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构建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而且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东亚地区进入前所未有的“中日两强”时代，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对华认知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这也导致了中日民众产生了情感温度差。但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却出现了有别于其他年龄层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且对华亲近感也高于其他群体。这与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及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途径等因素有关，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2020年11月10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本外务省支持，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正式开幕。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致辞指出：“民间友好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两国民众感情出现反差是一个事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在我看来，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似乎出了偏差和问题。”中日民众之间出现的感情温度差值得我们反思，但日本官方和民间的相关报告显示，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却表现出与其他年龄层不同的特点和趋势。
青年群体作为一种不可重复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现象，其思想对于塑造未来成年后的认知取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尝试厘清相关核心概念及梳理日本青年群体主体性文化的演变历史，把握其对华认知的现状，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应对措施，为丰富和发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借鉴。
一、核心概念与演变历史
（一）何为“知”？
“知”的范畴应该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场域。所谓“认知”是认识主体（自我）对认识客体（他者）的判断，是解决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客体对象是文明、先进、富裕、强大，还是愚昧、落后、贫困、弱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进取、政治开明、技术发达、社会安定，还是因为思想保守、政治黑暗、技术落后、社会混乱？等等。第二个场域“态度”，则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认识客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判断而产生的主观立场，是主体直面客体的好恶心态及应对客体的政策主张，是解决认识主体即“自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例如，面对客体对象，认识主体情感上是羡慕、喜欢还是蔑视、讨厌？行动主张上是接近、亲和还是疏远、敌视？等等。
因此，我们在探讨日本青年群体对华认知问题时，要把握好两个关键“场域”，一是日本青年群体对中国的客观认识是什么？二是日本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主观态度是什么？方能从“学理性”的研究视角更科学地把握日本青年群体对华认知的现状与变化规律。
（二）何为“青年的认知”？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青年”和“青年期”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青年期”作为一个人类代际周期循环的生命现象与社会现象，属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领域。而“青年”则作为一种不可重复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现象，是一种未完成的理想形象，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青年作为一种哲学，或者说作为社会、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上的“青年”，是国际青年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以日本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指探究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而存在的日本青年群体，其对华认知具有怎样的特点特征，找到其影响因素。
（三）日本“青年”文化的认知主体性演变
二战后，日本“青年”文化的认知主体性从其诞生、觉醒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是日本“青年”文化认知主体性的诞生阶段。在日本，青年一词可追溯到明治时期。青年在当时被定义为将来要投身于国家建设，但尚需被指导，还未成熟的年轻人群。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面临着复杂的外交局面，国内各种政治主张与社会思想相互冲突，带有反抗色彩的青年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二是日本“青年”文化认知主体性的觉醒阶段。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青年群体的反抗性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是跨国家的。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契机，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青年掀起的反抗文化及青年们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三是日本“青年”文化认知主体性的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青年不再从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开始偏向个体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兴起了“新国家主义思潮”，主张强化国家观念，树立国家权威，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该思潮的影响下，日本青年本质上并没有走向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建立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新的集体价值观，在涉及日本国家利益的日本“入常”、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日本青年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数据的膨胀，世界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各国青年也正在成为“网络的一代”，主要表现在珍视自由个性，在认识领域表现为质疑传统与权威，倾向于自由地观察现象、思考问题并自主寻找答案；情绪化引入政治，青年对待政治的态度为主观化和自由化；主流意识被亚文化“小圈子”离散，个体政治价值陷入多元、复杂的社会意识纷争。
总之，以上有关战后以来日本青年群体文化认知主体性的演变过程的梳理，为分析当前日本青年群体对华认知的变化与影响因素提供历史视角与依据。
二、日本青年群体对华认知的现状
本部分主要依据官民合作报告、官方报告以及民间的三份舆论调查报告，来探究日本青年群体对华认知的现状及特征。
（一）官民合作报告：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
“北京-东京论坛”创办于2005年，每年一次，在北京与东京轮流举办，已成为两国间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官民互动综合性交流平台，在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增进民众相互理解与互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年11月，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以线上的方式召开。该论坛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良好印象的占比为10.0%，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占比为89.7%。而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良好印象的占比45.2%，对日本持有不好印象的占比为52.9%。从民间层面来看，该报告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整体较低，且不好印象的占比居高不下；二是相比日本民众而言，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反而占比较高，中日民众出现了“温度差”的现象。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并不牢固，且存在偏差。
（二）官方报告：日本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报告”
从整体层面来看，民意基础薄弱，特别是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持续偏低，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关系有待加强。从不同年龄层来看，其对华认知存在差异，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好感度表现出新的特点。日本内阁府会定期发布“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报告”。该报告会以年龄层为划分标准，针对中日关系设置出三个模块进行舆论调查，一是“对中国的亲近感”，二是关于“中日关系现状”的看法，三是“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重要性”。在此，本节选取了该调查最近三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数据，并进行观察和考量。
2018年日本内阁府选取了1663人作为舆论调查对象，其中，18~29岁为169人，30~39岁为206人，40~49岁为286人，50~59岁为286人，60~69岁为300人，70岁以上为416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对中国的亲近感”问题，有亲近感的总体占比为20.8%，感受不到亲近感的占比为76.4%。而18~29岁的青年群体（169人）中，对中持亲近感的占比数据则远高平均值，达到36.1%。针对“中日关系的现状”，18.3%的人认为中日关系目前为良好，不认为是良好的占比为78.1%。但18~29岁的青年群体认为中日关系现状是良好的比重是最高的，达到了26.1%。有关“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问题，81.2%的人认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很重要，不认为重要的占比为15.0%。其中，18~29岁青年群体认为“非常重要”的比重依然居高，达到了81.4%。
2019年的内阁府舆论调查选取了1608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18~29岁为164人，30~39岁为166人，40~49岁为262人，50~59岁为263人，60~69岁为299人，70岁以上为454人，调查结果如下：关于问题一“对中国的亲近感”，总体而言，有亲近感的占比为22.7%，感受不到亲近感的占比为74.9%。其中，18~29岁的青年群体（164人）对中国的亲近感比重相比上年有较大的提升，高达40.8%。关于问题二“中日关系现状”的调查，认为当前两国关系为良好的占比为19.4%，持相反态度的占比为75.5%。其中，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23.8%的认为中日关系良好，比重是最高的。关于问题三“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的调查，认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很重要的占比为75.1%，不认为重要的占比为20.5%，整体数据比去年有小幅回落。但18~29岁的青年群体认为中日关系发展很重要的占比为84.8%，不仅高于平均数据，且相比上年有小幅提升。
2020年的舆论调查对象为1865人，其中，18~29岁为213人，30~39岁为216人，40~49岁为337人，50~59岁为312人，60~69岁为319人，70岁以上为468人，其中关于问题一“对中国的亲近感”，有亲近感的总体占比为22.7%，感受不到亲近感的占比为74.9%。18~29岁的青年群体（213人）对中亲近感比重相比上年虽然有小幅回落，但依然是最高的，达到了34.3%。关于问题二“中日关系现状”的调查，认为中日关系目前为良好的占比仅为17.1%，不认为是良好的占比则达81.8%。但18~29岁的年轻群体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重是最高的，且相比上年有小幅上升，达到了34.3%。关于问题三“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的调查，认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很重要的占比为78.2%，不认为重要的占比为20.6%。其中，18~29岁的青年群体认为中日关系发展很重要的占比重最高，达到86.6%，相比去年而言也有小幅提升。
日本内阁府报告显示，虽然从整体数据来看，日本民众的对华亲近感并不高，且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持有悲观认知的占比较高。但18~29岁的日本青年群体却表现出与其他年龄层的差异性，不论是对华亲近度还是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重要性，相对比其他年龄层，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都表现出较为积极的特征。
三、日本青年群体对华认知的影响因素
按照传统的日本对华认知分析范式可知，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依赖于“三面镜子”。首先是中日之间的“互镜”，即中日在“自我-他者”互动关系过程中的认知，比如两国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双方在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产生的差异性问题等，都会引发双方认知的变化；其次是西方作为“第三面镜子”的出现，即近代以来日本无法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试图以“西方之镜”映照出日本在东亚先进大国的影像，与西方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共鸣。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日本主流的对华认知不同，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却呈现出较为正向的变化趋势，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后真相”的时代背景。在信息化爆炸和社交网络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青年群体普遍珍视自由个性，在认识领域表现为自由地观察现象、思考问题并自主寻找答案。面对权威媒介的政治信息、专家的政策解读以及官方的正面报道时，青年群体倾向于从自身的立场去解读“事实”，跳出权威对解释框架的“垄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这种对传统和权威的质疑，以及对信息和现象进行自主思考与解读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日本主流社会或传统框架所构建的对华认知体系，有利于日本青年群体通过独立自主的方式与渠道去探究、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
二是客观的“认知”场域视角。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联系，对日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确实在提升。日本学者认为：“2020年，在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当中，中国是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疫情暴发后，中国不仅迅速稳住疫情且保持了经济的正增长。因此，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会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日本青年群体同样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今后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可，展现出日本青年群体主体对中国客体“认知”场域的客观性特点。这主要归功于日本年轻人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而不是只依赖于传统媒体。例如，据一份民间调查报告显示，对中国持有良好印象的日本年轻人，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主要依靠网络（80.4%），其次为推特、facebook、ins、youtube、tiktok等sns社交媒体（71.4%）。而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日本年轻人，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主要依靠电视（78.3%），其次为网络及社交媒体，占比均为61.7%。
三是主观的“态度”场域视角。如上所述，“知”的范畴除了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知”之外，还包括“态度”场域，即在了解客体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观立场与判断。据内阁府的官方报告可知，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亲近感”远高于其他年龄层，意味着对中国“态度”的场域带有与其他年龄层不同的主观色彩。究其原因，一方面，当前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印象起始于中国正在崛起的宏观时代背景，而没有见过曾经贫穷、落后的中国，这是区别于其他年龄层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华的亲近感也源于是否对中国有实际的接触。例如，是否有去中国的留学、旅游的经历，身边是否有中国朋友，是否有学习过中文等因素，也对青年群体的对华亲近感有直接的影响。
总之，影响日本青年群体对华客观认知和亲近感的因素有很多，但与其他年龄层相比，日本青年群体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日本青年群体多借助于“网络”“社交媒体”“学习中文”“实地旅游/留学”“结识中国朋友”等方式来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实际发展和社会情况有较为客观的把握。而其他年龄层或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年轻人多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来获取信息。某些传统媒体利用印象操作工具，使得部分民众的对华负面印象上升，这势必会影响其对华认知的客观性。正如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就中日民众为何会出现好感温度差的问题指出：“受访者的年龄差异、两国民众获取对方信息的不同方式，还有是否去过、何时去过以及去对方国家目的等因素，是造成两国民众‘温度差’的主要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日本不同年龄层会对中国的客观认知和亲近感问题上出现差异性。
四、几点应对措施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以及好感度相对比其他年龄层而言呈现出较为正向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十分有必要探讨如何以日本青年群体为突破点，提高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本文认为应该结合公共外交，对该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举措。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它不是一国政府对他国政府之间的外交，而是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将外交工作开展至一般民众层面的一种外交方式。
（一）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相结合，推动对日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化与规范化
目前我们对日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尽管参与主体呈多样化，但很多参与主体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展对日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维度。在继续扩大对日公共外交行为体外延的基础上，应该深度挖掘各行为主体的公共外交潜能，提高各参与主体的对外公共外交的能力。一方面继续夯实政府之间的合作基础，利用官方平台，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中日两国政府自1979年就开始开展的“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设定“中日青年友好交流年”、充分挖掘“孔子学院”的优势等为两国青少年增进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加深友好感情提供机制保障；另一方面还应充分发挥非政府行为体在对日青年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例如，强化华人华侨、在日留学生、赴日游客等主体在改善国家形象、增进两国友谊方面的认识，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官”的重要作用。再如，高度重视中日友好团体的重要作用，依赖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协会、日中友好会馆等组成的“中日友好七团体”在搭建中日青年群体友好交流多方平台方面的潜在能力。
总之，通过整合和规范已有的对日公共外交主体，通过多元、多样化的主体塑造，来推进对日青年群体公共外交的发展。
（二）拓展信息传播途径，丰富对日公共外交产品
在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上，王毅表示“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大众和社交媒体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因此，除了继续夯实原有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大众传媒的对日传播基础外，还应积极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发声。
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媒体主要包括line、twitter、facebook、instagram、tiktok，这些网络媒体在日本年轻人当中的使用率都相当高，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这些网络媒体获取信息。nttdocomo移动社会研究所2021年的调查显示，从不同年龄段的sns使用率来看，line在10~70岁的所有年龄段都被广泛使用。line在10~30岁中有9成的人使用。继line之后，twitter在年轻人中也很有人气，twitter的使用者中20多岁的人约占7成。instagram在年轻人中同样也很受欢迎，10~50岁之间的使用率比facebook还要高。facebook在所有年龄层的使用率都是2~3成左右。tiktok在10多岁的人中拥有压倒性的人气，10多岁的使用率为31.1%，比facebook还要高。
而我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几乎未在这些社交应用中注册账号。东京中国文化中心虽开通了instagram，但是它开设账号的时间是2018年，迄今为止共计发布几十条信息，关注人数仅为百人左右，另外它没有开通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也没有充分利用youtube以及niconico等视频网站。即便近年来中国驻外机构在新媒体公共外交上的投入初见成效，但思维仍停留在传统媒体运营方式上，或者未能根据驻在国受众群体特点及媒体平台特性进行适当调整。例如，对日公共外交的行为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文频率不高，且文章多是转发，所传达的信息过于统一、不具多样性，发文时间也不确定。这会直接影响到受众群体对网络媒体上的对日公共产品的关注度、点赞率以及转发量。为了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力，有效影响驻在国受众，应该进一步拓展深化信息传播途径。
除此以外，在人文交流方面，本文认为有必要增强我国时下的流行文化、流行音乐、电影等一些代表年轻人的元素在日本的影响力。各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应该创新思路，将传统元素年轻化，综合传统、艺术、美学、科技等要素，俘获日本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崇敬之心。“年轻化”的对日公共外交不是单纯的迎合，而是在推行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注意加入青年元素，不断充实对日传播文化的内容使其内涵得到丰富和提升。
（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调整对日青年公共外交政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相关技术在提升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整体效果方面的潜能有待挖掘。以网络为媒介的对日公共外交涉及的主体更多元、客体更分散、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广泛。在新型对日公共外交的议程设置、方案实施、效果监测、政策调整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大数据技术提供系统的信息支撑。大数据能够有效集成国家各个领域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增强国家制定前瞻性战略的能力；能够实现信息跨部门共享，真正实现大数据在决策中的常规运用，最终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最直观来讲，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向受众群体投放更为精准的公共外交产品。
结语
人文交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战略和国际舆论传播指明了方向。中日关系是21世纪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而民间友好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但目前两国民众感情基础较为脆弱，日本民众对中国依然没有形成客观的、正确的认知。
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本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与好感度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新兴的生活方式正在引发日本年轻人的兴趣。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日本青年群体的公共外交能否打破中日民意基础薄弱和两国民众感情温度差的“僵局”，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高梓菁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国辉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