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郑佳明先生在“石头记炎陵社暨‘炎帝与中华文化’主题读书会上的讲稿。郑佳明，湖南长沙人，著名湖湘文化学者，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电视剧《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总策划，《雍正王朝》总监制。
神农炎帝是全球华人公认的华夏民族的始祖，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近代却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又由冷到热的历史过程。基于当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背景，基于排满反帝的政治需要，近代炎帝文化热闹过一阵。后来冷却下来。顾颉刚、杨向奎等先生，生前都曾感叹学术界对炎帝文化重视不够。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出现了“炎帝热”，有意思的是，这个“炎帝热”与各地旅游文化的发展关系很大。一方面推动了炎帝神农氏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明显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今天是我们炎陵县委中心组学习，我力图客观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炎帝神农现象的来龙去脉。
一、神农炎帝其人
（一）起初“神农”与“炎帝”是两个不同的传说人物。
1、最初关于“神农”的传说，记载的是母系氏族晚期的生活。关于炎帝神农的记载，均来源于传说。炎帝神农生活的时代，是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文明初创的时代。距今5000年至6000年左右，正好与中华文明史的初创时代相吻合。较早的记载，这两个名字是分开的，“神农炎帝”文化是由不同地域文化元素整合而成的。“炎帝神农氏”传说的文化构成，是由先秦时期“神农”与“炎帝”两个不同传说人物构成。
《周易·系辞传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zhou轴）木为耜(si)，揉木为耒，耒耨(nou)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庄子·盗跖》（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神农时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
《商君书·画策》（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说：“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白虎通义》（公元79年）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从这几段记载看，神农氏处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但是这是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神农时代是中华远祖由采集渔猎文明进入农业文明的时期，神农氏指的是民间杰出的能人，创造了耒、耜等先进工具，教会人民农耕定居，开创了农耕时代文明，逐渐被传颂为农神，与其他神祗一起，受到崇拜和祭祀。这是一个“神祗”崇拜为特征的时期。“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是原始共产主义，没有压迫，更没有战争，给中华文明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与“习用干戈”的炎黄争霸时代完全不一样。
2、炎帝传说多记载向父系氏族转变时期的生活。父系氏族时期，铁器发明，进入所谓“轴心时代”，“井田制”（公耕）破坏，“初税亩”实行，家庭和私有制产生，氏族血缘群体，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人口和日益扩展的地域，部落兼并战争开始，部落联盟（国家的雏形）产生，炎帝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渐次产生。
（二）炎帝神农氏合称始自战国时代。
《世本》（成书年代约为秦始皇十一年至十九年公元前236年-前228年）称“炎帝即神农氏”。但司马迁写《史记》（公元前104年）时，没有采用这个说法。他的记载中，神农、炎帝、轩辕、蚩尤各有其人。由于《史记》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史书，这段记载引起很多歧义。炎帝、神农是一人还是两人？蚩尤与炎帝是什么关系？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两战是什么关系？众说纷纭。一直到今天还使得人们争论不已。
阶级和国家形成过程中，争夺土地水源财富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频发，炎帝是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领导着一个很大的部落联盟，姜广辉先生认为，炎帝部落兴盛早于黄帝部落，炎帝部落与黄帝和其他部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战争。所谓炎黄大战，是黄帝与炎帝后人之间的战争，是后起之秀的黄帝部落取代先前炎帝部落的主导地位的战争，炎帝部落随后向东南方向拓展。炎黄最终融合在一个大家庭中，一起为中华文明的创造做出了突出贡献。很明显，这个时代比早期神农传说的时代要晚得多，可能不止千百年。既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传说中的炎帝与神农应该不是指同一个人。
（三）炎帝神农氏是哪里人？
在炎帝传说流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的说法。这三个地方之间似乎缺乏必然的联系，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一些历史文化的线索。先秦时期，神农炎帝的传说在多地发生，炎帝生于北方的说法较多，神农源于南方说法较多。通过长时间的传播，最终形成“炎帝神农氏”的合称。前面讲到，炎帝部落在与黄帝部落的战争之后，向南方的扩散，并与其他部落融合。“姜水”、“陈”与“长沙”，可能是炎帝传说流行过程中三个重要的地理标志。这三个地方，从北到南，依次排列于从黄河流域到长江的地带。而这个地区正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心位置。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大体上流行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广大的领域，南方北方都是相对而言，说他们生长于南方北方都对。
汉代刘安撰的《淮南子·主术训》中说，炎帝神农氏“地南至交趾（今岭南一带），北至幽都（今河北北部），东至旸谷（今山东东部），西至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莫不听从”，范围达大半个中国。当然，这主要应该看作炎帝神农氏的影响所在，但是，也大体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部落及其部落联盟的活动地域。
东汉后期“三皇五帝”系统整合工作的完成，魏晋时期以现实生活中的帝王为标准，对传说中古帝王的生平事迹、都城、陵墓所在等关键环节的再次整合，尽管依旧保留着相当浓郁的传说色彩，然而炎帝的人格化倾向却日益凸现，随着历史进程，传说与现实之间互相印证和补充，让传说为现实服务，并能够“自圆其说”，这是古代圣王传说演变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
炎帝是哪里人？现在，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湖北随州、湖南会同和炎陵都说自己是炎帝故里。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这些传说中的主人公，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存在于广阔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不同地方，存在于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华文明诞生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很难确定他具体是哪里人，讨论也许会永远继续下去。唯一能认定的是，他是华夏的先祖，生活于华夏文明的诞生曙光之中，生活于长江黄河之间，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中。
（四）关于炎帝神农氏的几个相互矛盾的信息
1、炎帝神农氏是神还是人？《帝王世纪》介绍炎帝神农氏时说：“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感神龙而生，人身牛首，岂是凡人？其次，一些古籍对炎帝神农氏的功绩的神化记载，也造成人们对炎帝神农氏是神的印象。从先秦到汉，由神到人，殷朝崇尚鬼神，周代崇尚人文。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呼文哉，吾从周。”我们的祖先由神祗崇拜转变到人文崇拜。“炎帝神农氏”也从神变成了人。
2、炎帝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很多人？宋朝的《通鉴外纪》把炎帝神农氏传八代的帝王名字、即位元年之甲子、在位时间都一一注明，“自神农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临魁至榆罔七帝，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该书认为炎帝神农氏的有七代子孙，都是沿袭先祖“炎帝神农氏”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可能是一个系列，一个称号，代表不止一个人。
3、炎帝和黄帝是什么关系？
《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之后众多史籍几乎是一致的采用这一观点：炎帝和黄帝是前后相承的关系。当然，史籍中也还有别的说法。一为“兄弟说”。这主要是由于《国语》的一段记载所引起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看起来，黄帝、炎帝是少典与有蟜氏生的两兄弟。二为“同代说”。这主要是由于《史记》的那段记载表述的不精确所产生的歧义，对于《史记》表述的不精确，以后的许多史籍都给予了订正。《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这就是说，炎、黄阪泉之战并非黄帝与炎帝之战，而是黄帝与炎帝之后之战。《三皇纪》曰：“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炎帝、黄帝并非同时代的人，应该说是说得十分清楚的了。
综上所述，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的关系是同源共祖、前后相继的关系，他们各自代表着一个时代，既非父子，亦非兄弟，更非异族。炎黄之间的战争，是部落联盟内部兼并与反兼并、控制与反控制之争，是领导权即盟主地位之争。他们的逐渐融合、统一，形成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因而，我们中华儿女，莫不是炎黄子孙。
二、炎帝神农氏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文化意义
（一）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绩
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绩，史籍中少有成篇的全面的记载，但在各种史籍中，为炎帝神农氏歌功颂德却是随处可见的。
《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蓏果之实。”
《周易·系辞下传》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盍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盍取诸噬嗑。”
《管子·轻重戊》载：“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
《新论·琴道》载：“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吴越春秋》载：“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殁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继竹、续竹，飞土、逐突’之谓也，于是神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
《通典·乐》载：“伏羲乐曰《扶来》，亦曰《立本》。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黄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
《皇王大纪·卷一》载：炎帝“相土田燥湿肥硗，兴农桑之业，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
史籍关于炎帝神农氏的功绩的记载，相对而言，比较系统一点、全面一点的要算宋代罗泌所著的《路史》了。《路史》说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之麻桑，以为布帛”；“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众金货、通有亡，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国中，以报其岁之成”；“命邢夭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是曰‘下谋’。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合大和而闲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和于上下”，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且引述上面的一些记载。
概括起来，它们记载了炎帝神农氏的八大功绩：
1、始作耒耜，教民耕种；
2、遍尝百草，发明医药；
3、日中为市，首辟市场；
4、治麻为布，制作衣裳；
5、削桐为琴，练丝为弦；
6、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7、作陶为器，冶制斤斧；
8、建屋造房，台榭而居。
当炎帝神农氏带领人民脱离了饥寒交迫、无医无药、颠沛流离的日子，而过上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医药，并且还能逛市场、听音乐、唱丰年的日子，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变化！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物质的精神的文明，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人们怎能不世世代代纪念炎帝神农氏、歌颂炎帝神农氏呢？这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神农炎帝是这个转变的代表人物。
（二）神农炎帝从历史传说变成文化现象
1、从《周易》到《汉书》，炎帝与神农的说法定型，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汉书》（105年）在《古今人表》的“上上圣人”中把“炎帝”与“神农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著名史书，是第一部把炎帝和神农氏合在一起称呼为“炎帝神农氏”的正史。弥补了《史记》的不足。自此之后，许多史籍均持这一说法，这就是说，史籍基本上是以《汉书》划线的：之前，炎帝和神农氏有合称但以分称居多，之后，炎帝和神农氏就基本上只有合称之为“炎帝神农氏”的了，也就是说，自《汉书》而后，史籍就普遍认为炎帝、神农是一人而不是两人了。
2、从“五德终始”到“独尊儒术”。
（1）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推行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炎帝神农氏地位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邹衍用五行生克的理论，物质论、相克论、循环论，论证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水，北方黑帝；火，南方赤帝；木，东方青帝；金，西方白帝；土，中央黄帝。在《世经》中把中国古史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成一个完整的帝王系统，将帝王系统太昊、炎帝、黄帝与《易传》中的文明创始人庖牺氏、神农氏合起来，提出一个由太昊庖牺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到汉高祖皇帝组成的帝王系统。另一方面，炎帝本来就与火有关，由于受“五德终始”观念的影响，汉初的文献也常常将炎帝列入上古帝王系统。如《淮南子?天文训》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2）独尊儒术与炎帝神农传说。西汉末年以后的历史文献为什么会将两个完全不同代、不同形象、不同地域的炎帝和神农等同起来，合为一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华文明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整合。“周秦之变”使华夏大地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文化上、政治制度上也开始了变革与整合。价值观从模糊的天帝崇拜、祖宗崇拜、英雄崇拜，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仁爱的道德思想，民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进一步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法祖、法古、法先王，帝王系统，道统等思想，汉王朝完成了秦朝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由氏族组织到区域组织，由诸侯方国到秦汉帝国，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区域文化到华夏文化，“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在这个整合统一过程中，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确立，这个过程，既需要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文化，更需要形而下的神圣人物形象，才能达到统一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思想的双重目的。神农与炎帝结合到一起，并不断完善和丰满，有历史的必然性。
（3）黄河流域的炎帝和长江流域的神农合二为一，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朱汉民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汉代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成熟。汉代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和雄浑的气魄，将秦文化、楚文化、鲁文化、齐文化等各种地域文化整合成为一个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神农文化更多地传播于楚地，炎帝文化有着更多的中原特色。在汉文化体系之中，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汉文化主要是由中原文化与楚文化整合而成。
一方面，汉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深。秦末起义的项羽、刘邦均是楚人，所以有楚南公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著名预言。陈胜起义就是以楚人为主体，以“大楚”为旗帜。继起的项羽、刘邦也是以楚人为主体，“四面楚歌”，以复兴楚国为旗帜。老庄亦是楚人。所以，汉朝建立后，一直保留着很浓厚的楚文化。从汉初的礼仪制度，到崇尚黄老道家学说，从民间的巫风淫祀，到官方的谶纬之学，无不渗透着浓厚的楚文化影响。汉代对神农的崇拜和推崇，也是和他们受楚文化影响分不开。
另一方面，秦朝文化本来是以秦晋文化为主体，汉文化受中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秦晋文化影响很深。汉朝建都于秦朝旧地，必然受到这个地方的政治环境、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汉承秦制”；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吸收、接受了这个地域的周秦历史文化。关于炎帝、黄帝的传说，就是产生于这个地域。炎帝的名称，在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中就已经出现，《国语?晋语》还提到“炎帝以姜水成”。所以，汉朝对炎帝文化、黄帝文化十分重视。
“炎帝神农”的观念的出现，体现了汉文化对楚文化和秦晋文化的整合。它既包含着汉对楚文化、长江流域文化的深刻眷念，又包含着对秦晋文化、黄河流域文化的全面融会。刘邦等人的抗秦力量主要是楚人，故而有深厚的楚文化背景。楚俗向来有尚赤的传统，刘邦起兵时还自托“赤帝子”，他“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史记?高祖本纪》)东汉以后的思想文化界都普遍地接受了“炎帝神农”的观念。西汉末年将不同地域的神农、炎帝合并为“炎帝神农氏”以后，“炎帝神农”不仅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敬的始祖，也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敬的农耕文明创始人，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将宗法文化、农耕文化及不同地域文化合一以建构统一中华文化的要求。
（三）炎帝神农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神农炎帝的形象是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他变成一个高大清晰的圣人，一个神圣光辉的先祖。我们的祖先千千万万，为什么炎帝神农氏会成为代表呢？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华夏文化形成的过程，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过程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文化的人格形象。
关于眼底的诸多传说讲的是历史事实，尽管是传说，仍然反映了中华农业文明产生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过程。从蒙昧到文明，主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既包括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集体和个体意识和心理的变化，智力的提高，道德的形成。农业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民族价值体系的形成。民族价值体系的载体有两种方式，一种现在文字之中，从《六经》开始，到“百家争鸣”，思想家的论述源源不断；另一种方式就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以事迹传扬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创造和弘扬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二者都蕴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炎帝神农氏是的传说，是中华文明产生时代，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这既是这些传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也是他随着时代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
（四）神农炎帝的当代价值
我们开会也好，搞活动也好，都是为了纪念炎帝神农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的主题中心，就是炎帝神农氏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伟大的先祖，天下华人共同的始祖，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要尊重他，在炎陵具有特别的意义。我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点：
1、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对于民族凝聚意义重大；
2、厚德载物，为人类服务的价值观闪烁古今。
3、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后人。
4、上下求索，创造创新的民族智慧照亮未来。
三、神农炎帝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一）神农文化的湖湘之源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湖湘文化的关系，朱汉民教授曾著文阐述，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一下他的主要观点。
（1）农家学派来自于南方。古代中国原始农业十分发达，并且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祭祀农神的传统。从有限的文献资料来看，“神农氏”的文化主流应是源于长江流域。先秦诸子都有其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如儒家之于鲁、法家之于秦。我们可以从崇拜神农的农家学派看出，“神农氏”崇拜是南方楚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国时期诸子学派中，其中就有崇拜神农的农家学派，他们来自南方的楚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战国中期，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从楚地进入滕国，他信奉神农之言，假托神农之言立说，按照神农之言进行实践，在滕地过着自食其力的耕织生活。这一段史实，充分反映“神农氏”崇拜是长江流域地域文化的产物我们已经从崇拜神农的农家学派，考察出“神农氏”崇拜是南方楚文化的历史传统。要特别强调神农文化的湖湘之源。
根据“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一方面循着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一方面用近些年发现的大量考古学材料，证明神农文化在湖湘大地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
1、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发现有超过一万两千多年的陶器和稻谷；
2、澧县彭头山新石器遗址的测定年代为距今9100-8250年；
3、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文化遗存，的测定年代距今7900-7200年；
4、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在距今6500年左右，洞庭湖区和澧水中下游；
5、屈家岭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5000年左右。
6、王应章《嘉禾县学记》云：“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种，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这说明，神农在湖南嘉禾发现了嘉种，并教民开始耕作。嘉禾应该就是现在的水稻。
7、神农在长江流域发明耒、耜也有传说流传，据《衡湘传闻》载：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农神崇拜不仅需要发达的农耕文明为物质基础，同时需要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拜为文化条件。
8、20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湘西洪江市发掘的高庙遗址，时间上限是距今7800年左右，延伸到距今6300年左右，时间正好和古史记载的神农时代比较接近。这个遗址的地名称为“高庙”，“与当地先民在此祭祀天地神灵和纪念药王神农的活动相系”。
从高庙遗址出土文物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体现出来的宗教祭祀文化内容。从高庙文化遗存中大量遗物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文化内容来看，上古时期湘西地区先民心中的神灵谱系包括各种天地、自然、社稷的神灵，高庙文化遗存时间上限是距今7800年左右，洪江的高庙文化成为湖南及长江流域农神崇拜的重要依据。如果不拘泥于具体的位置，而是将湖南、湖北的长江中游地区作为神农崇拜的发源地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把湖南、湖北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农耕文明及其相关的宗教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包括道县玉蟾岩文化、澧县彭头山文化、洪江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澧水中下游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可以证明这里有着相当久远的神农崇拜的文化渊源。这和历史文献记载的神农崇拜渊源于南方是一致的。
（二）炎陵与湖湘地域文化
1、宋朝以后炎帝陵建立于湖南，以及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在湖南开展，对湖湘文化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先秦文献有“炎帝”与“神农”的记载，两汉时期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但是那时均未见过关于炎帝陵的文献记载。最早有炎帝安葬地点的记载见于晋朝。《太平御览》引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已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之说。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也说，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尽管从晋开始出现了炎帝神农氏葬长沙的记载，但是并没有关于炎帝陵具体方位、地点的记载。关于湖南炎帝陵的确切记录是从宋代开始的。
2、炎帝陵的修建与宋朝宣扬火德文化有关。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人已经将炎帝与火德、南方联系在一起，由于宋人以火运自居，将炎帝视为感生帝，才推动了宋朝炎帝陵的建设。宋乾德元年(963)，太常博士聂崇义指出：“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统，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坛而祭，以服火德。”(《宋史?礼志》)所以，宋朝特别重视祭祀炎帝。据宋罗泌《路史?后记》所载，“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觅求，得诸南方。”于是，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下诏于衡州茶陵，并遣官祭告。此后，炎帝陵的维修、祭祀活动得以延续。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衡州州守刘清之奏：“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今衡州茶陵县是也。陵庙皆在康乐乡白鹿原，距县百里，而祠宇废。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视，禁其樵牧。”
3、宋以后，元、明、清各朝对炎帝陵的祭祀一直保持下来，而且日益隆重。现保留于炎帝陵的文献碑刻，均为明清时期留下。从汉代将“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称名“炎帝神农氏”，到宋代修建祭祀“炎帝神农氏”的陵与庙，其起因和目的都非常明确，都是为新王朝的合法性服务的，也就是说湖南炎帝陵的修建、祭祀，具有标明“政统”的中国传统政治意义。但是，炎帝陵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设施，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设施；祭祀炎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由于湖南地区有着久远的神农崇拜的文化渊源，加之炎帝陵及其祭祀活动具有十分丰厚、复杂的文化内涵，故而对宋以后的湖湘文化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炎陵对湖湘文化道统的意义
将“炎帝”与“神农”合一，不仅是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长江文化的结合，同时也是政治人物与宗教神祇的结合，是君主政治文明与农业物质文明的结合。具有综合性文化象征的炎帝陵庙落户于向来是南蛮之地的湖南之后，给湖湘文化建设、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意义与价值。
1、对湖湘文化主流文化道统的影响。
炎帝陵及其祭祀对主流精英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炎帝神农氏崇拜中所包含的道统观念。炎陵是从宋初开始修建的，恰恰是宋代兴起的理学，特别强化了远古的英雄、圣王在文化上的道统意义。儒家道统论的确立者朱熹早就将“神农”纳入传授道统的圣王，他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朱熹这一道统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在对炎帝神农的陵庙祭祀时，历代帝王不仅从政权合法性角度强调其政统意义，而且还从文化传承意义上强调其道统意义。
从明代开始，神农与伏羲、黄帝以“皇师”身份在文化殿东室奉祀。元明清朝廷遣官致祭炎陵时，其祭文主要内容大多是“继天立极，宣著人文”等道统意义。可见，朱熹将神农列入道统谱系，影响深远，炎帝祭祀包含的道统意义，对湖湘道统意识的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道统意识本是宋元明清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华文化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内容。但是，从先秦儒家提出道的授受谱系以来，一直到唐宋完成的道统学说，那些传授道统的圣王、圣贤主要是中原人士，而湖南向来被认为是远离儒家主流文化的蛮夷之地。从宋代开始，炎帝陵修建于湖南茶陵，祭祀炎帝神农的仪式持续在湖南举行。而恰恰是在宋代，湖南出现了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湖湘之地成为“理学之邦”。这样，由炎帝、舜帝的陵庙所代表的上古道统文化，由周敦颐、张栻等湖湘学者所代表的宋代道学文化，奠定了湖湘道统意识的基础。两个道统，不是外来的，而是本身的。
这双重道统文化对湖湘道统意识的建构影响很大，并且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宋以前，作为蛮夷之地的南楚、湖湘向来是道统意识的边缘化区域，但宋元明清时期的湖湘学人却有强烈的道统担当意识。南宋湖湘学者胡宏、张栻认为周敦颐是孔孟道统的“道学宗主”，正是体现了湖湘学人的道统担当意识。明中叶以来，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及其弟子也在湖南有过短暂讲学，但是，湖湘学界主流则坚持周、程、朱、张的学统和道统。清代乾嘉文学兴起，湖湘学者“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他们均是受道统意识的影响而具有强烈的道统担当意识。最突出的是曾国藩发布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檄》，完全是以道统观念来动员湖湘士大夫与民众，他要求“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恕，以卫吾道”。
蛮夷之地的湖湘士大夫为什么会有这样坚强的道统意识?其关于道统的文化资源首先来自上古的炎帝神农、虞舜，其次是宋周敦颐以来的道学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圣代崇陵寝，南邦奠古皇”的炎帝陵在为湖湘士大夫树立道统为核心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湖湘学人的道统担当意识的确立，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文化到湖湘地域文化的历史建构。
2、炎帝神农的陵庙及其祭祀对湖湘民间文化的影响。神农即农神，农神崇拜在南方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湖南就有着发达的稻作农业文明，因而农神崇拜在湖湘地区有着十分浓厚的民间文化基础。汉以后，官方将北方的炎帝与南方的神农统一为“炎帝神农氏”，特别是宋代在茶陵建炎帝神农的陵庙之后，进一步促进了湖湘地区对炎帝神农的民间信仰。
当然，官方倡导对炎帝神农氏的信仰是为了改造湖湘信巫尚鬼的习俗，如淳熙七年(1247)一些湖湘士大夫提出：“湖湘之俗，信巫尚鬼，如庆历之黄捉鬼，南渡之钟相，皆始于造妖惑众。遂严为禁防，毁郡县淫祠，修崇南岳祠、炎帝陵庙、屈大夫、贾太夫祠，由是楚俗一变。”在湖湘之地做官的诸多儒家士大夫希望通过建立起对炎帝神农、舜帝及屈贾的“正祀”，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