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身于文化救亡活动中，为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和同人一起创办了《民众周报》等通俗读物。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为了得到各界支持和获取资助，逐渐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密切。抗战时期，顾颉刚受朱家骅之邀主编国民党中央党部刊物《文史杂志》，却遇到了经费、编务、人事种种困难，甚至被卷高层派系斗争，渐生离开政界之心。一方面，顾颉刚在政治旋涡中愈陷愈深；另一方面，他主编《文史杂志》半月刊期间坚守学术本位，坚持学者本色，为通俗文化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最终，从政治上急流勇退，回归学术。
关键词：顾颉刚；《民众周报》；朱家骅；《文史杂志》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拯救危亡的一个重要时期，很多仁人志士投身于启蒙民众或参与救亡运动之中，掀起了一股启蒙民众的潮流。顾颉刚既有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学术追求，也有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经世心愿。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的危亡局势，顾颉刚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外，还发起了一系列通俗文化事业，对民众宣传民族主义和科学常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为了得到各界支持和获取资助，逐渐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密切，也成为国民党所要拉拢的社会名人，从1941年开始受邀主编国民党中央党部刊物《文史杂志》，开始了与国民党高层的深入合作，这也使他陷入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
以往学者谈到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的社会活动，多从学术与致用的关系角度论述其救国的一面，对顾颉刚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关系演变的研究还很薄弱。实际上，顾颉刚从主持通俗读物社与国民党打交道到主编国民党中央党部刊物《文史杂志》的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从而让他对和政界的合作充满顾虑，最终双方分道扬镰。本文依据《民众周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文史杂志》等资料，对顾颉刚与国民党高层的合作关系演变进行研究。
一、合作缘起：为通俗读物争取经费补助
顾颉刚本是一个醉心研究古史的人，对社会活动并不特别热心。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一生只配研究中国古书，此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分。因此，就是对于政治社会诸方面感到不满意，但总以为我的本分管不了这些，只当看不见。”但是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和贫弱愚昧的现实社会，促使顾颉刚开始关注救国救民。1931年春，他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所经各地看到民众的疾苦与农村的破产，毒品、梅毒的流行等等，使他深受刺激，表示“这是鬼界，不是人世”。“我由这些现实的刺激，觉得非做些社会工作无以挽救这濒于毁灭的国家，也对不起国家民族，更对不起人民。”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九一八事变极大地刺激了顾颉刚。九一八事变的次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之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1932年日本侵略热河，顾颉刚已经无法不受内心的驱使了，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如此情形之下，哪里有心研究学问。”在9月5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日开学矣，在国家社会如此情形之下，教人如何能安心读书。我极愿做些救国工作。”在1932年9月11日日记中写道：“予唯有利用吾名以成救国之业。”当时北平各校成立了抗日会，燕京大学也成立了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参与了其中的宣传工作，为热河义勇军编教科书，作唱本、戏剧、小说、大鼓书等。
随着民族危亡的加重，顾颉刚想尽一些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责任。他说：“我觉得书房生活固然不该弃掉，但除此之外总须做一点社会事业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然之故，我所看见的农村民众实在太苦了……眼看几十年中，不但亡国，而且灭种。……我们的力量固然微弱，但良心的压迫，使得我们知道应当献出这一点微弱的力量，稍稍挽救这个劫运。”
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决定通过通俗读物唤起民众，通过研究历史、整理历史，进行民众教育，其核心理念是要唤起民族意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就不自量力，起而担负这唤起民众的责任，发起这通俗读物编刊社，用小唱本及故事画的形式来灌输民族意识、抵抗精神、向上意志、现代常识这四件事。”1935年8月15日他对好友叶圣陶说:“弟之野心，欲使中国上层阶级因此刊而认识中国，又欲使中国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类似的话他也在日记中说过：“我办《禹贡》，为欲使中国人认识中国。我办通俗读物，是要使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表示无论时局如何紧张，“禹贡学会与通俗读物两事我决不放松”。
启蒙民众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时代课题。通俗读物可以启发普通国民，增强民族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然而要向民众进行宣传就需要用民众能接受的通俗语言文字，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却不屑于做此事，在联系上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顾颉刚对此评价说：“许多问题的症结，都在民众没有受到相当的教育。这并不是他们不想受教育，实在是一辈知识分子的眼睛都只会向上层瞧，望高处看，不屑和他们接近，不肯屈己去启发他们，教育他们的缘故。……我们应该将这些民众呼唤起来，设法教育他们，使得每个国民都有健全的智识，热烈的感情，强壮的体格。”相比于书而言，报纸的周期短，更有利于结合民众感兴趣的时事新闻进行宣传。为做好这一启蒙事业，1933年长城抗战后，顾颉刚与同人发起成立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顾颉刚任社长。区别于当时市面流行的旧的各类通俗读物片面追求娱乐性，顾颉刚坚持通俗读物的宗旨是改变民众的低级趣味，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和科学的。
然而学术同人办刊物面临许多的困难，主要是刊物的各项费用没有着落。顾颉刚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我所办者，在稿件上决不感缺乏，而经费则大为周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同人间筹集经费。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起后，得到燕大同人捐款约两千元。1933年9月27日，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开会，议决“付唱本印刷费三百元。又津贴民众读物编刊社五百元，作筹备费”。但同人的捐款很不稳定，有时经济来源枯竭。12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履安为道通俗读物编刊社经济来源已竭，此后难以维持情况，所言甚是。”教师本身的薪水减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募捐效果。12月18日，顾颉刚给罗家伦写信说：“在这会成立的时候正值燕大经济恐慌，要扣薪十分之一……所以在燕大募捐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实。只得到外面想法子。”
开始，顾颉刚努力寻求私人关系的赞助。顾颉刚首先想到的是好友罗家伦，1933年12月18日，顾颉刚向罗家伦求助，请他设法筹款，其中说道：通俗读物社预算“每月总须有七、八百元方好，在燕大及城内各大学每月约可得二百元，最低限度尚差五百余元”。请罗设法筹集一两千元，或每月一二百元。顾颉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罗念“在十余年的友谊上接受我的请求”。顾颉刚不惜委屈自己，写道：“志希兄，我诚恳的求你，你务必助我一臂！我做这件事情，一不缘名，二不为利，只发于一种不可忍耐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我深信你到内地旅行一回也要发生的。”从他们后来的交往看，罗家伦募捐了三五百元。1936年1月20日，罗家伦又捐通俗读物社五百元。1935年9月4日，顾颉刚写信给老师胡适，“请求先生助我一臂”，“我不得不请求学术机关的帮助，我希望不大，只望每月有二百元的津贴……不知先生此次到南京，能和孑民、在君诸先生商量，在中央研究院请求补助否？如中央研究院不成，有无别种方法可想？请先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1935年11月9日，得到朱家骅捐款:“先生捐禹贡学会五百元，气为一壮。”朱家骅多次对顾以资金支持，顾颉刚也非常感动，他说：“自骑先助予，通俗读物得二万元，禹贡学会得万五千元，予方认彼为知己。”1936年1月15日，顾颉刚赴孙科宴，商通俗读物事，孙科允助通俗读物社每月五百元。这些私人关系的帮助也主要是一些政要的捐助，但经费短细问题始终困扰着顾颉刚。
通俗读物印刷等经费无着，顾颉刚不得不跑教育部等处想法子。为了筹集经费，顾颉刚多方活动，他接洽的第一处是教育部。1933年9月14日，他给王雪艇部长写信，“请津贴三户书社”。9月26日，“悉王雪艇部长对唱本极表赞同，惟谓须改名，因拟名曰‘民众读物编刊社’，并草章程，以便正式请款”。10月14日，顾颉刚“草上教育部长呈文一千余言，为请求津贴通俗读物”。12月16日，为通俗读物社事，又写信给王世杰。起初王世杰答应每月贴二百元，“但批出来时只有每月一百元，而且至本年度为止”。这笔津贴持续了两年。1935年，通俗读物社在得到教育部两年补助后，又向教育部请款印刷费，但这次未能成功。1935年7月30日，顾颉刚写信给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年来国难日亟，又欲以通俗文学稍尽唤起民众之责任，创办三载，渐得途径……，惟通俗读物编刊社之工作由于抗日运动，当时一呼众应，即燕京大学一校已捐得数千元，故能于一年之内出至百种。今则时移势易，抗日已干禁例，劝捐亦成弩末……两年来承大部月贴百元，俾稿费得有着落，感荷无极。惟印刷费尚无从出。……惟有请求大部增加津贴，俾能自行印刷。”为了筹款，1936年春天顾颉刚几次跑南京向各方活动，甚至不惜加入国民党。
1936年7月9日，顾颉刚“悉教育部已定改良民众读物费下年十万元”。满以为政府会有些补贴，结果却大失所望。“通俗读物社，虽向王世杰请求，看来我不是他的嫡系，且宣传抗战亦非彼所愿为，故虽有社会教育经费，亦不可期其慷慨相助也。”
王世杰处走不通，顾颉刚继续活动别处。1936年7月21日，顾颉刚与朱家骅同到叶楚伦家吃饭，再商通俗读物事。9月9日，接朱家骅信，谓“经常费业经筹妥，临时费已照寄”。但好景不长，1937年1月8日，国民党中有人怀疑顾颉刚左倾，此项补助款子也结束了。
这期间，顾颉刚还寻求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予以资金支持。1936年8月1日，顾颉刚到好友傅斯年处商量请款事。8月4日，到中央研究院访蔡元培。蔡元培“答应加入通俗读物编刊社，并代筹款”。1936年顾颉刚向中山文化教育馆请款，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拨给协助费。
1936年6月，顾颉刚还寻求庚款补助，“禹贡学会请求英庚款补助万五千元，已通过”。但也为时仅一年，顾颉刚在1937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悉本年英庚款一个学会也不补助，禹贡学会的局面炸了！这真是我们的大不幸事！”
顾颉刚为通俗读物社筹集经费，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甚至卷入了派系斗争中。1937年1月，南京方面对顾颉刚的谣言颇多。朱家骅嘱顾颉刚前去辩解。顾颉刚到南京拜会叶楚伦、朱家骅等要人后，1月31日，“晤君武，乃知停止工作之故实缘'吃醋'，盖非对我之问题而为对骑先之问题也”。虽然此后陈布雷对顾颉刚说“万不可灰心”，使得顾颉刚又觉得“工作固有接续之希望也”。但终于1938年5月29日，"辞通俗社社长职，胸头闷气一泄”。
虽然顾颉刚的这次通俗事业结束了，但他的魄力和工作业绩给国民党高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顾颉刚回忆说：“自长城抗战，弟即邀约同志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以民众文艺之方式唤起民众，……计自廿二年至廿七年出版六百种，发行五千万册。”在国民党高层方面，朱家骅对之进行了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朱家骅给顾颉刚写信说：“通俗读物之编刊大有功于抗战建国。”
二、深入合作：受朱家骅拉拢出任《文史杂志》主编
顾颉刚在进行学术研究之余从事文化救亡事业，具有非凡的出版编辑能力，为国民党高层所看重。1941年，朱家骅拉拢顾颉刚，使其接受主编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创办、中央党部主办的《文史杂志》半月刊的工作，就是看中顾颉刚在学界的威望和办通俗刊物的能力。当时《文史杂志》的创办与蒋介石对文学和史学的重视有关。对此，顾颉刚回顾说：“廿九年，蒋委员长演讲，有文学史学为国民精神所寄托，我们应提倡文学史学以唤起民族意识之语，中央党部因办《文史杂志》，以叶楚伦为社长，卢逮曾为主编。而朱先生以卢君声闻不广，不能将此志办好，函电交驰，迫予离蓉。”而顾颉刚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从顾颉刚日记和书信考察来看，当是朱家骅对其信任和器重，多次邀请顾颉刚来主持，让顾颉刚难以却情之故。
顾颉刚与朱家骅的关系十分密切，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极好的交情。1931年2月，朱家骅联名陈立夫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常务委员会上推荐时任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顾颉刚为国民党党员，这种形式的党员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的特许党员，常委会一次通过不过几十人，多为知名人士，可见朱家骅对顾颉刚之器重。而顾颉刚也视朱家骅为可亲可敬之领导。他在日记中写道：“任事以来，对于上司皆感不满，仅朱疆先先生为例外耳。”顾颉刚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1936年，顾颉刚为禹贡学会和通俗读物编刊社去南京筹措经费，四处碰壁，也是求助于朱家骅之后得到巨额经费的。仅此二例，足见二人交情之深。
从顾颉刚当时的日记和书信看，他是进行了半年多推辞后才接受这一职务的。1941年1月，朱家骅邀请顾颉刚主持《文史杂志》时这样说：“中央秘书处现拟创办一《文史》半月刊，每月经费五千元，顷已商得楚伦先生同意，拟聘兄莅渝主持其事。此种刊物纯为学术论文，足以左右一时风气，环顾胜流，非兄莫属。”足见朱家骅看重顾颉刚的人望和能力。1月19日，顾颉刚则回信以患有高血压及家人生病、工作脱不开等为辞婉拒。1月24日朱家骅复信，再次力邀，信中称：“中央拟创办之《文史》半月刊，关系至为重要，叶、戴诸公雅相器重，咸以此事非兄莫属，故均力主常川驻渝，全力以赴。”叶、戴指叶楚伦、戴季陶，皆为国民党元老，可见国民党要人对顾颉刚之重视。顾颉刚则退一步，欲兼职，边教书研究边编辑《文史杂志》半月刊，2月25日他回信说：“只要刚能分身时，自当赶速趋前也。……《文史》半月刊如能在蓉编辑，则刚自当竭其绵薄，以答先生暨叶、戴诸公见重之意。盖此间人才较为集中，图书亦较丰富，而刚在校担任职务亦可局部觅人接替，于事易济也。”顾颉刚的意思很明白，可以帮忙做编辑，为国家做点事，但不愿任事负责。对此，朱家骅还是坚持要顾颉刚到重庆。朱家骅在3月2日的回信中称：“《文史》半月刊编辑地址，因系中央党部主办，最好在渝。”最终，1941年6月，顾颉刚到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以后主持该刊工作。
《文史杂志》创刊时主要刊登自然社会科学之研究性著述及文艺创作稿件，体裁涉及论文、译述、传记、小说、诗歌、戏本、散文等。内容以历史哲学政治类文章为主，也有自然科普知识等。其使命是“用文史的笔调多介绍些科学的知识”，以此倡导研究科学的兴趣；供给青年以知识的补充；“刊载传记类的文字”，以引起青年的景仰；发一些建议性质的言论等。顾颉刚主持《文史杂志》后，延续了该刊重文史和科学常识的基本风格。
顾颉刚认为，“欲发扬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爱国心，没有比历史更好的了”。鉴于抗战时期研究资料的缺乏，他自己也写了一系列通俗类古史文章，从《文史杂志》第1卷第2期开始写通俗商周历史。其目的是要使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使大学生“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寻找史料，作深入的研究”。
在顾颉刚的主持下，《文史杂志》稿件质量稳中有升，每期都有文化界、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的文章，一些政界要人、外交官、科学家也经常投稿，这些名人的文章起到了“名人效应”，《文史杂志》在知识界和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三、离意渐生：办党刊面临种种困难
按常理说，《文史杂志》半月刊既然是国民党中央办的杂志，又有高层领导人重视，经费也有保障，以顾颉刚之才能威望，应该可以做出一番文化事业了。但实际上，不论是经费方面还是人事纠葛、办刊理念，均无法让顾颉刚省心。
首先，由于战时物价飞涨，《文史杂志》在稿费和印刷经费上屡陷窘境。1941年10月28日，顾颉刚“到戴先生（季陶）处，领捐款两千元”。顾颉刚叫苦：“文史社经费每月八千四百元，居今之世，甚感窘迫，因是向戴先生请求。先生允自本年十一月起，渠独捐每月千元，予请作文史图书馆之用，又由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月拨千元，予请为文史丛书稿费之用。得此数，一时较宽裕，设备亦可日就充实，像个机关矣。”而经费短细，也势必影响投稿者的积极性。顾颉刚说：“本刊稿费素薄，近日犹仅千字百元，较之其他杂志，已低三倍。”经费短细甚至连带影响了编辑的基本生活，顾颉刚自己就经常为工作请客应酬。他说：“本刊稿费过少，投稿实为半义务性，故见面时不能无应酬，而一上馆子，动须千元，故予去年月取四千余元皆挥霍之于食肆者也。如此苦干，何人肯做，徒以我富事业心，心气高强，不肯自认失败。”另外，经费不足也造成印刷上的困难。一度，《文史杂志》愆期一年之久。顾颉刚说：“当卅年本社初开办时，每月经常费八千六百元，印刷既由商务担任，已颇足用。”其后，物价日增，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君口是心非，积压过甚，一年不过出版三四册，社会上几忘之矣”。对经费缺乏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之中做事业并非如与学术同人相处那样人事关系较为简单。由于顾颉刚身兼数职，各种事务缠身，不能经常驻社内，对社务编务细节上的事情照顾不周，时间一久，问题丛生，社内人事问题频发。如他自己所说：“文史社自创办后，予即不能常川主持，而予不在时，诸人工作涣散，许多日常工作辄归停顿，加上梦若揽权心重，弄钱心切，总想对我蒙蔽，以致社中行政迄今未上轨道。”虽然顾颉刚心知其弊，但对机关人事之倾轧又无可奈何，只能叹道：“一杂志耳，本不需多少职员，而既系中央党部直属机关，……机关庞大而无多事可为，乃惟日寻人事纠纷。”对混事之人的无奈心情，见于笔端。
再次，国民党中央机关派系分明，事务工作往往联系到高层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致使顾颉刚多次遭受牵掣。顾颉刚至重庆不久就感觉到高层间斗争，工作不免遭受影响，甚至横生枝节。1941年11月21日，顾颉刚为增添经费访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但“去了三次始得见，而态度甚冷，对于增加经费事恐不易相助。予为骚先拉来，而系统则属于秘书处，所谓’妾身不分明’，办事安望能如意乎！”这种情况让勇于做事的顾颉刚也不免心灰意冷。其实，不只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各部门间有冲突，即便是朱家骅一系内部人员之间也有矛盾。由于顾颉刚和朱家骅的私交甚密，朱家骅一系的其他干部互传谣言，顾颉刚自谓：“朱先生之干部觉予以故旧受宠待，为之侧目，谣言已起。”对谣深小人的痛恨之情，深以为憾。
顾颉刚本是事业心极强的人，自称“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然而，以上这些困难都是顾颉刚接手《文史杂志》之前所不能逆料的，也是他不愿也不能彻底解决的。因此，他与政界合作办刊的嫌隙渐渐产生了。
四、愈陷愈深：在政治旋涡中坚守自我
抗战时期，国民党和蒋介石注重对知名人士的拉拢，许多著名学者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顾颉刚主持《文史杂志》半月刊不久，即受到蒋介石的礼遇。1941年7月13日正午，顾颉刚被蒋介石召见，同时被召见者还有顾颉刚的好友辛树帜。这次见面，蒋介石与他们“谈整理中国古籍事”。在国民党高层要人朱家骅、顾祝同等人的支持下，1942年7月28日，顾颉刚当选为参政员。“今晚览报，悉予当选为参政员。此出疆先及顾墨三两公好意。”这些自然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对知名人士的拉拢手段，而顾颉刚也不无投桃报李之感。这时期的顾颉刚身兼数职，横跨官学两界，甚为活跃。但在政治上他走得最远的一步要数为九鼎重作铭文了。
1943年1月，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些胜利，分别与美国、英国签订新约，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后，朱家骅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活动，顾颉刚也被卷入其中。1943年1月28日，顾颉刚将刘起好所作九鼎文重作，鼎铭为：
（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虽然献鼎仪式最终被蒋介石叫停，但顾颉刚此举与政治牵连甚深，在当时政学两界都引起了一番议论。陈寅恪写诗讥刺顾颉刚作九鼎铭文，指其“九鼎铭辞争颂德”，顾颉刚的一些多年好友也对其大为不满，为顾颉刚在政治上越陷越深而惋惜。
无论顾颉刚初衷如何，此举之意不难理解，引起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清议也在意料之中。就连顾颉刚自己也觉得不甚光荣，心中惭愧。他自谓：“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毋庸讳言，虽然顾颉刚可以以身为公务员自解，但实际上顾颉刚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和影响，否则他也不会内疚“自惭”了。
但是，如果只看到顾颉刚作铭有“颂德”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主办《文史杂志》也有坚守学术本位的一面，那也是不完整的。顾颉刚维持和国民党高层良好的私交并不意味着在学术本位上进行了原则性让步，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顾颉刚的办刊理念与国民党党刊的诉求之间也有不少距离。在顾颉刚看来，通过杂志大力发展民众教育极为重要且紧迫，唤起民众乃立国根本大计。因此，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着重进行民众教育，极少涉及国民党主义的阐发。从《文史杂志》每期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所刊载文章主题偏于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的介绍、时事的评论等，甚少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换言之，顾颉刚在办《文史杂志》理念上依然是一副学者本色。
顾颉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从国民党高层对《文史杂志》的看法中得到印证。在国民党的一些高层看来，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所作所为无关主义的宣传，也因此顾颉刚的编辑工作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和政府的批评。1943年4月29日，顾颉刚“闻吴组湘〔缩〕言，教育部及中央通讯社方面均指摘《文史杂志》，谓为规模庞大而无成绩”。也是因为这个，《文史杂志》渐渐失去了来自国民党的经费资助。1944年4月15日，顾颉刚称：“孟真告我，党政考核会拟将《文史杂志》经费停发，谓其无与于主义宣传。此本鸡肋，听之可耳。”最终，到1944年8月，国民党中央下发了停发下年经费令，杂志被取消经费。至1945年1月31日，顾颉刚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计处，知文史社经费确停”。
一方面，顾颉刚遭到国民党内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受到好友和学界的指责，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虽然他还努力维持着《文史杂志》的经营，即使经费停发，他也设法把《文史杂志》继续办下去，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后。但此时的他已准备抽身了。
五、离开政界：“从今以后不作政府官吏”
身兼官学两种职务带来的种种难题、顾虑使顾颉刚颇感失望，在多次自省之后他有了离开政界之心，发誓不再做官。他这样说：“予本无宦情，而朱先生谬见知，必欲其到陪都任职。初以为有朱先生在，一切事可无问题，孰知此机关属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吴铁城君素无渊源，去则见厌，不去则嫌疏，朱先生虽欲相助而不得……自三十四年起，经费真停矣，……我今自誓于此：从今以后不作政府官吏，免使我清白之身反负贪污之谤。”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顾颉刚是厌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也正是在参政过程中看到了这一点，他才下定决心要离开政治。
顾颉刚在日记中多次反思自己做“政府官吏”的利弊得失，他本意是想借此地位为国家做点事，搞点通俗文化，激发民众爱国心，但实际上他感到做官让自己麻烦更多。他在1943年4月27日日记中写道：“予自省，在学界中二十余年，在政界二年，学界争名，政界争权，大有蹙之靡所聘之概。”在1943年4月30日日记中写道：“予入世二十余年……声誉日起，朋侣日多，已立于领导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为国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学界中争名太甚，予虽不与人争，而人则必不肯放过我，政界中又争权太亟。”
也许是对这段从政经历过于后悔，顾颉刚在日记中多次回顾和自省。1945年，顾颉刚再次回顾主编《文史杂志》的经历，他这样写道：“予任事二十五年矣，从无如此数年中在渝之不顺手者。朱骚先先生好意将我拉来，要我主编《文史杂志》，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当时十分忙迫，而终于一事无成。予知政学两界不能做事，故有改从商界之心。”他在给朱家骅的书信中也表示以后要在政治之外谋求文化事业，信中说：“欲致力文化事业者，必当置身政治之外，乃可求自由之发展也。”
抗战后期，顾颉刚转向和图书出版公司合作，出了《中国名人传》等有影响的通俗读物。在顾颉刚方面，一方面是想借此减轻战时经济的压力，他说：“深感到经济基础不稳定，无论办事或治学总是没有根的，所以很想借此打好我的经济基础，再来埋头读书。”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和书商合作、编辑通俗读物来激起群众的爱国心。而在书商方面，本身已有经济基础，又有丰富的商业经验，看重的是顾颉刚的学界名望、人脉资源和主编能力。
1943年，顾颉刚与王云五等人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重点是编辑通俗本《中国名人传》系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试图以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激起大众爱国自爱之心，唤起国人民族意识，他在《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中说：“抗战以还，同人擅于救国之大任，又睹见一般民众精神食粮之缺乏，与旧有读物之低级趣味所笼罩，无以振奋其心志而恢弘其度量，中心恻然，认为欲激起其爱国自爱之心，勉为国家民族之健全份子，其秉赋高厚者得蔚为社会之领导人才，事莫急于史地知识之宣扬，而三千年来之先正典型尤当及早化为普及之观感，以作见羹见墙之导引，因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以编辑《中国名人传》为第一事。”而之所以《中国名人传》选题以历史人物为主，是因为在顾颉刚看来，“历史知识里最容易发生兴趣的是名人传记，最能给人以做人榜样的也是名人传记”。
《中国名人传》面向的读者是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人。1943年5月18日，顾颉刚在给好友罗家伦信中展望蓝图说：“名人传之工作，以小学毕业生或中学生为对象，欲于两年之中编成二百余册。”待抗战后“打通之为通俗本中国通史，此书而成，必可唤起国人民族意识，为将来国防之心理建设建一座万里长城”。《中国名人传》规划宏大，颇见顾颉刚之眼光和魄力。“《名人传》目录本二百题，经今日修改，则二百五十题矣。”这些传记，除了请别人写外，顾颉刚自己也写了一些。他在1943年5月20日日记中写道：“《名人传》必须示人以榜样，因将旧稿《晋文公》修改，作为第一册。”离开政界之后，顾颉刚对和资本家合作抱有很大的希望，“予已年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计划必可实现，予亦可以无愧此生矣。兹唯一希望者，即资本家能与予合作也”。虽然与商人合作也有些矛盾，但主要集中于选题策划和投资等经营性问题上，总体上还能合作下去。在政治之外求自由，和商界合作谋事业，顾颉刚此后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彻底离开了政界。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与同人组织发起通俗读物社，遇到资金短细的困难，为了维持和发展通俗读物社，顾颉刚求助亲朋，接洽各方，开始和国民党高层合作，求得资金补贴。抗战时期，顾颉刚受邀出任《文史杂志》半月刊主编，想借此做一番唤醒民众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事业。由于物价飞涨，经费短细，办刊面临很多的困难。更由于机关人事纠葛频发、政治派系斗争等种种因素的困扰，顾颉刚思想上甚为痛苦，萌生去意。虽然顾颉刚受到蒋介石接见，被推荐当选参政员，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密切，甚至为献蒋九鼎作了铭文，在政治上越陷越深，为学界和朋辈多不满。但他仍然坚守了学术本位，坚持了学者本色，主办的《文史杂志》以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民族主义为宗旨，甚少主义的宣传，因此为国民党所排挤，乃至停发经费。失望之下，顾颉刚下定决心离开政界，发誓“从今以后不作政府官吏”，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彻底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