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价值问题是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个现象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特的先锋角色所决定的，也与知识分子历史书写者的主体有关，而从根本上来看是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精英角色、政治精英角色的独特社会分工所决定的。所以分析研究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很关注的话题，也是一种大众文化消遣的话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是中国现代化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历史，在现代化历史当中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其精神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其精神体系的内容呈现如何的关系？ 这些内容如何围绕着何种主题展开，这个精神体系内容如何变动？ 这些疑问涉及的问题很多，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本文想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系中具体内容的“c位变动”情况作一番探讨。
我觉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无非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是科学精神，一个是人文精神，一个是政治精神。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是求真的，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是求善的，政治精神的价值取向是求什么？ 我觉得政治精神是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平衡的一种美的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种实际意义上的美，是追求美的意义存在，是追求一种特殊的社会共同体的美的存在。这三种精神广义上来说是整个人类精神体系的内容，但是从内容体系的完善性来看是近代之后才趋于成熟的，或者才具有现代性的内容。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轨迹表明，知识分子精神系统的发展基本上是这三种系统不断完善的过程。从认知过程、实践过程来看，科学精神位居第一层次，人文精神位居第二层次，政治精神位居第三层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也无非由这三种精神组成。这三种精神在整个改革开放40多年知识分子的发展进程中总体表现非常充分，但是不同的时期每种精神在整个精神体系中的实践地位是不一样的。这种变动反映出不同时期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系中政治精神为c位，是幕后的精神导演，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在舞台上出将入相、唱念做打的具体演员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简单起源于某种思想理论的直接启蒙。它的启动得以进行下去，关键在于其理念和实践与政治上层人物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暗合。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当然不是无足轻重，但也不要无限夸大。其主要的作用表现在摇旗呐喊、热情独立、深入严密的理论研究方面，这个应该说给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合理思想提供了资源。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事业中起到了精神文化支撑的作用，无论是1949年之后形成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还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具有一定欧美知识思想基础的新知识分子，总体上来看，都为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合适性做道义和制度上的积极鼓吹，没有这个学理、道义的支撑就不可能形成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思维取向、价值取向，完全靠自发的自下而上驱动和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引导，也难以形成理性制约的改革开放文化。知识分子合情合理回应的声音，为改革开放获得文化价值观上的优势提供了强大的资源。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呼应改革开放的基础，表面上是人民基础的体现（比如大量伤痕文学作品的问世等等），其内在的基础性、目的性的内容是拨乱反正的政治精神。在结束“文革”不容置疑的政治声音引导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伦理、传统儒家的伦理、五四以来的西方人本主义伦理都被自然释放，共同诠释着当下政治发展实践的合理性。科学的春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的时代简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精神超越了政治精神，更不意味着超越了人文精神，因为当时恢复高考、建立博导制度、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定性、设立教师节的行为，表面看来是科学精神的弘扬，但是究其实质来看，大多数是对“文革”前做法的回归或者是落实其价值取向的新举措而已，是对于“文革”政治进行整体上拨乱反正的具体措施，是1980年代那个时代政治精神集中的反映。
从1980年代思想界的命题就可以充分看出他们的政治伦理。它们刻上了深深的时代政治痕迹。比如说1980年代大家特别熟悉的启蒙问题、人性问题，包括文化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像流行歌曲、喇叭裤等等，甚至雕塑、朦胧诗等等文学艺术也都深深地刻上了政治痕迹。这些都是对过去政治伦理的一种反动和消解，是以反“文革”政治化来表达文化精神。所以1980年代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精神督导下的文化形式。1980年代还有各种刊物，无论是公开的刊物还是民间的刊物，它们所能吸引眼球的都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话题和观点，包括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活动，甚至是一些知识分子明确的政治行为。
1990—201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系中人文精神为c位
这个阶段的20年是中国发展的快速增长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不到2.7万亿元，提高到2011年的47万亿元，年均增长10.5%左右。这种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大潮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人文精神失落和衰退，但是与1980年代相比较，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系中人文精神得到了发展，居于主流的位次。政治精神在这个阶段严重消退，知识分子多数选择把精力放到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当中，只不过社会大众的视野聚焦于市场大潮，所以社会媒体一味关注了当时“发展是硬道理”理念引导下的社会现象，遗忘了躲藏在社会角落的知识分子的评论。实际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升华和丰富超过了1980年代，具体表现：
相比较1980年代知识分子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1980年代主要是相比较改革开放前的贫乏，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是简单的模仿、翻译外来著作，借用外来的概念和术语。当时流行的多是介绍西方的文字，当时高校老师的学术著作也不足，很多学者的著作形式是主编、副主编，可以说主编成了那个时候高教和社科很多领域从业者科研成果的重要的形式，有一些重要的著作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是简单学习模仿西方的范式，对传统国学相关学术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复归民国大师的观点。相比较1980年代来说，我们可以说19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更加深刻、创造性更加增强了。
对于传统文化思考更深刻了，对于西方研究加深了。国学热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反思增多了，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化思潮都是这一时期被引入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并受到强烈关注的。
学者身份的常态化，我们都知道从1990年代之后博导的神圣光环消失了，原来博导都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1990年代之后慢慢就由各个博士点认定，精英学术政治人物的光环也逐渐消褪，传统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汇聚一体的现象在1990年代逐渐减弱。
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话题中的人文情怀更加浓郁、更加扎实，像市民社会问题、贫穷化问题、现代化问题、人权问题、依附理论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都远远超越1980年代的水平。
学术规范化、职业化的发展比1980年代大大推进了。从论文选题、引文注释、学术话语体系、科研工作者与大学老师的认知资格与程序等都比较过去远远规范化、程序化、严格化。
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78年仅为1.55%，1988年为3.7%，1998年是9.76%，2002年首次达到大众化起点——15%，2010年为26.5%。
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到教育文化生活上面，国际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增强。
这20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由生存政治更多地向生活政治转化。这个时候中国整个国情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培育起到极大催化作用。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拨乱反正的政策已经完全完成了，“四人帮”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肉体上都逐渐地消去，他们的追随者通过清理“三种人”之后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市场经济使得改革开放的政治大局已经决定，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是如何适应新市场经济社会和反哺这个曾经憧憬的社会，也在思考未来社会发展的图景和个人的前程，特别是这个社会发展的走向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去哪里、中国传统基础在哪里的思考，这些思考很有点像哲学三问的逻辑。回答这些问题，只有依据宽广的人文精神才能完成。这个时候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社会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系统做深入的思考。在这个阶段里面，精神文明问题、价值体系问题、价值观问题等一个个应运而生和重新解释，一系列发展文化的举措不断推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
2012年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系中科学精神为c位
2012年之后，“四个自信”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共意识。这个阶段中国最现实的短板就是普遍的对于“卡脖子”技术的忧虑和担心，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学校、科研机构都沉浸在对这一个谜题的解析当中，这是科学精神彰显最直观的表现，内在的则是执着、真诚、朴素、落地的科学精神影响下的一种追求。这个阶段科学精神成为c位，我觉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这个阶段在文化方面已经淡化了中西方差距的比较，更多是从技术等方面考察我们学习的方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坚持学习一切民族长处的理论导向时，有意无意中突出了对于自己主体文化坚守的意识，盲目崇外的意识逐渐淡漠了一些，文化更生、综合创新的意识增强了。
在思维的习惯当中，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对于差异性的因素考量的越来越少，而更多地关注那些确定性的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这表明我们对于人的内在精神性、差异性需求的关注不如此前严重、深刻，投入的精力也不如此前充沛。甚至是以一种毫无偏见的方式对上述内容加以疏忽，对人类复杂性情感需求的满足和关爱，有的时候我们显得有点漠不关心，我们更多是以技术层面的个人和群体问题作为日常生活关注的重点。
文艺作品受众的日益萎缩，日益消解的认知惯性，世俗化的审美取向增加，网络化、虚拟化社交方式、高度技术化的安全保障倾向增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不诚信加深，都标志着现时代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的脆弱性，政治精神在某些方面的无助感。
理论与现实存在某些方面的脱节。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对于长时段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无论是在老师和学生中，在长者及年轻人中间，这个意识显得越来越薄弱。更高层面这样的脱节也相当程度地存在着，我们一些学术理论在现实解释层面缺乏力度。这种情况会制约实践的美好发展，同时我们在有些地方的实践也严重拉低了学术界理论的现实意义。
“淡出思想、凸显学术”的治学导向加强。这种导向在实际的研究中使得文史哲研究中述而不作的倾向逐渐加深，知识分子普遍表现出一种技术主义的研究取向。
当然我把三者每一个阶段重点突出，可能机械了一点，因为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阶段里面三种精神是血肉不可分离的。我所做的解构更多是叙述的便捷，三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是社会发展中必然有一种主流精神来起作用，一般而言，社会结构中政治精神和科学精神应该服务于人文精神的取向，为实现人文精神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奋斗中，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有某些方面很成熟的制度和机制，但是毕竟是在强力赶超的思路上走向快车道，这种特点决定了我们需要进一步深耕细作、吸取更多的养分。当然每一种分析可能都有自己的侧重点，这是学术研究表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所决定的，只能通过文字上面更加谨慎的表述来最大化减少片面性的缺陷，我不希望把某种语境下的分析绝对化，只能以前置性的条件提醒读者们注意。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