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过后，立即传来两件噩耗：首先是九十七岁的星云大师辞世，接着是六十七岁的朱云汉院士病故。前者令人感到不舍，后者使我觉得震惊：一九六七年，我返回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曾经到法学院兼课，朱云汉曾经修过我教的社会心理学。当年上课时，他喜欢针对重要问题，追问不舍的情况犹历历在目，怎么会这么快就走了？
一、胡佛的志业
朱云汉是胡佛教授的高足。胡佛(1929-2018)是江苏扬州人，父亲戴天球曾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获选为第一届制宪国大代表。胡佛从母姓，故姓胡。
胡佛青年时其跟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一样，深受“五四意识形态”的影响，笃信“民主”与“科学”是可以“救中国”的两尊“洋菩萨”。1949年五月，胡佛随父亲从上海乘船抵台，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国爱莫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主修“美国政府”与“美国宪法”。获得硕士学位后，返回台大政治系任教，即以“推动民主宪政”作为终身志业。
那时候，正是台湾党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75年，在《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的支持下，《中国论坛》成为当时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舆论阵地。胡教授参与笔阵，他跟杨选堂及韦政通三人，可以说是让这个阵地发挥巨大能量的三位灵魂人物。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写出数百篇政论，鼓吹民主宪政，并且和杨国枢、张忠栋、李鸿禧等人致力于党内外沟通，成为社会公认的“四君子”，国民党内人士则戏称之为“四大寇”。
1979年十二月，美丽岛事件爆发，胡佛等人不顾自身安危，多方奔走，营救因该事件而被收押之嫌犯，最后终于获得蒋经国约见，而使美丽岛事件能大事化小。
1986年九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胡教授和陶百川等中介人士的折冲与协调下，历经艰辛，终于化解了朝野冲突、零和对峙的危机。
民进党成立后，朝野对立情况日趋严重。1989年四月，杨国枢与胡佛等人倡议效法英国“费边社”，号召学界及社会菁英，共同组成“澄社”，胡教授身为关键发起人，并亲自撰写成立宣言，原本期望社员处在朝野之间，可以发挥“论政而不参政”的“中道”精神；不料事与愿违，“澄社”成立后不久，内部发生“宪政体制”争议，胡教授坚持主张“内阁制”，但遭到强力反对。他因而察觉“澄社”可能变质为“浑社”，当年十二月，即协同创社成员文崇一、韦政通、何怀硕退出“澄社”。
杨国枢教授是位十分重感情的人。当我发现“澄社”已经背离“论政而不参政的原则”，我也不再参与“澄社”的活动。后来有一次，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还不退出“澄社”？他一脸苦笑，摇摇头说：“嗐！毕竟是自己一手创立的社团……”到了扁政府时代，许多“澄社”成员纷纷出任政务官，“澄社”也背离了创设时的理想，沦为“政务官养成所”。
在大是大非的选择方面，胡教授的作风就果决得多。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开始掌握实权。三年后的六月，邀请胡教授以“宪法学者”的身份，参加国是会议的预备作业。当他察觉李“总统”的修宪意图，竟然是推动“台独”分裂，动摇国家认同，从根本上违背宪政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精神，立即断然退会，拒绝为掌权者背书。当年六月24日，他更带领“台大关心宪改联盟”十多位教授赴阳明山中山楼，递交台大校务会议的修宪建言，及校内近二千名师生联署“反对修宪谋权”的名册，提出抗议，并要求停止修宪。
在两岸关系方面，胡教授生前最担心的是政治人物因为认同错乱，或政治计算，刻意制造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与对岸十四亿人之间的疏离、敌意与对立，他认为：这样的操作手法，既不负责任，也极不道德。
胡佛虽然反“台独”，从1980年代中期，他更邀集同道，组织“中流文教基金会”，剑及履及，推动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但他从来不干预他人或学生的政治信仰，也不认为参加民进党就必然会主张“台独”。
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坚持是“科学研究方法”。从1980年代，他便带领研究生，在台湾开始进行政治文化、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的实征研究。那时候，我在台大心理系开设“多项变数分析”统计课程，他特别要求他指导的研究生游盈隆和陈明通前来选修。1997年，他在几位研究生的协助下，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整理成《政治学科学研究》立本专书出版，从〈方法与理论〉，谈到〈宪政结构与政府体制〉。
他认为：大学必须在自由与自主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实践学术上的尊重理性与开放，因此，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台大校园中，不接受任何不容批评与诘难的学说与意识形态，也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渗入校园，干涉我们自主的学统。我们的学统只有学术权威而无政治霸权。”他所带领的研究生也因而自称“佛门弟子”。
二、“统一是必要之善”
很多人觉得奇怪：像胡佛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为什么会主张国家主义？2013年，他以〈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为题，接受《观察》月刊的专访。他很清楚地表明：
国家层次的自由，是指一个国家不能受到他国的控制与干涉；否则这个国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重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个人“小我”自由，更应重视国家的“大我”自由，因为如果国家遇到内乱、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运作的自由，必无法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及社会的安宁。如此看来，国家的自由可称为“大自由”，是大我透过国家这个政治团体行驶的集体自由；人民的个人自由则是“小自由”，只是针对国家统治机构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权力不要限缩个人自由。从政治体系看，“大自由”与“小自由”不在同一层次，“小自由”必须有“大自由”保障，两者并不互斥。
记者进一步问他：“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他很精辟地分析：
过去日本人先有计划地用皇民化教育来抹去认同中国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后，二蒋又基于国共内战之需，一方面为丑化中共而连带伤及对整体中国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从整体中国立场来看)，出让了局部的大自由(国家主权)给美国。现在，则美、日还想继续控制台湾，将其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台湾，并藉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有形无形都受控于美国，等于是变相的殖民地，根本没什么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乱。
从2001年起，他带领“佛门弟子”，开始从事“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朱云汉教授是这项研究计划的主持人，也是他最重要的得力助手。之后这个研究扩充到东亚13个国家与地区，从事公民政治和行为的变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民主”是可以救中国的两尊洋菩萨之一，但是长期实征研究的结果却一再显示：中国大陆民众对其政治体制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都相当高。这个稳定的现象迫使他们必须深入探讨其中缘由。
这个故事跟日裔美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论转向十分类似。1990年代，前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崩解之后，福山出版了一本名著，叫《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fukuyama,1992)，认为：二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局势，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点，从此全世界都将走向资本主义体制。
可是，福山很快地就发现：这种主张跟世界发展的方向并不相符，因而出版一本题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的书，修改他的理论，认为稳定的政权的治理能力取决于三项要件：(1)强大的现代化国家；(2)依法治国；(3)政府问责的能力，能够使人民产生信心。
三、高思在云
朱云汉教授不仅研究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异化，也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大多是施行交杂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镶嵌式自由主义”(imbedded liberalism)。1980年代之后，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却使西方世界逐步陷入危机。而美国“国防/军工/国会”三合一的复合体是导致其政治衰败的主要缘由。2015年，他出版“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反思”，很坦诚地说出他的见解。
为了确保自己论述的正确性，朱教授利用他“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的双重身分，不断地和国际政治学者交流意见，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其中文译本于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然而，他的观点却得罪了政治立场不同的当权派。2021年，和他同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维尼、跳虎与台湾民主》的书，直接点名批判朱云汉，说他常发表极端称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非常严重的误导读者”。朱云汉2012年在台湾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模式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外，开创出了第三条道路。“他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朱云汉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这个论点，引发朱敬一的高度不满。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这三十年间所推动的土改、斗争、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土法炼钢、文化大革命，加总起来人民死亡至少六千万人。以大跃进为例，毛泽东要求农民“密插秧”，声言“胆量有多大，产量有多大”，逼着各地只好谎报生产数字。中央以谎报数字抽粮税，于是人民剩下来的粮食不足，却又在高压体制下不敢言语，乃造成四千万人活活饿死。这就是朱云汉口中的“体制摸索奋斗”？因此，他认为：朱云汉的说法是为中共“擦脂抹粉”、“论述苍白且错误百出”、“明白悖离人本精神”，“岂止是令人遗憾”！
乍看之下，朱敬一的批判似乎有其道理。因为“四人帮”在1976年垮台之后，中共自己也否定他们在这段期间的作为，并且把“四人帮”的垮台，称作“拨乱反正”。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由“乱”而求“治”，最后走上“正”轨，这就是一种“体制摸索”的过程。朱云汉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是根据他多年研究心得所做出的结论。在朱云汉看来，朱敬一书中痛斥的那些“文革乱象”，正是中国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所以他特别强调：“很多人因此而牺牲”。
从这样的析论来看，他们两人对于这个议题，其实各有立场：朱云汉院士的立场是“知中”。他站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立场，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要有“同情的理解”，并且要求他自己，以客观中立的语气，论述他的研究发现。朱敬一院士则是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数百年的人文精神”，坚决反对“共产极权”。然而，在2020年台湾的政治氛围下，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书发表会上，公然批评另一位院士“亲中”，这等于是给他戴一顶“红帽子”。我原本以为朱云汉会出面辩驳，但是他没有，他选择沈默。
四、“台湾必须觉醒”！
最近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很多人担心：在美国不断“加柴添火”的情况下，两岸随时可能擦枪走火。新北市长侯友宜主张：“不当强国的棋子”；执政党赖清德立即回应：不可以让“疑美论”成为社会共识。2023年元月，朱云汉抱病在“天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军售地雷，台湾必须觉醒》的文章，警告国人邪恶的美国鹰派，打算把台湾的剩余战略利用价值，透支到极限。把台湾蹂躏成为废墟后，北京即使拿下也只剩沉重包袱，至于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是否将陷入绝境，将失去战后七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成果，美国毫不在乎。在美国政府威逼下，台积电将最先进的三奈米半导体生产线设置在亚利桑那州，并陆续释出最核心的技术。美国强迫我们恢复义务役、准备打巷战，近期1.8亿美元军售案，都可看出这种战略思维。有另一位“院士级”的台大敎授公开出面叫阵，说“疑美论”如果占上风，将会“弱化台湾防卫”，“使台湾走向败亡”！
言犹在耳，事隔不到一个月，竟然传来朱敎授英年早逝的消息！这时我才深刻体会到：他以“中研院院士”和“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的双重身分，发表这些言论，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
朱云汉逝世后，我仔细回想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识倡议“知中疑美”，其实传承了胡佛教授当年创立“澄社”时的“中道”理想。胡教授生前经常对老友慨叹：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台湾，学术界讲究的是“西瓜偎大边”，所以很难找到“中道”的市场。然而我却相信：他们师生二位“穷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知中疑美”，正是拯救台湾的“不二良方”。有议之士，请三思后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