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日双方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忘初心”“重温初心”等话语常常成为活动主题。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是什么？为何50年后仍被双方所珍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可以归纳为三点，即战略远见、政治勇气和求同存异。
杨伯江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首先是战略远见。在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形势下，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现实威胁，也就是苏联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在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的国际战略格局为之一变，符合当时双方的共同利益需求。
其次是政治勇气。“在今天来看，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合理的、智慧的、正确的选择，但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比如之前整整20年，‘旧金山和约’在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使中日邦交正常化面临复杂的形势。在日本国内，广大民众和经济界也渴望恢复与中国的邦交，恢复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但是，日本的亲台势力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力量。包括日方领导人在内，要决心推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确实是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杨伯江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还包括求同存异。杨伯江说，无论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还是此后50年间，中日作为邻国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就是能够超越这种矛盾、分歧或是差异，从两国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实现邦交正常化，实现和平相处、互利合作。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存在差异，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据中方统计，中日贸易额从1971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了2021年的3714亿美元，增长了370倍。杨伯江表示，在中日关系的“知天命”之年，双方应该总结的最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和平合作、互利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对中日关系50年的发展成果，我们一定要给予充分、恰当的评估。首先确实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都有经贸数字可查。”
在投资方面，截至去年年底，日本对华累计达到1200多亿美元。中国对日投资起步较晚，但也已累计达40多亿美元。杨伯江说，日本在华企业有3万多家，关系到多少人的工作岗位和多少家庭是可以推算的。因此中日互利合作确实让两国民众从中受益。
“第二条就是要重信守诺。”杨伯江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是比较特殊的。双方谈判过程比较迅速，从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到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只用4天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其后1978年的8月12日，双方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
杨伯江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是一种体现东方智慧的综合性政治解决过程，而不是纯法律的解决过程，这是以中日双方同为亚洲国家共有的东方智慧和东方文化为前提的。因此，政治解决背景下，在历史脉络之上，更需要遵守以往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做出的郑重承诺，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
迈向下一个50年，中日两国学界应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在杨伯江看来，中国学界是大有可为的。战略研究界应该深化同日本学界的学术交流，加强对一些深层问题的探讨。例如战后亚洲的政治安全秩序是以“旧金山体制”为基础形成的单边主义秩序，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位置在哪里？中国的作用在哪里？中国的角色在哪里？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杨伯江指出，亚洲地区的秩序已经来到一个需要思考重构的历史阶段，这应该成为学界的一项学术事业。
中日各领域合作的潜力如何挖掘，也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社会治理或亚洲区域治理、东北亚区域治理等方面，在实践之前以先期研究为基础，获得智力支撑。
“关于中日经济关系，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日本的经济实力，我们看到gdp（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看到gnp（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日本的海外资产。”杨伯江指出，中方既要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依赖，也要看到中国对日本的需求。“对方对我们的依赖，可能量更多一些。我们对对方的需求，有些还是处在重要的部位的。把这样的问题搞清楚，对我们的决策非常重要。”
学术研究也会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杨伯江表示，学术界应该面向国际和国内，让一般的民众了解到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全貌，从而对外交和国家利益有更多深入的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