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生命智慧的形式是境界。
一
生命智慧不仅是指人的生命而言，而且是指整个自然界的生命而言，是人与自然合一（天人合一）的智慧。自然界是生命之源，人与自然界是生命整体，人与自然界的万物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人类是我的兄弟姐妹（“民胞物与”），不是与我对立的“他者”。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人确立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与上帝创造了人，然后将自然界交给人类去管理、去主宰的西方宗教智慧是不同的；与人是“理性动物”，自然界按照人的理性法则获得秩序的西方智慧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国、印度、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就是在不同的“轴心”之下运转的。人类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
所谓生命智慧，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生”的智慧。“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生”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和生命的延续发展。中国古代哲学的两大流派道家和儒家，都是以生命和生命创造为其哲学的根本观念。道家的道，是生命的根源，所谓“归根复命”，就是指此而言的。老子的“道生之，德畜之”，明确肯定了道的生命创造的意义，人得之而为“德”，便是道的实现，人便是德性的存在。至于“道法自然”的所谓“自然”，不只是“自己如此”的意思，还有宇宙自然界生命存在的秩序和法则的意思，“自然”作为一切生命存在的依据，就是自然界本身（非科学所说的自然界）。道家的“顺应自然”，具有深刻的生命意义，不是后来所说的“自然主义”。后来所说的“自然”，是没有生命意义的物理世界，就人而言，也是如此。这也就回答了李约瑟问题，即道家学说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因为道家的崇尚自然，是要解决生命问题，不是对自然界进行客观认识，从而获得科学知识。道家学说并不是以人为认识主体、以自然界为认识对象的认识论学说。
儒家创始人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所说的天，以“生”即生命创造为其根本功能，也是“生”的智慧。“天不言”实际上否定了天是人格神的宗教神学，换成以“四时行，百物生”为天的言说。这是无言之言，即以生命创造为其言说。其中的意思是，人类应当以敬畏之心倾听天的言说，而不能肆意妄为。孔子的敬畏天命，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为什么“迅雷风烈必变”？人类应当从中得到警示，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天命。换句话说，天即自然界具有神圣性，人类的活动是受天命支配的，应当有敬畏之心。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缺少了敬畏感，自认为无所不能，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结果却遭到报复。孔子的智慧对现代人的所作所为是一个警示。
中国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归根到底也是生命智慧。人要从自己的贪、嗔等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即所谓“大自在”、“大解脱”。佛教具有强烈的悲情意识，认为人生是一大苦，脱离苦海，登上彼岸，得到解脱，是其根本信念。但是，彼岸就在此岸，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中。禅宗也讲“自然”，禅宗语录中有大量描写自然界生命之美的诗句，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生态意识。例如，“春景温和，万物苏舒；山青水绿，真堪养道”[1]，认为生意盎然的自然界正好修炼佛道。“春景温和，春雨普润；万物生芽，什么处不沾恩。”[2] 佛教僧也知道自然界的生命有恩惠，因此要报恩。“林中百鸟鸣，柴门闲不扃”[3]，对自然界的生命和谐充满了憧憬，在其中可得到“安身立命”之地。人们都知道佛教寺庙建在山林风景最好的地方，占尽天地之灵气，岂不知他们不仅保护山林，而且不断植树造林，才营造出最美好的生态和谐。禅宗有“无所住而生其心”[4]之说，这所谓“生”，很能体现佛教的生命智慧，主张在生命的自然流行（“无所住”即无滞碍）中保持自己的本心佛性，而不是在生命流行之外寻觅所谓本心佛性。这是禅宗的“全体作用”之说。
二
生命智慧的形式是境界，不是知识。境界不是对象认识，是心灵存在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智慧未能开出知识论，就因为它不是以获得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诉求。
关于境界的问题，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们有些不同的说法。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佛教哲学是境界形态的，但他一生的哲学著述（特别是晚年），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宗旨。牟宗三先生说，道家哲学是境界形态的，但他承认，儒家和佛教也讲境界。他们主要是从主观心境、心态的意义上讲境界的。我认为，中国的儒、道、佛三家都是境界形态的，而所谓境界，必须从存在上讲，且以主客合一为其存在形式。
中国智慧的最高形式是“道”。儒家的“天道”，客观地说，是自然界“生生不已”、“发育流行”的过程，不是静止的实体；主观地说，是心灵存在的本体境界，即诚与仁，只能在作用中实现。境界是人的精神创造，包括人生价值的创造，但这是“为天地立心”，不是“为自然立法”。“立心”与“立法”是不同的。“立心”是说，人心以天地之心为心，但天地之心由人心而立。“立法”是说，自然界本无法，由人为之立法。“为天地立心”之心，就是心灵境界。境界体现了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宋代的程颢说：“天只是以生为道。”[5] 又说：“只心便是天。”[6]“无人则无以见天地。”[7]
这些话，说出了儒家天人合一智慧的精髓。所谓“天人合一”，可以从不同层面说，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精神境界。儒家所说的仁，就是这样的精神境界。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8]“莫非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怀世界”，这是一种境界。
道家的道，客观地说，是生天生地生万物的生命之根，可说是“无中生有”。但就宇宙生成论而言，现代宇宙学已提出“有生于无”的学说，与老子之说不约而同。就本体论而言，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而又在万物之中，庄子的“每下愈况”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主观地说，道是人得之以为“德”的“道德”境界，正所谓“周行而不殆”、“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正是道德之所以“尊贵”（“道之尊，德之贵”）的原因所在。它既是“自然”，又是人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之境。
佛教的涅槃、般若，更是一种境界，这在佛教文献中看得很清楚。值得指出的是，佛教的无死生、无人我、无差别的广大虚空、超越一切有无的境界，其实就在穿衣吃饭之中，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之中，这就是“平常心是道”。所以既是“出世间”，又是“入世间”，被称之为“如如”。这种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思维方式，与儒、道的思维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三
境界是存在和价值的统一，重在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中国智慧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生命哲学特有的智慧。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将“是什么”与“要什么”的问题合在一起讲。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用理学语言将这个学说讲得更明确更清楚，即“所以然即所当然”。朱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之勤、用力之久，是罕见的，他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可说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一次总结。在这一命题中，“所以然”是陈述句，“所当然”是祈使句。前者代表存在、事实，后者代表价值，但二者是统一的。其所以能够统一，就在于二者都是生命的智慧，在人的心灵境界中得到了统一。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经常与学生讨论“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问题，白天讨论之后，意犹未尽，在某日深夜，又将学生叫到身边，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对以前的说法做了补充，提出，“所以然”是“所当然”的存在根源，“所当然”则是“所以然”在人的生命中的实现；前者是“不可易”的所以然之理，亦即必然之理，后者是“不容已”的所当然之理，亦即应然之理。二者在心中得到了统一，也就是统一于心灵境界。境界既是本然的“存在”，也是主观态度、内心的生命需要（“可欲之谓善”。在中国哲学中，“欲”有不同用法，不只一种用法）。但是，人要真正理解“所以然”，又要从“所当然”下手。可见，朱熹并不是一般地讨论宇宙论或存在论的问题，而是与人生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诉求。其关键就在于“生”的智慧。
仁的境界最能说明这一点。孔子提出仁，实际上就是讲境界的。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就是心灵已达到仁的境界。境界在人而不在物，“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仁的境界就表现在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之中。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说明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本质。又说：“仁，安宅也。”“安宅”就是“安身立命”之地，而且应当“强恕而行”以实现之，这就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宋儒发展了这一智慧，以“生理”、“生意”释仁，将存在与价值进一步统一起来了。“生理”作为生命创造的法则，是从存在上说的；“生意”则有明显的目的性，实现为人心，就是仁。仁是建立在“所以然”之上的“所当然”，是人的精神创造，但以自然界的“所以然”之生理为其根据。仁的境界绝不仅仅是主观的，它是主客观的统一。程颢从“万物生意最可观”、“鸢飞鱼跃，活泼泼地”生命流行中体会出仁的境界：“万物一体”、“浑然与物同体”。这种境界不只是存在论的，而且是有价值意义的，体现了人的生命需要、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人应当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界的万物，这才是仁的境界的实现，朱熹说：“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9] 又说：“仁统是一个生意。”[10]“生意”最能表现生命创造的目的性意义及善的价值。以“生意”释仁，足以说明仁的境界是存在和价值的统一。
四
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其中，情感居于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智慧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中国传统智慧是讲理性的，但不是康德式的“纯粹理性”或“纯粹实践理性”，即不是抽象的形式理性，而是讲“情理”，即有情感内容的具体理性。中国智慧也很重视思，但不是纯粹智性的逻辑思维，而是一种“情思”。境界除了情理合一，还有超理性的一面，那就更与情感有关了，所谓中国的神秘主义，只能从这个意义去理解，不能笼统地说中国的智慧都是神秘主义。
有人认为，道家的道是完全理智的，是非情或无情的。其实，道的境界不只是理智认识，其中包含孝和慈的情感内容。道不是纯客观的存在或认识对象，道是在生命体验中得到的整体境界。“不出户，知天道”（老子语），与其说是纯理智的运思，不如说是从生命体验与直觉中得到的。因此，道家主张“体道”（庄子更强调这一点）。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这就意味着，要回到人的自然本性，实现人的最本真的存在状态，道的境界既是这种存在状态，又是一种超越，这就是道家的“吊诡”。道家“回归自然”，不是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完全靠本能而生活。道家取原始本能之真而又超越之，是“大智若愚”、“大智无知”。“大智”是智慧，“知”是知识。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其基本精神则是对自然界的尊重，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其生态意义自不待言。如果没有“慈”这种最本真的情感，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儒家仁的境界，更是以人的真实情感为基本内容，这就是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也就是同情和爱心。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程颢和朱熹的仁者“无所不爱”，都是从生命情感上提升人的境界的。值得指出的是，仁的境界所表现的爱，不是个人的私爱，而是普遍的生命关怀，不仅仅限于人类，而且包括自然界的万物。对自然界万物的关爱，是仁的不可分割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了。现在，应当重新反思，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如同程颢所说，“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世界将是一个充满生机而又丰富多样的生命世界，人会从中像鱼儿在水中一样得到最大的精神愉快。所谓“一例看”，就是以平等的眼光“一视同仁”地看待万物，这就是仁的境界。没有仁的境界，是不会这样“看”的。在当前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下降的情况下，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对自然界多一份爱心，而不做程颢、朱熹等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忍心无恩”之人，是多么重要而又迫切。
正因为如此，境界形态的智慧是非实体论的。境界有其存在和价值本体，但本体不是概念实体。境界也讲超越，但不是实体论的“绝对超越”。人的身心、灵肉是合一的，本体和作用（即过程）是统一的。境界是生命整体论中的自我超越，是在身心内外的统一中实现的，是在现实生活与行为中实现的，宋儒称之为“气象”。“气象”是境界的外部表现，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是见之于行动的。境界不仅是为了自己“受用”，而且能够使别人受惠、万物受惠，这才是境界的实际功用。
无论道的境界，还是仁的境界，都可概括为天人合一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就其价值意义而言，就是真善美的境界。真善美的境界超越了外在的功利，但是并未超越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毋宁说是人的存在包括情感在内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自我回归。其中，情感是人的最原始最本真的存在，同时又是最高形式的存在，即情操、情态、情趣和情调，这是境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情感的培养和提升，是提高境界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大学》有“好好色，恶恶臭”之说，被许多思想家无数次地引用，已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说明这种好恶之情是人人具有的感性情感。由此而进一步提升，便有“好善而恶恶”之情，这种理性情感就是一种道德境界。其中有智的成分（即辨别善恶），但其基调则是理性化的情感。
在中国，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最高境界超越了善恶，如王阳明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但这种所谓本体境界，归根结底是“生理”、“生意”，即生命目的性的实现。它超越了相对的善恶，但从生命的终极目的而言，则是“至善”。“至善”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朱熹哲学的“太极”，是理之极至，也是“极好至善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境界，不只是认识，更不是对象认识。善是建立在情之上的。
五
境界离不开生命体验。体验作为生命智慧的重要方法，是在“身体力行”之中进行的，是要亲身感受的。如同佛教禅宗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11]
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也是外部知识不能取代的。体验的最高形式是本体体验，最终要进入一种境界。
体验虽然有认知、体认的成分，但主要是情感体验，其结果是得到心中之乐，即审美境界。这也是人生幸福的最高标志。它与物质追求、物质享受之乐，不是一回事。道家和儒家有“寡欲”之说，这并不是取消人的物质欲望，但是要减少物质追求，更不能以物质享受为唯一目的，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得到真正的快乐。道家有“至乐”，佛教有“极乐”，儒家则有“孔颜之乐”。
有些人误解了儒家的“孔颜之乐”，以为是以贫为乐，这是不正确的。孔子说，颜回虽贫，但“不改其乐”，说明并不是以贫为乐，而是另有所乐。其乐就在于“其心三月不违仁”，即以仁为乐。宋朝的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成为宋儒关心和谈论的焦点话题，说明他们对乐的体验的极端重视。因为这是关系到人生目的和幸福的大问题。程颐年轻时即作《颜子所好何学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在文中特别引用了孟子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等一段话，可谓深有体会。其中，“充实之谓美”说出了乐的实质所在，美的本质就是愉悦。但程颐更强调内在的“充实之美”，这其实就是人格美。人格美可以使人终身受用，只有境界很高的人才能享受，知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外在的物质享受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儒家又有“吾与点也”之乐，是直接讲生活体验的。现代人所提倡的“休闲文化”，与之很相似。《论语》记载，孔子与学生一起谈论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以事功（强国、富民、行“礼”）明志，唯有曾点与众不同：暮春时节，穿上春服，与五六个朋友、六七个年轻人到沂水边洗洗澡，到舞雩祭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孔子听后感叹说：“我赞同曾点！”很多人都说，孔子热衷于政治，为什么会如此？这表明，比起社会政治问题，孔子的志向更远大，更关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大自然中体验人生之乐，这才是最高的境界。这与他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与他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结合起来看，就是提倡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之乐。在他看来，融入大自然，与之和谐相处，才能体验到人生的最大快乐，其中包括着极丰富的生态学内容。如果没有对自然界山水的爱，就不会有这种乐。
宋代的程颢说：“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2]“吟风弄月”是诗意的生活，自然乐在其中。他的情感已完全投入自然，感受到人与自然合一之美。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这是“乐天”的境界。这种境界是超功利的，不以利害得失为念，因而是自由的。程颢又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13] 无心之心，是天地生物之心；无情之情，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是普遍的生命关怀，超越了个人私情，没有任何计较，悠然自得，所以能乐。
中国的传统智慧还包括诗歌和音乐之美。儒、道、佛都有它们的诗歌和音乐，都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儒家孔子很重视诗教和乐教，认为这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方法，其中包括语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他所说的“言”，显然不是逻辑概念语言，而是情感语言，因为诗是表达情感的。“诗言志，歌咏言”，这所谓“志”，是情志。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诗歌所表达的是“言外之意”，是言之“余”，要去体会、玩味，不可从知解上去求、从概念上去说。诗的语言是中国智慧最重要的表述方式，所表现的是诗性的人生、有情趣的人生，不是概念化、工具化的人生。在科技主导一切的现代，人们更需要呼唤这样的人生，找回人生的意义。
注释：
*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3‒17页。此文作于2009年11月4日。
[1]《古尊宿语录》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3页。
[2]《古尊宿语录》上，第144页。
[3]《古尊宿语录》上，第150页。
[4]《古尊宿语录》上，第35页。
[5]《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6]《二程集》上，第15页。
[7]《二程集》，第117页。
[8]《二程集》，第15页。
[9]《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1页。
[10]《朱子语类》，第2416页。
[11]《古尊宿语录》上，第53页。
[12]《二程集》，第59页。
[13]《二程集》，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