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繁荣与困惑并存：马克思主义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现实处境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几乎几何级的速度蓬勃发展[①]，马克思主义学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可能是最庞大的学科[②] ，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会议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的科研项目日益增加[③]，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日益庞大，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可说是一片繁荣。但是，在这表面繁荣的背后每个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或研究这个学科的人员都会感受到隐隐约约的茫然、困惑、甚至危机。这种茫然、困惑的感觉当然不是来自生存方面的因素，不是出于物质因素的考虑，反倒是这些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满足、自由激发了他们进一步超越现实生存条件的冲动，从而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感觉；具体说来，最根本的困惑在于不明白学科研究的对象、不清楚学科研究的方向，不知道自己的发展前景。具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目前某种程度上的困惑、茫然。
1.研究对象不甚明确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大特点是“先生孩子，后上户口”。
就是在对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学术传统、学术规范等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之前，先把这个学科确定下来，然后再整合队伍、更深入研究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个学科的设立没有一点基础，没有任何准备，只是相对其他成熟的学科而言准备做得还不够充分而已。应该说，这个学科的设立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比如有一支比较稳定的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高校普遍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教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专业如哲学系、政教系、中共党史系等也都程度不同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甚至其他专业如历史专业和国际政治专业等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更不用说多如牛毛的各级各类党校、军校以及社科院系统里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了。再比如，科研成果方面，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汗牛充栋了。
但是，实实在在地说，这种准备与其他成熟的、有章可循的学科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其成立之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关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其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前共有6个二级学科（以后会不会增加还不一定，前几年曾有一些人强烈建议将中共党史划进去，政治学也希望该专业从它们这个学科分离出去），但这六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至今还是不很清晰。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主流的专家们强调要从总体性上来把握，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或凌驾其上的普遍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经济学，也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只属于作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其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之所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④]。而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具体研究的人员来说，现实的困惑是：我们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总体性问题？如果我们不研究枝节性的问题能不能把握整体性？如果我们研究枝节性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这是否与其他学科雷同？会不会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界有些人抱怨的那样“误了自己的地，耕了别人的田”的现象？[⑤]如果总体性研究是指在对于具体问题有了精深把握的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宏观把握，那么这就意味着比一般的枝节研究更加艰难，那么在他（她）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总体性把握之前的研究算什么呢？同样，那些从事具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研究的人，他们有朝一日达到了总体性把握的程度，是不是就要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行列中来？我觉得，总体性研究可能是个方法问题，不是决定划分研究对象的关键要素。当然，我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谈点看法。看来，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问题还得继续研究下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争议不是很大，但也同样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的难题。
官方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如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⑥]根据这个解释，该学科主要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重要理论成果。
有学者认为，这个学科“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和继承；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说，又处在基本原理的位置上”[⑦]。按照这个理解，该学科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无法了解哪些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哪些是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你就无法作出其是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判断。
事实上，要真正搞好这个学科的研究，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行的，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是不行的，不了解中共历史更是不行。这就使人感觉到这个学科的研究内容极其庞杂，不是一两个学科内容，而是涉及很多学科，自然就很不容易为人所把握。有人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不可能有那么多，需要那么多人来长此以往地研究吧？而且研究这些经验和规律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的把握，这样一来就势必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研究内容重叠。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实证史料为主的历史研究，也是务虚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它与中共党史的关系分不清。在中共党史里面有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方向，专门研究党的领导人思想的，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重复的。当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这样的学科如何加以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设立的时间最长唯一具有本科专业的二级学科。但是在关于其研究对象上依然存在分歧，有人主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有人主张研究思想关系，有人主张研究思想教育现象。而在全国实际的研究者中，更多的人是各自为政，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开设什么课程，就开设什么课程，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央设立这个学科的初衷背道而驰。“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边界不清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学科向外开拓研究领域迅猛，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疆域过宽，主干学科发展受到制约，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发展。其突出表现是毕业论文选题过于宽泛。……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设置随意。……学科研究向多种多样，与其他学科重叠现象严重，有些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系并不紧密，如“全球化与全治理研究”、“社会主义治国理论”等现象普遍存在。”没有较为明晰的研究边界、盲目的论域扩张，看似学科发展红红火火，实则存在着较大隐患。[⑧]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更是纠缠不清，它的研究内容与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几个学科纠结在一起，很难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加以明显的区分，虽然在具体的授课中可以有所差异。按照国务院文件的规定，这个学科主要是让人们明白近代历史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的，其重心在于史论，而不是史实。但是，任何史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史料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史料为基础，任何史论都是苍白无力的。关于近代史可以有很多的研究、认识视角，大家所熟知的现代化视角、社会史的视角也是以具体的史料为基础的，只不过大家对于这段历史中丰富的资料具有不同的取舍和解读而已。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所奉行的革命史范式当然有其客观的依据，但是在一些近代史研究者看来，光讲革命史（包括建设史）是不是不够全面？支撑革命史的那些史料当然需要学习，但在学习、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总不能按需所取地寻找史料，必须接触大量其他材料，而这些材料未必一定支撑革命史的范式，如果不注意这些材料，似乎与科学研究的“求真”精神相违背；如果充分地注意这些材料，势必违背本学科的宗旨。如果从广阔的视野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基本问题研究只是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里面的一个学术流派、一种研究范式、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而后者却不能包括前者。这样一来，使得从事后者研究的人员感觉到缩手缩脚，而在实际研究中可能会放开手脚回归近现代史研究的谱系。
至于其他几个专业的研究对象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不清的情况，这里不再作分析了。
2.研究队伍的专业化、固定化不够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研人员基本上都是过去高校、专业院校、研究机构里从事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员所组成，由于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很强，具体课程变动不定，使得其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研究内容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长期没有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研究内容，从而使得这支队伍的研究方向缺乏相对的聚合性，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专业基础、科研成果内容极其复杂，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同在一个二级学科，有搞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管理学的、法学的。如果从多学科交流、渗透、借鉴的角度来看，这种学科知识多元化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是有利的，现在的边缘学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看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种多学科协同研究主要是就一些成熟的学科而言，对于那些还不成熟的学科来说，这种庞杂的知识基础是不利于其自身的成熟和发展的。这种多学科背景使得大家很难对这个学科建设形成一个共识，很难找到大致集合的方向，自然无法开展有利于本学科深入的学术研究。如果一个相同学科的研究队伍缺乏知识、兴趣的共同性，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支队伍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损害。
3.学术传统没有形成，学术规范的独立性不够清楚
学术传统一般是指成熟的学科而言，比如研究方法、核心问题、表述方式、思维方式、研究资源、研究对象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刚刚成立，虽然过去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学科，故而其学术研究的传统是各不相同的。现在既然要整合在一个新的学科下面，就需要对过去各自具有的学术传统进行扬弃，继承其有利于新学科的部分，抛弃其不适合新学科的内容，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大问题。由于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的研究生一入门，不知道读什么书，他们无法从本专业的角度进行自学，而历史、哲学、文学这些学科的研究生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和悟性去自学。因为这些成熟的学科有自己的固有研究对象，有经典的必读书目，有研究的方式方法。可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生和老师呢，却很难开出具有自己专业特色的经典书目出来，我们有许多经典，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多如牛毛，但这些很多是资料，不可能要求学生都去看这些资料；我们缺的是高水平的研究性的著作。我们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可以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但是如何保证让人一看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呢？否则，有可能变成一个大杂烩，失去了学科的严谨性、专业性。
4.学科知识基础有待整合、明晰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历史学有历史哲学、史学史、古今中外的通史和专门史以及方法论，哲学有逻辑、哲学史、宗教学、种种具体哲学。这些基础知识很容易使得经过这门科学学习的人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才，无论有用与否，它的知识性是不可否认的，它的专业独特性是明眼人很容易发现的。在这方面，就全国来说，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做得还不够好，我们还缺乏独立的系统的知识基础，我们培养的学生的专业性还不够明显。所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必须要在整合本学科的知识基础上下功夫，努力使得这门学科具有吸引社会、服务社会的知识基础。
如果这个学科确立一套内容丰富、别具特色的知识基础， 那么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该专业的毕业生的毕业分配也就不会成为主要问题（就是在目前该专业学生就业率也不比文史哲专业的差[⑨]，其为人们所冷视是市场经济下人文科学整体失落的大环境所决定，其要害问题不是就业率问题，而是科学性问题）。
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对其存在合理性的质疑。虽然从目前国际通用的学科分类法来看，设立这样的学科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但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治学模式，即以问题为中心。比如，中国是个史学传统浓厚的国度，但在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分科；中国的古代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却同样没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史学、哲学思想的价值。还有，著名的红学研究，也没有谁否认它的学术意义，虽然它在目前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学科，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一般地都把它视为与学科差不多的学术概念。这个红学研究涉及很多学科——美学、文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涉及的领域越多，说明该研究领域的价值越大。易学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设立这个学科是中国传统的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学术理念的反映，有它的合理性的方面。只要我们的研究深入、全面，既有学理性，又体现时代性，那么，这个学科就既能在学界站得住脚，又能对政府、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虽然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具有重复的内容，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做得有特色、有优势、有针对性，它就一定具有生命力。基督教分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后，它们的信仰和研究的对象不都是上帝吗？不都以《圣经》为基本的研究文本吗？它们的这种重复反而促进了基督教的繁荣发展。
二、政治性与学术性共生：马克思主义学科前进的双轨路径
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鲜明特征，离开了政治性这门学科就没有独立的必要性了。这个政治性的最大要求就是要为近现代中国的革命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要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如果我们不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而是仅仅考虑利用学科做一些个人的爱好工作，那从根本上就搞错了研究的大方向。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央为何要设立这个学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扬弃使人感到了困惑，一些人以为我们改革的一套做法都是西方的主流理论指导的结果，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有效性；一些人借口对改革开放进行纠偏，以为我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产生了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然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二要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三要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理论工具，所以这个学科既不是单纯的人文学科，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学科，而是一个基础性、应用性俱强的学科。这个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功能不是单一性的。首先，它需要解决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整合问题；其次，它需要提供历史发展合理性解释的理论支持；第三，它需要承担现实变革所需的方针政策创造的责任；第四，它承担着向所有的社会管理者提供思想方法论的任务；第五，它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强大的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准备优厚的人才基础。
当然，强调政治性不是说要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完全跟着政府脚步走，决不是仅仅上面说啥我们就研究啥、上面让我们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也不是简单的跟风，而是强调我们的主流研究的取向要注意从意识形态上、从历史现实的合法性上、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来开展我们的工作。我们所从事的学问不是一般的供自我把玩、自我欣赏的艺术，而是要考虑到人类、国家、社会发展大局的大学问，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问。我们所注重的政治性不是简单的诠释学，不是仅仅像经院哲学似的先有既成的观念再有具体的论证，我们注重政治性是要注意关注现实问题，注重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重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强调政治性是为了避免空谈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是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离开了现实的政治性来谈马克思主义，似乎具有学理的意义，但这完全可以是个人的行为，用不着政府的兴师动众。
强调政治性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正确定位。毫无疑问，在外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流派，是西方思潮的一种，何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学科去加以研究呢？如果不是站在政治的高度去看待，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其必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种思想流派，它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国人民认知世界的一种科学工具，是亿万人民投身其中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对于这样的一种思想流派当然已经不仅仅是个别个体学者研究的责任，因为个体的研究某种思想流派重在把过去的思想弄明白。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却不是这样，我们不仅要把她过去的真实内容搞明白，我们更要把她的思想脉络在中国的实践中延续下去，这就发生了如何继承发展的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实践其思想理论的问题。这样的思想理论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为涉及国家的性质、社会的结构、千千万万民众的利益。
强调政治性是为了给置身这门学科研究的人们指明正确的研究取向。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钻进故纸堆去寻找绝对的真实——虽然这是必要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现实政治发展提供各种答案，我们更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进行勇敢的探索。
如果说政治性是这门学科的目的和方向，那么学术性就是其基础。任何一种学科离开了学术性是不敢想象的，因为它丧失了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精神——“求真”。没有了学术，这门学科所面临的自然是死亡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性最根本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遵循的的学术规范，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方面它不可能有任何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权利，如果说有，那就是它的研究需要更加严格、更加科学的态度和精神。
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性，至少需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要有解剖、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勇气。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简单的偶像去崇拜，我们既然把它视为一种科学，就要以科学的精神对待它，要研究它的文本，要研究它的具体观点、尤其是要注意研究具体的理论观点提出的时代条件、地理条件，要考虑到影响那些特定理论观点产生的时空范围，要把握其真正的精神所在。要注意从心理、生理、个性、环境等多个角度来分析其思想的来龙去脉，要以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之，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视域来考察其价值。总之，既然我们是研究者，我们就是主体，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客体，我们绝不可以像基督徒面对《圣经》那样只有顶礼膜拜的义务，而无理性省察的科学勇气。
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小学问，而是一种大学问。马克思主义研究了人类发展历史，探索了人类发展规律，致力于消除剥削压迫，为人类指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何等的大学问！马克思主义吸引着全世界数十亿人口为了摆脱苦难的现状、实现美好的生存状态而驱驰疆场、横流热血、锐意改革，马克思主义震慑着19世纪中期以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多少少地反省自检、改弦易辙，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这百多年间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现象的扭转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又是何等的真学问！对于这种具有关于人类长远发展战略、直接现实性的大学问，我们不能满足于了解是什么，我们更多地要着眼于为什么、创造什么。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不行的。只有时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指导，我们才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创造马克思主义。
要有博采众长的气度和胸怀。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都不能带有任何的偏见，都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不能仗势欺人、狐假虎威，而只能以科学的态度去征服别人，无论是文本马克思、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和视角，甚至哪怕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个体研究者都要以学术研究的谦逊态度来包容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之外的知识、思想我们也要加以积极的研究和汲取，而不能画地为牢、唯我独尊。须知，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中国国家的指导思想，它的内容就必然是开放的，就必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学科才能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跟。
要能给其他学科发展和社会实践发展提供学术资源。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究竟能给别的学科提供何种学术资源？我们究竟能给社会实践提供何种借鉴？这是检验本学科存在价值的根本性标准。假如我们的学科既不能够给其他学科提供思想、知识的借鉴，也不能够给政府决策、社会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那么这个学科存在的社会基础就自然缺失，它存在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
三、时代性、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生存发展之道
政治性和学术性并举是马克思主义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的两只脚，离开了这其中的任何一只脚，这个学科和这个学院都无法得到顺利的发展。在坚持这两者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学院必须要紧锣密鼓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能指望像其他基础学科那样天天读经典著作、做好基础研究后自然地流淌出一种思想。诚然，这种工作是必须的，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决不能指望慢慢地读完全部马列经典著作，然后再慢慢地消化、理解后才能对于实践提出意见和看法。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生动活泼、瞬息万变的，绝不可能等你把全部书籍都读完了、所有理论问题都研究透了才它才从地上爬起来等待你指引方向，实践在呼唤着理论，理论如果止步不前只能被它所抛弃。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用以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其基本原理，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基础，比起毛泽东当年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时也不知要多多少倍了，比起邓小平当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要多得多。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读过多少马列著作？读过一点，也主要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论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引用任何马列词句；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读的马列著作都很有限，但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如果等到毛泽东把马列著作都读完，那么中国革命事业早就被葬送了。没有读完马列著作不等于不掌握马列著作，关键在于是不是掌握其中的精髓。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是个天才。他从有限的马列著作的阅读中，把握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如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社会主义的理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决定革命成功的关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等等。所以，无论面临如何复杂的环境，毛泽东总是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灵活地制定政策，从而成功地引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读马列著作要精，要管用……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邓小平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在自认为读马列著作不多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指导、创造实践，而不是仅仅纠缠于马列著作的片言只语。一句话，就是要注重时代性和实践性，在这方面，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研究重心问题
重点是体现时代精神。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学科在学术界地位不高，一些人以为是意识形态因素使然，我以为未必完全如此。因为现在我们的党政干部对这个学科的实际重视程度不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这个学科不能给实际工作部门提供直接有效的工具，比如像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那样。也许有人说，我们这个是人文科学，不像社会科学那样应用性强，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实的国家指导思想，因此如果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缺乏的话，就自然违背了中央设立这个学科的初衷。当然，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持，即需要一些纯学理性的研究为支撑，但这主要是从一门学科生理性发展规律而言。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为何那么重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因为当时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全党的信仰、需要马克思主义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来升华党员的思想境界，需要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在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日的现实需要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未来发展目标等棘手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确帮助毛泽东等找到了灵活的方针政策，所以那时我们的党政干部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学习、非常重视这门学问专门人才的培养。
2.关于学术性和社会应用型的关系
先谈一个现象，在中国史学界，搞通史的看不起搞专史的，搞古代史的看不起搞近代史的，搞近代史的看不起搞现代史的，搞现代史的看不起搞党史的，搞党史的看不起搞党建的。但从在现实社会的影响来看，尤其是这些专业的毕业生的分配情况来看，整个情况全颠倒过来了，党建比党史好，党史比现代史好，现代史比近代史好，近代史比古代史好。这个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学术研究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分离，它反映了学术研究不能跟风，要有超前的意识，要做扎实的系统整理工作。学术与政治等世俗社会保持适当的分离状态是必须的，但绝对独立是不可能的，躲进象牙塔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门学科更是要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只不过要注重用学术的精神、成果来关注，而不是盲目地宣传，说穿了，要成为政府的智囊，而不是饭袋。
3.建立起朝气蓬勃的学术团队
一个学科兴旺不兴旺、有没有发展前途，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有没有一支朝气蓬勃的学术团队。这个团队必须有一批德高望重的领头人，一批厚积薄发的中层骨干，还要有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人。所以，这个学科必须在这个方面作很多工作。每一个单位要建立一支年龄、研究方向、学缘等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全国相关的研究、教学单位在该问题的研究方向上也要做出相应的分工，突出重点，显现优势。
4.若干研究思路
从总体上来看，要注重历史过程和现实发展的结合，注重学理性与实用性的结合。具体说来
——要重视基础资料的准确把握。搞纯理论研究的往往忽视这个方面。比如，有人引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的一段话说明毛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明确的对外来文化需中国化的思想，但他所引用的话恰恰是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修改后的文字。再比如，毛泽东在1923年7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过《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强调商人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但很多人只知道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的观点，以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了解他思想的转变过程。
——重视理论修养，汲取多个学科的知识。这个学科理论性很强，如果研究者没有一定的哲学素养，缺乏思辨能力，无法将问题研究深入；如果没有雄厚的史料为基础的话，那么立论的科学性就会受到减损；如果缺乏文学素养的话，那么思想的表达可能因为文字的不畅而受到影响。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百科知识都懂，但尽可能丰富的知识对于开阔我们研究的视角、加强分析透视的能力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必须在本学科的必读书目上形成共识，确定出一些比较大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专业的细化越来越明显，衡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大都看他的专业深化程度，考察一个学科的发展状况也主要看它有无固定的研究领域和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准。因此，一个成熟的学科必然有一些经典的必读书目，有一些比较大的被公认为有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如果一个学科长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存在的学术价值就很会受到怀疑。所以，从事这个学科领域研究的人士必须尽快搞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教学方案，确定一批经典的必读书目，划定一些大的研究方向。这个工作，至少全国该专业的博士点、硕士点单位要认真开展起来。
程美东（1969—），男，安徽无为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教授。
本文写作于2011年，发表于2012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12年出版。
[①] 中国的211院校现在共有110所，我根据手头掌握的其中83所学校的相关材料发现，共有34家学校都明确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46所学校设立了包含“马克思主义”字样在内的教研机构，其余的多数成立了以“思想政治理论”为主名的机构，连西藏大学都于2011年3月成立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全国2000多所普通高校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肯定超出一百家了。
[②] 据2006年1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材料，当时全国被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所属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93个，其中，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72个。72个二级学科授权单位共获得89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23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3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25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点1个，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37个。93个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所属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博士点210个，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24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46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点22个，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66个。另有73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加上2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当时全国实际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94个。还有224个单位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另有15个已经拥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点的单位申报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但未获批准，三项合计为333个。2006年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的实际上可能会多于842个。参见傅佩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一些数据》，http://home.blogbus.com/profile/shawn。。根据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的通知》，又新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12家、一级学科硕士点78家。
[③] 仅17大后教育部设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专项课题就已经持续了5年，每年都有40个左右的课题。至于国家社科基金和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各类课题更是无法计数。
[④] 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⑤]国内某著名高校在1990年代中期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很多搞文史哲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教授都在此点当博导，但对外从来不说自己是搞这个专业的，也很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专注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及至自己原先从事的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后，立即脱离思政，并对思政专业不屑一顾，搞得该校思政专业的创建者们很是难堪，尤其是本来的优势学科专业水平严重下降使他们难过。这的确是个教训，但这不是一个学校的教训，而是该专业在全国性的教训。须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于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始进入全国高校招生计划行列。 1995年后，国家又先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和博士点，这样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体系完备的学科。据本人在2004年从教育部有关部门获得的材料表明，截止2003年10月，当时全国共有207所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这些学校分属教育部、团中央、国家民委、国防科工委、各省教育厅主管。北京共有11所院校招收该专业本、专科生，全国共有该专业硕士点113家、博士点28家。至于2006年后，这个专业更是发展迅猛。但是，至今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还是大家争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
[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05年12月23日下发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的规定。
[⑦]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及研究领域》，载《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5期。
[⑧] 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年1期。
[⑨]本人曾在2004年夏通过对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的调查得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在这些学校历年所有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中也一直是不错的：北师大位居各专业就业率的前20名（该校共有本科专业近百个），武大位居中间，华东师大位居前3名。其他两所大学的就业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应该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正如有的学校的老师所言，思政专业的学生是愁眉苦脸进校门，高高兴兴出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