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邦交正常化意义重大
50年前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为两国关系获得新生的起点，掀开了中日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从历史的、对比的角度看，中日关系的这50年，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也做出了地区性、世界性的重大贡献。
一是扭转了自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以来中日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历史轨迹，结束了战后20多年的对立与隔绝，缔造了两国之间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日同为亚洲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和平相处对地区和平意义重大，是对地区和平、安宁与繁荣的重要保障和重要贡献。中日作为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敌对方，通过邦交正常化实现和解，不仅结束了战争状态、改变了双边关系，而且推动亚太地区由此形成了所谓“两个半”力量格局基础上的战略均势，给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维护地区和平创造了条件。
二是促进了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除1972年两国基于国际战略背景、基于应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走近外，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市场消化力不足的压力，这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赋予了新动能，50年来，两国逐步形成了结构性相互依存与深度合作格局。
而且，在全球化、区域化同步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下，中日关系越来越融入多边，中日互利合作带动了地区融合进程，结果是中国、日本、地区三方受益。在携手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同韩国一道，借助东盟“10 3”对话平台，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2000年，在中日共同参与下，东盟“10 3”财长会议签署了旨在建立东亚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2020年，在中日共同推动下，15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毋庸讳言，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大国战略竞争激化、“反全球化”潮流盛行、冷战思维沉渣泛起、美国对华多边压制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与挑战，战略竞争的一面开始显现。
中日地缘相近，存在分歧与矛盾应该说并不奇怪——世界上每一对邻国之间，几乎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分歧与矛盾。中日之间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到今天，靠的是重信守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基于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进行的综合性政治解决，而不是单纯的法律解决，这就更突出了重信守诺的重要性。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日今后能继续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在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是“硬杠杠”，不存在任何添加前缀、后缀、限定词的余地。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方的这一立场在此后的三个政治文件中都有体现。
其中，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就台湾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范，日方首次将“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得到更明确的限定。相关表述发展为：“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一表述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日方立场不再是“理解”“尊重”中方立场的间接式表述，而是清晰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从而更加明确了日方“一个中国”的官方立场；二、“重申”这一表述实际追溯、确认了1972年联合声明有关条款的“一个中国”的含义；三、日方对与台湾关系的定位也更加清晰——仅限于“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就排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关系的法律空间，限制了日本适用国内法干涉台湾问题的选项。
2007年12月28日，日本福田康夫首相在人民大会堂与温家宝总理会谈，就台湾问题进一步阐明日方“四不”立场：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这一“完整表态”体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的胸襟与气魄，也获得了中方的高度赞赏。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实际奉行的是“复合双轨”政策：一是外交-内政双轨，对外一种态度、对内一套说辞；二是对华-对美双轨，在以“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为前提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通过持续加强日美同盟，将涉台干预功能内置于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安排之中。
他们提出，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等国际文件，日本对台湾是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没有异议，但日本已“放弃”对台湾的支配权，至于台湾究竟归属于哪个“中国”，它已经没有资格做出判断。潜台词就是：日本当年将台湾归还中国是归还给了“中华民国”，这样，如果中方主张“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那就会形成“台湾地位未定”的局面；如果中方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那就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局面，这明显是在挖坑。但是，这种诡辩逻辑实际混淆了一个概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所谓“中华民国”的继承是政府继承而非国家继承。与此同时，他们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日本既已“放弃”了对台湾的权利，那么联手第三方干涉中国内政问题的国际法依据又何在？换言之，这种干涉是非法的。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日本又是高度依赖海上航运的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关心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问题在于，日本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表达诉求，谋求与中国正面交换意见，而不是倚仗第三方势力联手对华施压。
三、如何开辟中日关系新时代
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日关系再一次面临历史性选择。双方应当学习老一辈政治家的历史担当、政治勇气与战略智慧，以高度的责任感、历史感，正视、管控并谋求解决好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开辟一个健康、稳定、强韧的中日关系新时代。
一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坚守和平合作底线。真正理解、重视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现实性、必然性，真正理解、践行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是符合两国长远、根本利益及地区、世界利益的智慧选择、不二选择。和平的重要，往往是生活在和平天空下的人们所最容易忽视的。就像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那样，“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二是增强现实利益的纽带，促进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产业、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中日需要不断推进利益相互捆绑，继续让经济合作成为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推进器”。经济领域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点基础领域，尽管日本越来越重视“经济安保”，出现了经济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的苗头，尽管中国在多元化经济发展战略下对日本合作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基于两国相互依存的结构、深度合作的现实，中日在广泛领域仍有极大的合作空间。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日两国都越来越不可能回到封闭式发展的道路上去，所谓“脱钩”论，既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
三是启动战略对话，深化相互认知，构建战略互信。中日50年来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交流亟待加强。中日之间在一些方面“似近而远”，需要真正相互了解。两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等固有矛盾，而且自近代以来包括战后，两国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经历了不同民族命运，战略互信的建立道阻且长，但是从长远看，这条路早晚得走、必须得走。
从地区视野看，战后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实际是以“旧金山体制”为基础形成的，这在今天已经严重脱离现实。今后，亚洲地区如何在经济上防止出现“平行化”，即形成相互平行、互不相交的两个市场、两条供应链体系，在安全上防止出现“两个集团化”，如何实现新时代地区秩序的重构，建立地区统一的、各国平等参与的、体现各方利益的、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是中日作为地区大国所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