是根据司马迁在孟子“列传”中所说“序诗书”而来。《孟子》一书中，经常引用《诗经》和《尚书》中的话，说明他对“诗书”的重视。他对《诗经》很有研究，曾说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逐志，是为得之。”[16] 这是对于“诗”的较早的[17]也是经典性的论述，所谓“诗无达话”就是由此而来的，即不能只从文字和词句上解释诗，而要体会其中的意境及其所表达的情感意志。但孟子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对于经书并不盲从。比如《尚书》，孟子虽然很推崇，也很有研究，但是，对于其中的有些记载，他并不完全相信，就是说，不能盲目地相信经书中的所有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18] 《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早已佚亡，今本《尚书·武成》是伪古文），古书是由“策”即竹简编成的，每篇有很多“策”，孟子只取其中的两三“策”，其他的他都不相信，这说明，他是经过分析思考之后才决定取舍的。这只是一个事例，但能说明孟子对待经书的态度。孟子在子思的后学中，是一位很会独立思考的学生，因此，能成为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
四、授徒
自从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贵族教育之后，思想家们便纷纷成立私人学校，收徒讲学。到了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更盛，不同学派的形成与此直接有关，因为只有众多学者结成一个团体，才能构成学派。战国中后期，学派林立，互相争鸣，孟子便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孟子和孔子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大约在学成之后，即30岁左右，便开始收徒讲学。当时仍在邹国，但学生来源未必仅来自邹国。随着孟子影响的不断扩大，弟子也越来越多，到孟子周游列国时，很多学生跟随在身边，出现了“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19]的盛况。由于各国诸侯给予孟子以优厚的待遇，孟子师徒出行时便能形成一个车队。跟随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这种盛况已经大大超过孔子。这说明战国时期不仅经济、交通有很大发展，教育规模也扩大了，而孟子则成为赫赫有名的大教育家了。
孟子一生没有离开教育事业。他从学成之后开始讲学，在周游列国的二十余年间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晚年回到邹国，仍有很多弟子，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孟子》中有大量与弟子们的对话，这既可以看作是孟子学说的文字记载，也可以看作是孟子教育学生的实际记录。由于古代教育不像现代的专业教育有专门教材，而是在师生问答、对话、讨论和平时言行中进行的，因此，孟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只能在《孟子》一书中看到。
孟子很热爱教育事业，将教育视为为后代培养人才、为社会贡献力量的巨大工程，并以从事教育事业为最大的乐趣。孟子说过，君子有三大乐趣，而成为一个“王”（即最高统治者）并不在其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是一乐，“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地”是二乐，“得天才英才而教育之”是三乐。[20] 一乐是家庭之乐，二乐是个人成德之乐，三乐则是为天下后世培养人才之乐。按照朱熹的解释，第三乐即教育英才之乐更加重要，可谓圣人之乐。“圣人之心所欲愿者，莫大于此，今既得之，其乐为何如哉？”孟子已经实现了这个愿望，他的乐就可想而知了。
孟子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是强制性的灌输知识，而是相信学生的内在潜能和先天素质，通过引导、启发和指点，使其发挥出来。这就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教育。孟子认为，很多人生道理是人人都具备的，只是先生比学生早觉悟、早知道而已，并不是只有先生有知，而学生全无知。先生的作用就是“开发”学生的智慧，而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因此，他反对“好为人师”，也不以“先知”者自居。“人之患，在好为人师。”[21]“好为人师”的人，总认为自己有知、别人无知，以向别人“传授”知识而自居。教育重在启发“自觉”，而不是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一点至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特点以及人文思潮的普遍高涨，孟子对人的问题特别关注，对人性一类的问题有特殊兴趣和研究，因此，孟子并不主张学生获得各种具体的知识，而是强调学生要培养自己的人格，实现人生的价值，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人生问题。孟子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主义教育。
由其教育思想所决定，孟子的教育方法也是以启发式教育为主。“引而不发，跃如也”[22]，就很生动地体现了孟子的启发式教育的方法。就像射箭，引满了弓，却并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有能力的人便跟着来。孟子在同弟子谈话时，常常不明确说出答案，而是一步一步地追问，让学生自己提出答案，就是这种方法的应用。
但是，启发式教育并不意味着放弃标准和原则，更不是任意迁就。正好相反，孟子是很坚持原则的。正如“大匠”（即技术高明的匠人）不为拙劣的工匠改变规矩，羿（即传说中的神射手）不为拙劣的射手改变靶子一样，教育也是有严格标准的。这一点在孟子回答学生提问时看得很清楚，为了坚持原则，孟子常常批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孟子又很重视灵活性，并不是一味地教条式地宣讲一些原则。这既是孟子的思想方法，也是孟子的教育方法。其中，经与权的关系问题就是孟子很强调的一个问题，并且通过各种问题的探讨，要求学生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则要以权行之。比如，按照“礼”的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即男女之间不能存身体接触，但是，当兄嫂溺于水中时，弟弟可以“授之以手”，即用手将兄嫂救上来。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符合“礼”的精神的，因为“礼”从根本上就是对别人的恭敬和尊重，是建立在关心他人的基础之上的，在遇到紧急或特殊情况的场合下，就不能按照一般的常规行事，而要有特殊的方式去处理。通过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可以说明一个道理，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不能死死地守住“礼”的“原则”去行事，而要有通变的办法。这就是孟子教育学生的方式，也是他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对待各种问题的方式。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但孟子有多少弟子，由于数据缺乏，不得而知。《孟子》中出现过的，至少有十几人，其中，乐正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孟仲子、徐辟、充虞、咸丘蒙等人是比较著名的。尤其是乐正子，鲁平公曾想请他治理国政，孟子称其为“好善”[23]，应是孟子弟子中的佼佼者。公孙丑、万章在孟子晚年时帮助他完成《孟子》一书，也是很重要的。
五、游历
孟子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的思想家，在诸侯互相侵夺、战争连年不断的战国时期，他建立了自己的学说，提出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一套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主张及其方案。当时，士人游说之风盛行，各家各派的人物都想实现各自的主张，纷纷游说诸侯，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就在这种背景下，孟子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希望能通过“游说”，实现他的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开始了各国之行，曾先后到过齐、宋、邹、鲁、滕、梁（即魏）等国。其中，到齐国的次数最多，时间也最长。他每到一国，或者与国君亲自谈话，或通过与大臣、士大夫接触，宣传他的主张，对当时的形势发表议论，提出建议。有少数被接受了，但大多数未被采纳，而他的基本主张几乎完全遭到拒绝。他的主张和建议被形容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4]，意思是不切合实际，难以实现。但是，他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因而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和礼遇。
孟子出游的第一个国家是齐国。当时齐国有著名的稷下学宫（在都城临淄稷门），聚集了各国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在这里自由辩论、讲学、研究和著述，学术气氛十分活跃，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场所。孟子首先选择齐国，可能与此有关，他也很可能到过学宫。
但孟子在齐国并不得志，没有与当时的国君齐威王见面，也没有机会宣讲他的主张。但是有一件事引起了很大反响。齐国的匡章有“不孝”之名，但孟子却与之相处得很好，“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25]，这不免引起了议论。当弟子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所谓“不孝”者有五，而匡章一件也没有，匡章之所以背上“不孝”之名，只是因为“子父责善”即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引起不愉快，这不能说是不孝。大概由于这件事，孟子和齐国的君臣之间不太和谐，最后离开了。
就在齐国期间，孟子的母亲死了，因而“归葬于鲁”。
孟子之所以离开齐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宋王偃要实行“王政”，在诸侯之间产生了影响，孟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离开齐国，到了宋国。这大约在公元前326年（齐威王三十年），孟子约48岁。宋国是一个小国，且夹在齐、楚两大国之间，处境很危险。对此，孟子则认为，只要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26]，齐楚虽大，有何可怕？孟子担心的是宋国缺少贤人，因此，他劝戴不胜要多荐贤士。薛居州是一位贤士，但是，只有在宋王的周围有很多薛居州，才能推行王政。如果只有一个薛居州，又有什么用？“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27]
这是说，宋王周围缺少能干的贤臣。
要实行“王政”，还要在经济上实行一些政策。孟子是主张“什一”即十取其一的税收制度的，这比当时通行的税收制度要轻得多。宋大夫戴盈之对孟子说，要实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即去掉关卡和市场的税收，现在办不到，可以逐渐减少，等到明年完全实行，怎么样？孟子回答说，这就好比有人偷了人家的鸡，有人告诉他，这是不道德的，他便说，我可以减少，一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就完全停止。这是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28]
既然知道错了，就立即停止，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
大概孟子的这些主张都没有实现。
在宋国期间，滕国的太子（即滕文公）到楚国去，路经宋国，拜访了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29]，感动了滕太子。滕太子从楚国回来时，又一次访问了孟子，孟子引用前人的话以鼓励太子，并说，滕国的面积虽不大，但是“绝长补短”计算起来，也有长宽各五十里，还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
孟子觉得，在宋国很难实现“王政”，继续留下来已没有意义，于是决定回到邹国。
回邹后不久，滕国的国君定公死亡，太子要举行丧礼，便想起孟子的谈话，“于心终不忘”。于是，请然友（太子的老师）到邹国请教孟子，然后决定丧事。然友传达之后，孟子回答说：问得好啊！父母去世后，本应尽心尽力办好丧事。但是，各诸侯国的丧礼我没有学过，我只听说过，“三年之丧”，“三代共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没有例外。意思是，应当行“三年之丧”。然友回国报告于太子，太子果然采用了孟子之说，定为三年之丧。这是孟子的主张第一次被采纳。但是，邹国的父老百官却不愿意，说：我们的宗主国鲁国的先君已不实行了，我们的先君也不实行了，到了你这里却要改变过来，这是不合适的。他们还引用《志》书中的话说，丧祭之礼要依照祖先的规矩，以证明现行的丧礼是有依据的。但是，现行的丧礼是什么样子，《孟子》中并无说明。
太子听了这些话，不敢决定，请然友再次去请教孟子。孟子说：这事不能求之于别人，要由太子自己做决定。在上位者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爱好得更厉害。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的德好比风，小人的德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便向哪边倒，因此，完全取决于太子。然后报告后，太子说：是，这诚然决定于我自己。于是决定行三年之丧。五个月居于墓庐而未颁布任何政令，百官和族人都很赞成，认为知礼；等到举行葬礼时，四方的人都来观礼，太子容色悲凄，哭泣哀痛，吊丧的人非常满意。[30] 这说明丧礼办得成功。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古代的葬丧之礼已经普遍不实行了，鲁国被认为是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连鲁国都不实行“三年之丧”（其实，从孔子时代就已经看出这个迹象了），其他各国就可想而知了。二是孟子提倡“三年之丧”的用意，主要不在形式，而在于如何体现对父母的真正的孝敬之情。“亲丧，固所自尽也。”[31] 亲身躬行葬丧之礼，本来是出于内心真情，因而是很严肃的事情。三是亲丧不只是个人之事，其影响所及是全社会的，通过丧礼，使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如何对待父母，满足人们的终极性的情感需要，这才是丧礼的作用所在。从孟子“归葬于鲁”，有人议论其奢侈，以及孟子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是很重视“亲情”之孝的。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尚，关系到人的道德素养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孟子才如此重视。
孟子居邹期间，鲁国的国君（平公？）已经知道孟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打算让他的弟子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知道后“喜不能寐”，非常高兴。他知道，乐正子并不是很坚强，也不是很有聪明才智和知识，但是乐正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善”对于治理国政而言，这就足够了。因为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好善”，四面八方的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如果治理国家的人“不好善”，就会“距人千里之外”，而那些阿谀奉迎之人就会纷纷而至，想治好国，是不可能的。[32] 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一个治国理念，就是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正是由于这个机缘，孟子便到了鲁国。他很想通过他的学生帮助鲁君治理好国家。在乐正子的建议下，鲁平公要会见孟子，却因宠臣臧仓的谗言而中止。臧仓对平公说，孟子并不是一个贤德之人，他对母亲的丧礼比对父亲的丧礼规模还要大。鲁平公听信了臧仓的话，不去会见孟子。乐正子向平公问清原因之后，便解释说，这是因为孟子举行父葬时只是一个士，而举行母葬时则是大夫，身份不同，贫富也不同，规模大小自然也不同。但是，鲁平公并未改变态度。乐正子将平公不见孟子的原因及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干一件事或不干一件事，都有一种力量支配着，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33] 这里表现出孟子的“无奈”，将不能见鲁君的原因归之于客观命运。他决定离开鲁国。
正在这时，滕太子已正式继位，是为滕文公。由于他与孟子有过多次交往，又采纳过孟子的建议，孟子便决定到滕国去。这时，孟子已年过50，大约在公元前322年左右。
到滕国后果然受到了欢迎，并享受到最优厚的待遇。滕文公经常与孟子相见，请教如何治国的问题，孟子也有机会阐述他的仁政学说。但滕国毕竟是一个小国，夹在齐、楚之间，很难有所作为。滕文公正为此发愁，向孟子请教，孟子却说：“是谋非吾所能及也。”[34] 即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决的。不得已，就只有凿地筑城，与人民一起死守。只要人民宁死不屈，愿意献身，就能守住。但是在当时，小国与大国之间，力量是很悬殊的，于是，他又根据周太王在邠（音宾）地，因受狄人侵犯而主动放弃邠地，迁到岐山之下，老百姓因太王之仁而“从之者如归市”的故事，劝滕文公行仁政，仿效太王。这两种办法究竟哪一种更可行，他自己也说不准，只有请滕文公二者择一。[35] 这说明孟子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确实有很大距离。
孟子在滕国很难实现理想，这时，梁惠王正在亚博电竞网站的招贤纳士，便来到梁国（即魏国，因国都在大梁，故又称梁国）。这时，孟子约55岁，即公元前319年左右。
孟子见到了梁惠王，梁惠王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称孟子为“老先生”，是表示对孟子的尊重，但问题很直截了当，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何有利于我国的好办法吗？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6] 意思是，你何必开口就讲利，治理国家只有依靠仁义。这就是所谓“义利之辩”。梁惠王是一位有为的国君，在位五十余年，而梁国曾盛极一时，威震诸侯，但与孟子见面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而梁国却受到周边大国的不断侵犯。东边与齐国开战，吃了败仗，连大儿子都牺牲了；西边败于秦国，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南边又受辱于楚国，丢掉八座城地。梁惠王向孟子说明这些情况，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要为战死者报仇，问孟子有何办法。孟子便用经济上、政治上如何实行仁政于民的主张说服梁惠王，要他相信“仁者无敌”的道理。梁惠王表示“愿安承教”[37]，即很乐意听孟子的指教，但是第二年就去世了。梁襄王继位，孟子一看，就不像一个人君的样子，却突然向孟子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又问：“谁能统一？”孟子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好杀人的人能统一。当今诸侯国的君王，没有不好杀人者，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出来，老百姓就会“引领而望”，归附于他。[38] 但孟子已不想在梁国继续呆下去了。这时，齐宣王即位不久。孟子大约在公元前317年，即57岁左右时再次来到齐国。
齐国是一个大国，齐宣王又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孟子这次到齐国之后，“为卿于齐”[39]，即身居卿位，居住时间较长。与齐宣王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内容也比较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教育，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治理，从“好乐”到“好勇”，从“好货”到“好色”，从军事到外交，几乎无所不谈。孟子无所顾忌、善于辩论的性格和风范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齐宣王也愿意听孟子的议论，曾表示：“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40] 就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及其他主张。但是，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孟子的谈话与齐国的军事政治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孟子到齐国后不久，燕国发生了“禅让”之事，燕王哙将位让给了他的国相子之（公元前316年）。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燕国大乱。齐国是燕国的近邻，本来有攻燕之心。恰在这时，有个叫沈同的大臣私下里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说：“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41] 意思是子哙不应将王位让于子之，子之也不应从子哙手中接过王权。结果，齐国果然于公元前316年伐燕，并且很快取得了胜利。这时，宣王问孟子：有人劝我吞并燕国，有人劝我不要吞并。吞并了，如何？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之后燕国的人民高兴，就吞并；如果吞并之后燕国的人民不高兴，就不要吞并。结果，齐国趁胜吞并了燕国。但这样一来，引起各诸侯国的不满，赵国联合其他诸侯，准备伐齐救燕。齐宣王害怕又问孟子，该怎么办？这次孟子回答得很明确：本来燕国的统治者虐待自己的人民，你们去征讨，人民以为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因而欢迎你们。但是，你们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这怎么可以呢？诸侯国本来就怕齐国强大，现在你们的土地增加了一倍，又如此暴虐，这等于动员天下之兵来攻你。现在，你赶快下令，遣回老小俘虏，归还宝器，与燕民商议，立新君而撤离，还来得及。[42]
但是，宣王并未听取孟子的劝告。结果，齐国大败，损失惨重。宣王很后悔，说：“吾甚惭于孟子。”[43] 后来有人问孟子：你曾劝齐国伐燕，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私下问我，燕可伐吗？我说可。他们就去伐了。他如果问，谁可伐燕？我将回答，为“天吏”者可以伐之。这就如同有人问，杀人犯该不该杀？回答是该杀。如果再问，谁能杀？则回答说，为“士师”即负责狱讼的人能杀。如今是同燕国一样暴虐的国家去伐燕国，我为何去劝他呢？[44] 后来有人认为，孟子的这番话是为自己辩解。实则不然。从孟子前后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是始终坚持他的“仁政”主张的。他认为，对于无道的国家是应当讨伐的，但只有“仁者之师”才有资格讨伐。以不仁伐不仁，这是他所反对的。
孟子决定辞去卿位回到邹国，齐宣王看望了孟子。宣王又托人转告孟子，打算在都城送孟子一所房子，以万锺之粟奉养他的弟子，被孟子拒绝了。[45] 孟子离开齐国，走到昼这个地方（西南边邑），住了三夜，寄一线希望于宣王，等待宣王在这最后时刻能否改变主意，请他回去，再施展抱负，但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孟子“浩然有归志”，正式离开齐国。在路上，他很有感慨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6] 这不仅仅是由于孟子因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表现出来的迷茫和无奈，而且表现了孟子对他的学说的自信和对历史的质问。我们不必执意追究五百年是不是出现一位圣王以及“名世”的大贤，我们应当理解孟子此时此地的极其复杂的内心活动。
孟子回到邹国后，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此后，再也没有出游。
六、著述
孟子晚年，除了继续收徒讲学，主要是著述，最终完成了《孟子》一书。
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没有普遍兴起著作之风，那么，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中后期，思想家们便开始著书立说了。孟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孔子是“述而不作”，即口述而不著之于书，弟子们将他的话记录下来，经过再传弟子的整理，成为《论语》一书。《孟子》一书则是既有“述”，又有“作”，基本上是孟子自己完成的。
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47] 从孟子“周游列国”的经过我们看到，当时诸侯国都以“富国强兵”为务，以攻伐为能，不是吞并别国，就是被别国吞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吞并别国，或者如何不被别国吞并，并无心思实行所谓“仁义”之类。就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每到一国，不顾别人的反对，以唐虞三代为理想社会，以仁政德治为当务之急，其说与其所说的对象“不合”，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晚年回到邹国后的孟子，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说，而且进一步总结、完善了自己的学说。他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充分展开对话，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化，并将过去的言论加以整理，终于完成《孟子》七篇。《孟子》中与万章、公孙丑的问答最多，说明二人参与了讨论与写作。书中与其他弟子的问答大都称“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等等，而只有万章、公孙丑直称其名，这说明《孟子》中的对话是由他们二人记述的。但是最后，很可能经过孟子的删定。因为《孟子》一书，不仅有很多长篇大论和论证，而且文字风格也是前后一致，有“一气呵成”之感。
正因为如此，有些注释家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自己写成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称谓之《孟子》。”又说：“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按照这个说法，与公孙丑、万章等弟子的问答，是由孟子自己“论集”而成的，除此之外，又“自撰”了许多重要内容。后来，朱熹也认为《孟子》是由孟子自己写成的，主要依据是“首尾文字一体”。这些说法与司马迁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司马迁笼统地说，孟子与万章之徒作成《孟子》，而赵岐、朱熹则明确指出，《孟子》是由孟子“著”或“自著”。如果公孙丑、万章的记述经过孟子的最后删定，说孟子自著也是可以的。在孟子时代，还没有后人著书的习惯和体例，所以保留了问答的形式。这种问答，也不是如同后人写书，假设两个人物，主客之间展开辩论，而是一种真实记录。现代也有人口授而别人记录的例子，但是最后要经过本人定稿。
不过，也有人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死后由弟子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如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晁公武以及清代的崔述等人。有人甚至认为是门人的门人编定的。主要根据是书中称弟子为“子”，而“子”是尊称，如今人称“先生”；又对当时的诸侯称谥，如齐宣王、梁襄王，他们都死于孟子之后，而诸侯之谥，只有死后才有。但这并不能推翻孟子自著之说。这些称呼是后来由门人或门人的门人改定的。
司马迁和赵岐都说《孟子》有七篇。但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十一篇”，多出四篇。赵岐又列出这四篇的篇名，即《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称之为《外书》。但他又说：“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也。”[48] 这说明，在东汉赵岐时，就有《孟子外书》，但因与《孟子》不相似而被赵岐怀疑为“依托”之作，因此不为之作注，后来也就渐渐佚失了。现存的《孟子外书》四篇，经学者考证，是明人伪撰，不能当作孟子的著作去读。
《孟子》七篇之中，赵岐为之分出章句，又将每篇分出上下，共十四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因此而来的。
按赵岐所说，孟子著述的目的是“垂宪言以遗后人”[49]，即他的主张既然不能实现，那就笔之于书，使后人有所了解，对后世有所贡献。孟子著述的指导思想是“述尧舜之道”、“拟圣而作”[50]，即以上古圣人之道为理想目标，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仿效孔子作《论语》的方法写成《孟子》一书。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著述之风虽然盛行，如《墨子》《庄子》《荀子》等书已经开始按照书中的内容定其篇名，但《孟子》仍然仿照《论语》的方法，取开头的几个字作篇名，每篇的内容也大都是以对话的形式表述的。
关于孟子写作时用以表述思想的思维方式，赵岐提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孟子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于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51]
赵岐认为，上引孟子的话，虽是说《诗》，却又不止于说《诗》，它其实是理解孟子本人著作的重要方法。比喻确实是孟子运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表述”或“辩论”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方法。孟子正是用类比逻辑，建立了他的学说，也是用这种方法，写成《孟子》这部重要著作。赵岐本人在注《孟子》时，虽然偏重于文字和名物训诂，但他并不满意汉代经学家只重“字”而不重“意”的做法。“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又多乖异不同。”[52] 汉代学者往往摘章引句，字字求解，其结果只能是断章取义，不见全体，而且各自为说，互相矛盾。今天我们读《孟子》时，应当注意这一点。
孟子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84岁。现在的山东邹县，有孟庙和孟府，孟府是现代人所建。
[1]《孟子·公孙丑上》三十八章，十三经注疏本。
[2]《孟子·公孙丑下》。
[3]《孟子·公孙丑下》七章。
[4]《论语·季氏》，十三经注疏本。
[5]《孟子·尽心下》三十八章。
[6]《孟子题辞》。
[7]《孟子题辞》。
[8]《孟子·离娄下》十一章。
[9]《孟子·离娄下》二十二章。
[10] 毛奇龄《四书賸言》所引。
[11]《孟子·公孙丑下》二章。
[12]《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41页。
[13]《孟子·离娄上》二十章。
[14]《孟子·尽心下》三十四章。
[15]《孟子题辞》。
[16]《孟子·万章上》四章。
[17] 孔子也有《诗论》，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18]《孟子·尽心下》三章。
[19]《孟子·滕文公》四章。
[20]《孟子·尽心上》二十章。
[21]《孟子·离娄上》二十三章。
[22]《孟子·尽心上》四十一章。
[23]《孟子·告子下》十三章。
[24]《孟子荀卿列传》，《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43页。
[25]《孟子·离娄下》三十章。
[26]《孟子·滕文公下》五章。
[27]《孟子·滕文公下》六章。
[28]《孟子·滕文公下》八章。
[29]《孟子·滕文公》一章。
[30]《孟子·滕文公上》二章。
[31]《孟子·滕文公上》二章。
[32]《孟子·告子下》十三章。
[33]《孟子·梁惠王下》十六章。
[34]《孟子·梁惠王下》十三章。
[35]《孟子·梁惠王下》十五章。
[36]《孟子·梁惠王上》一章。
[37]《孟子·梁惠王上》四章。
[38]《孟子·梁惠王上》六章。
[39]《孟子·公孙丑下》六章。
[40]《孟子·梁惠王上》七章。
[41]《孟子·公孙丑下》八章。
[42]《孟子·梁惠王下》十一章。
[43]《孟子·公孙丑下》九章。
[44]《孟子·公孙丑下》八章。
[45]《孟子·公孙丑下》十章。
[46]《孟子·公孙丑下》十三章。
[47]《史记》，第2345页。
[48]《孟子题辞》。
[49]《孟子题辞》。
[50]《孟子题辞》。
[51]《孟子题辞》。
[52]《孟子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