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虽然历尽艰辛,终能浩浩荡荡,这托庇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政治。但中国的传统政治不是因陈蹈故、僵化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增宜,毕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也内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之中。进入现代,人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既要继承数千年来已经屡试不爽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又要借鉴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思想,既要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要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把握自己的方向、开辟新的航道,在返本开新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历史巨变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历史变化的根本。确为至理名言。在我们的研究中,商品交换的出现使人们分离为利益彼此对立的私有者,从而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政治的出现不可避免(参见本书第二章、二)。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大发展,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再次让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的运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时期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区别,不是在于商品交换的有无,而是在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成为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简单分述于后。
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被经济学家归结为经济学中的第一公理:个人利得最大化。并成为人们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洪流中,人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将焕发出多么大的创造热情、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就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宏大的历史场面,人们带着狂野的致富冲动,在城市乡村,在异国他邦,在旧大洲新大陆,建厂设埠,招工置产,迅速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渐次展开,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价格更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也越来越广大,人们的物质境遇也水涨船高。同时,可不要忘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把人类从冷兵器时代驱入热兵器时代,武器的精准度越来越高,杀伤力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激发了每个人的致富冲动,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加普遍化、常态化,它让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再难让其他关系插足[2];它在主张平等交换的同时,并不排除用欺诈、暴力、剥削来获取个人利益;它在强调人权天赋的当口,依然可以用奴役、掠夺、侵略去危害他人的个人权利;它在取得政治上的权利之后,竟然将自己的同盟军拒之于选举的大门之外……只有当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之时,它才会承认对手的权利或利益。不过,人与人对立的普遍化,并非尽是弱势者的悲哀,弱势者在强烈的对抗中,逐渐强大,结束了千年以来封建特权的肆虐,在人们权利的无数次博弈中让民主成为政治现实。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财富的井喷、对立的普遍与加剧,对人类是福还是祸呢?
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给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带来了两次大的危难。
十九世纪中叶,当全付武装的西方文明猛力击打中国的大门时,中华民族的厄运到来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内乱接踵,国家残破,历百余年,始能自立,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先于此,世界各弱小民族早就遭受了西方文明的荼毒,在非洲掠奴,在美洲殖民,在亚洲横行,甚至在自己的发源地-欧洲,也是烽火连天,内斗不断。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挟带着强大的物质武器,纵横四海,吸髓而肥,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时至今日,战争的威胁仍然挥之不去,核战争的阴霾笼罩着越来越大的地域，这对于西方文明,未必是福,对于世界文明,绝对是祸。
有人会说,现代西方文明把人类带入了新的时代,虽然手段过于血腥,结果还是不错的。真是这样吗?我们的第二个大危难正要从这里说起。
市场经济让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同时,严重扭曲着人性,人们都成了经济动物,锱铢必较,唯利是图;更不用说因疯狂的逐利心态衍生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走私贩毒;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污染,不只危害我们的身心,还将遗祸后代子孙。与人们的致富冲动相生相伴的,是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普及和恶化,兄弟阋墙、父子陌路、夫妇离异、朋友反目,哪一样不是更多地与经济利益牵扯在一起,至于社会范围内存在的亲情冷漠、人情势利、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则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人类在拥有物质丰厚的同时,注定要情感匮乏,人们在满足个人嗜欲的眼下,却漠视他人的苦难,人类将情何以堪?世界怎能不警醒!
诚然,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人类生存的主要依托,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已经把人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视作人性的存在形式,而市场经济的出现,使人们的创造热情贲张,产品更加丰富多彩,需求向更多的方面延伸,物质条件不断地得以改善,生活水平不断地得以提高,这些都是人性的表露及实现。人与人的对立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这是人与人对立的一种形式),使生产率提高,商品价格低廉, 商业服务细致入微;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争鸣(这是人与人对立的另一种形式),使科学技术硕果累累,文学艺术百花竞妍;政治领域人与人的对立(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使贪腐敛手,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但是,即使物质需求是最重要的,是人性的主要表现,也不能侵蚀甚至危害人性的其它方面。亲情,假使不比物欲更重要,至少比它更珍贵；友情,虽然不如物欲来得实惠,却让人内心充满温暖;精神领域的驰骋,肯定超越“宝马”“奔驰”的飚车;情感世界的漫游,不逊于满世界的旅游;心灵的净化,比环境的治污更迫切;道德的回归,应该更值得人们期盼。如何让人性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之间周旋,历来都是人类文明的难题,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个难题更大、更难解。市场经济让物质世界达到了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顶峰,同时又让人类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前所未有的荒漠化,人类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很可能毁灭在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中。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历史巨变,这正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改变着这段历史,营造了这个时代,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毋宁说,它就是这个难题本身。我们是跟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还是借鉴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实现超越?!
这让我想起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几大古老文明-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传承下来,而另一些更古老的文明,如古巴比伦、古埃及等,由于缺乏这种超越,却成了文明的化石。这有点道理。但在我们看来,实现了真正超越的只有中华文明,自此以往,发皇光大,沛然莫之能御;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虽曾辉煌一时,后来却被基督教文明所取代,尽管在近代又有所复兴;古印度文明不断处于异族的蹂躏之下,虽一息尚存,却柔弱不堪。
“轴心时代”也是一个历史巨变的时期,在西方,城邦林立,相互攻伐,各逞武力,后虽由罗马帝国实现军事上的一统,但精神上、文化上的一统则远所不逮,不久便分崩离析。在中国,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礼崩乐坏,秦始皇以耕战并有四海,但也迅即地殒落了。唯有儒家学说,遵道而行,以民为本,奠定了汉一统的天下,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不论是凯撒的罗马帝国还是嬴政的秦帝国(二者几乎同时),都是以穷兵黩武来实现霸业的,二者几无区别。二者的区别在于,以强称霸,在西方是政治的通则,在中国则只是政治的歧出。
“轴心时代”以罗马帝国的称霸而结束,其后虽然使西方文明(在西方人看来,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一脉相承的)撑持了几百年,毕竟无可奈何花落去;秦帝国尽管也属于“轴心时代”的尾声,但却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如此看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里,我们将再次触及中西方文明最深刻的分歧,在西方,以个人为中心,以人性的放纵为当然,其文明有时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犹似一现之昙花;在中国,以民本为鹄的,以人性善为期许,其文明稳固而长久,有如耐寒之劲柏。西方人以勇武好战为尚,为个人自由而歌,以自我实现为标榜,对人性持放任的态度;中国人深自内敛,躬行自律,追求仁义礼智信,践行温良恭俭让,纯朴民风,陶冶人性,对人性有警醒的自觉。因此,两种文明区别出不同的禀性,西方文明锋芒毕露,放浪自恣,更具扩张力、侵略性,高而见摧,刚而易折;中华文明温润厚重,包容自律,更具坚韧性、持久力,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今天,人类又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上,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的拼搏,把人类带至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则面临深刻的危机,我们是沿着西方文明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还是借重中国卓越的政治智慧,探寻另一条道路,实现新的历史超越。这是中华民族必须作出的抉择。以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华民族文明之厚重,历史之久远,已经为人类文明的长存作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倘若我们在继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参酌世界文明的成功经验,取精用弘、返本开新,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历史超越。
其实,实现历史超越的真正要点,不是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在于政治制度的完善,尽管这些对人类遗惠甚多,必不可少;而是在于,人类首先要超越自我,要实现人性的自我升华,谦抑自律,警戒惕励, 迁恶向善,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然而,这正反映此事之艰难,道德教化,在历史上不时流于形式,甚而走向反面,变成道德说教,成为人性的桎梏。但在中华的历史上,既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可作今天的参证。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物欲化倾向更为强烈,如何在人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之间达致有益的平衡,使人性得以全方位的实现,这不仅是当下世界要解决的难题,更是关及人类美好的未来。实现人性的自我升华,看来是必由之路。
二 传统政治的现代元素
以人性为依归,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处,但对于人性,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味地迁就放任,而是有收有放,有抑有扬,对人性的这种遵循与规约,体现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各个方面,成就了中华文明之伟大。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在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又要因应这一历史变化,补充现代元素,实现新的超越。以下略举几个方面。
以道而言,道是对人性的依循、规约、引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更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创造、获取与享受,这无可厚非,而且,道要极力促成这一过程,使创造更新进,获取更规范,享受更怡然,让物质财富的丰饶惠及更多的民众;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更加普遍,这不可避免,道的作用在于,使这些对立尽可能地实现统一,避免对立的恶化,使对立统一成为进步的推动器,这种对立统一不只体现于经济领域,而且遍及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社会诸多领域。同时,道要引导人性不要沉溺于物欲之中,要兼顾人性其他方面的发展,使家庭更和美,人情更温暖,情操更丰富,精神更自由,环境更优美,社会更和谐。
我们要强调的是,商品交换的出现是人性恶的温床,正是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无限追求,正是人们之间存在的对立,使人性恶在人类历史上有了常态化的趋向(参见本书第二章、二),当商品交换已经普遍化,当市场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人性恶一定会有更加猖獗的表现。所以,古今中外,一直都有对人们的致富冲动的强烈批判,有时还有极端化的否定。但是,即使不谈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就以商品交换所激发的创造热情、财富涌流来说,正是人性之必需,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不仅不能遏止,而且要大力倡扬。于是,在道的继承与坚守中,不只是要对人性恶进行扼制,更要对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仅要对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又要防止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3]而对社会产生的危害。
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这是道的细化),把对立包容在统一体中,这是极高的政治智慧。但在现实的流变中,容易忽略对立的存在,有时甚至企图压制对立、取消对立。这是徒劳的,只会断送事物的生命力。因此,在中庸之道的统一中,必须包含对立面,必须使对立各方都有适当的位置,如果说统一是目的,对立就是手段,没有手段,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承认对立面的客观存在,让对立在事物的发展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在西方的现代政治中所要取法的。
民本的现代转化,看起来似乎一蹴而就,我们今天也在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显得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顺遂。但是要注意,以民为本在古代是自上而下的,这在当时那种民众利益分化不大、民众散居难聚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是不得已的举措;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本,往往流于政治的点缀、统治者的恩赐,甚至在政治腐败时期,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满足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本,就远远不够了,现在民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利益分化也越来越大,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民本,是难以适应这种局面的。再有,鉴于民本过去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止民本流于形式,必须把民众的主动性引入民本的实施过程,而不是让民众成为被动的受施者。因此,民本的过程要形成上下互动的格局,既有领导阶层遵道而行、统揽全局、综合民意、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又有底层民众下情上达的顺畅通道、接受民众监督的有效机制、民间团体质疑声音不被湮没的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只有这种上下交互、对立统一的机制设置,才能使民本事业得到更好的实现。
不过,对于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并不是照单全收的,由于人们利益的对立、视角的不同、意见的分歧、立场的差异,这些意见和诉求一定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有些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这就需要甄别、选择、取舍、平衡,有所为有所不为,简言之,道贯其中,兼顾全体。
在传统的民本中,经济上是以农为本,这是在半自然经济时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要以市场经济为本,这是我民族经历了多少艰难才悟出的道理,在民本的现代化中,要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利用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资源较优配置、产品升级换代迅速、人们劳动热情高涨等等,使民生得以更大的改善。与此同时,要切实有力地保护好人们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私有财产的良好保护,便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
当然,传统民本学说中的精华要继续发扬光大,在爱民裕民的同时,要注重民众的教育,这一点在今天这种道德滑坡、价值尽墨的情形下,更显重要。这种教育是覆盖所有人的,尤其对于领导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民众也要进行自我教育和他者教育,提高全民的道德素养,改良民性,淳化民风。
特别要指出,谨防民本滑入民主的泥淖。民主在当今中国有极高的呼声,但在我们的分析中,民主虽有可取之处,也存在弊病,最大的问题是民主会导致公共权力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腐败,偏离道的公正性和大局观。中国只要坚持民本的道路,把民众的参与引入其中,就一定能成为全体人民的福祉。
尚贤,让贤能德才出众者组成领导阶层,这不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但在民主政治的喧嚣声中,尚贤学说则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西方民主的现实政治中,我们很少看到道德高尚才能卓绝之辈成为领导者,相反,我们时不时会听闻某某总统或总理成为丑闻的当事人。这也难怪,因为西方民主的领导人不是以尚贤标准选出来的。有人会反唇相讥,指出非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污点。我们姑且不说非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是否都经过尚贤标准的严格筛选,就以人们都对这些领导人的丑闻或污点深恶痛绝,反证出政治上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的尚贤学说,历数千年而弥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瑰宝,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尚贤学说可以更上层楼。尚贤学说把领导人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倘我们的领导人都能品行高洁,无私奉公,再加之才能出众,管理得法,老百姓赞扬唯恐不及,怎会不满?人们现在所听到的反对之声,大多指领导者政德有亏,损公肥私,甚至作威作福,渔肉百姓。主要还是道德品质问题。
对于领导人,对于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德是第一位的,这无须赘言,但问题在于,尽管中国有如此深厚的尚贤学说,有制度化的选人用人机制,仍不时有贪官污吏出现,尤其在一个王朝的后半期,官场腐败成为痼疾,是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性,前面已有分析(参见本书第六章),其深层原因就是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逐,而市场经济时期的到来,使这一痼疾更有了暴发的可能,请看今天官场的巨贪大蠹，是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中国的尚贤学说必须借鉴西方民主中权力制衡的思想,要举全社会之力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治久安之策。这样看来,对领导者的道德品质要有高标准的要求,领导人自己应做到高蹈洁行,这是防止权力腐败的第一道防线,而全社会对当权者的有力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第二道防线,两道防线的稳固,应该能将权力腐败降至最低。
中国古人对领导人的腐败或许早有预感,他们强调只有“备道全美”的圣人才能担当领导者,所以孔子说,“唯圣者能之”。但是,我们在现实政治中却难觅这种不世出的圣人,或者说这只是一个政治理想。所以,在坚持领导人德高行洁的同时,运用社会全体的力量,监视领导人、督促领导人、鼓励领导人在至大至公的执政路上行进,这是现实的成贤成圣之路,也是辩证法在选贤任能中的体现。
除要求领导者德高行洁之外,尚贤学说还要求领导者要有卓绝的才智,荀子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4]仍然是把圣人当作理想的领导人。现实中没有这种全智全能的圣人怎么办呢?何况当今这种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全智全能。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可以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之力,殚精竭虑,各抒己见,砥砺激荡,通力合作,兼采民意,勇于实践,或能达到全智全能。这可成为尚贤学说在现代的又一转换。
要再一次重申,选贤任能不是民主选举,尽管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衡值得借鉴。挑选领导人的标准是德行才能,权力制衡只是运用社会和民众的力量(换句话说,是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监督和检查这些标准是否得到真正落实,并有一定的机制把那些不合格者淘汰出领导者行列。只有这样,才能既防止传统的权力腐败的老病,又能避免民主政治中权力腐败的新疾,让选贤任能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大一统的现代转换,或许是最没人关心的,反对大一统的人会认为大一统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必须摒弃,要追求的是自治、多元化、自由等;支持大一统的人会认为大一统在中国已然是一个事实,至今运转还算良好,不需要转换。在我们看来, 大一统的现代转换,和其他传统政治的转换一样,同样迫切,同样重要。
大一统是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在大一统的一中含有多,大一统并不排斥多元化;这些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前面我们已经论及(参见本书第三章、四,第九章、四)。然而,传统中的大一统,在现实政治中流变为儒学一统,于传统政治有利有弊,归根结底,对于道还是有所偏离。或者,人类对道是需要探寻的,这种探寻最终结晶为各种学说、理论、体系,因此,对道的遵循,往往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对某种学说、理论、体系的信从。如果真是这样,大一统将儒学定于一尊也算情有可原。但是,把对道进行探寻的学说视作道本体,是会出大问题的,尤其是将这种学说当成亘古不变毋庸置疑的真理时,就会损害对道活泼泼的探索与遵循,结果是灾难性的。所以,在大一统的现代转换中,一定不要把某种学说或理论视作唯一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大一统必须紧紧围绕道或人性展开,一切学说或理论只是作为探寻道遵循道的手段或工具,这些手段或工具都要根据道的需要或采用、或修改、或完善、或遗弃。
大一统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在我们的论述中,人性在商品交换条件下出现了分裂、对立、偏至,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分裂、对立、偏至会要加普遍更为强烈,对此应该有高度的警惕与自觉。对于这些人性的现代表现,大一统不要试图去消灭它们,它们是消灭不了的;而是要包容它们,但这种包容不是不分轩轾、任其恣肆,是要把它们安顿于适当的位置,使之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这种大一统既要兼顾人性的多方面的平衡发展,勿使人性畸型地偏向某一方面;又要兼顾每一个人的人性实现,勿使一些人的人性实现妨碍甚至破坏另一些人的人性实现。这种大一统是多元的一统。
一定要记住,无论何时许地,无论沦桑变化,大一统是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
最后说一下法治,这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长项,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短板。西方的权力制衡表现于法治之中,尤显光辉。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法制[5],但是,中国传统的法制由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没有独立性,在其实践的过程中陷于僵固、陈旧、落后的境地,这是指一般趋势而言。在其功能上,这样的法制容易被统治者操纵,成为庸政或暴政的帮凶,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难以维持。如果法制不能制乱止纷、调和衷济、公正廉明,法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极,将会失去其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这个社会矛盾多发、个人对立普遍、贫富分化急剧的历史时期,法治的缺位,不仅不能使社会秩序得到较好的维护,甚至会成为社会问题增多的新的来源,说得更明白点,法制如不能转化为法治,将会是扰民害民的另一渊薮。
因此,在现代中国,实现法治,是最紧迫最重要的,法治的权力制衡、司法的相对独立,是防止法制变质的主要途径,在这方面西方有长期的积累和实践,是最值得学习的。但并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法系,更不是邯郸学步,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借鉴西方权力制衡的思想,坚持以道为核心,遵循人性,注重民本,兼以德治,实行仁政,建立中国新的法治体系。
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换,当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但这几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这里的转换也不是详尽的细节、具体的步骤,只是纲领性质的。
三 一党执政的合法性[6]
我们一路写来,中国传统政治的脉络清晰可辨,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贯穿古今、汇通中外。在当下,从中国传统政治出发,其结果就是一党执政。请闻其详。
中国传统政治以道(这里的道限于政治领域)为经,道是对人性的遵循与规约,这是一切政治都必须遵守的大本。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样式下,对道的体认有深有浅,对道的称谓不相一致,但以人性为中心,围绕人性展开其政治建构,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都不能规避的,无论其自觉还是不自觉。因此,道是一,一于人性,这是第一层含义。人性是一抽象,而人性的具体化,表现在亿万人的行为里,但不管亿亿万万个人的行为如何地千差万别,这些行为都出于人性,都是人性的表现,是统一于人性、统一于道的,这是第二层含义。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性的表现不仅更加千变万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人性的不同表现有对立化的趋向,这种对立,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消极的现实中看,往往出现一些人人性的实现阻碍甚至侵害另一些人人性的实现(如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战争、压迫、剥削等),这就需要一种力量,来统合各种人与人的对立,使之两不相害,并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使每一个人的人性都得到正常的合于道的实现,这是第三层含义。从这几层含义来看,道是一;道又涵摄多;多不能彼此相害,而要统一于道,复归于人性。这是人类文明之必需,是一切政治的圭臬:归于道,归于一。
道是本于人性的,而人性的发散,就是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让每一个人的人性得到实现,就是民本的宗旨。然而,当民本化为万象,人们各从所好、各逐己利时,民本的实现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既要兼顾所有人的欲情嗜好,又要防范人性表现各异而产生的社会对立,既要顺遂人性自由的天然的发挥,又要警惕人性的恣肆而出现人性的堕落,既要关照人们眼前的利益诉求,又要规划人们未来的美好愿景……,这就要有一群遵道行道、德高望重、才能卓绝之辈担当起领导职责,使之能执道不迷,大公无私,深谋远虑,脚踏实地,统筹全局,整齐划一,切实增进民本事业的实现。于是,尚贤学说便应运而生。
尚贤学说主张执政者必须达到以上能增进民本事业的人的标准,这样的执政者首先要学习道的知识,知道明道;其次,要提高自身修养,祛除私意,培植公心,体验民间疾苦,了解民众意愿;再有,要具备真才实干,多所磨砺,积累经验,屡有进境;如此方能进入执政者行列,执道行道,造福于民众与社会。这样看来,这些执政者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修炼、实践、提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否则不足以担此重任。因此,执政者必须以政治为毕生追求,专骛精进,始有所成。在其中,对于道的掌握与运用,是最重要的,这里已经包含这样的涵义,执政者应该精于道,贵于一。
我们说,政治的核心是人们利益的普遍对立,政治的目的就是调和、平衡这些对立,防止人类在此对立中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参见本书第二章、二)。对这些对立的调和或平衡,不是“和稀泥”,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容忍,这个原则就是合于人性、统一于道,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的大一统,是以道来统一的。大一统将化为具体的政治施为,各种典章制度、法律法规、机构设置、官员配备等等,将依次展开,以保证国家或政府政令的一致、道的运行、民本的的实现。
所以,从中国传统政治这几个相互贯穿、紧密联系的方面来看,一个国家的执政必然是唯一的、崇高的、神圣的,其表现可以概括为:道一贯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行政统一。在古代,人们把这一表现形象地称之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在现代可以称之为“天无二日,政不二门”,在政党政治中,也通常表现为一党执政。其实,从古至今,从中到外,这是政治的通则,只是在中国这一通则更为稳固,更为长久,因为中国政治更强调道统。
人们肯定会说,你这是在混淆视听,为专制独裁辩护;谁不知道一般都是一党执政,谁不知道国家需要统一领导,谁不知道不能政出多门,我们所要的是民主政治,是人民普选的总统,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
好,我们就顺着这些人的思路,以西方的民主政治(这是这些人特别向往的)为兰本,来探讨一下究竟。
所谓合法性问题,这是现代政治中最讲究的,政权的合法性不是简单地指这个政权的产生合符宪法的规定和程序,这虽然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要件,但不是根本的。假如一个政党制定一部宪法,规定自己的党永远执政,从合宪的的要求来看,这个政权似乎有合法性,从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这是没有合法性的,合法性的根本是人民的同意,是人民选出的政府。
这种合法性的根源是一个臆说,它来自洛克,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石[7],认为人天生有自然的权利,当人们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执政者,就有了公共权力,所以,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执政者必须由人民选出。这一学说非常具有号召力,不幸的是,它却导政治于迷途,对这一学说的批判,我们前面陆续作了一些,这里不重复,我们姑且按这一学说的理路,来看一下西方所谓民意合法性的合法性到底有多少。
就算个人权利可以转化为公共权力,就算人民的普选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那么在民主选举中,选票多者获得权力,但无论再多,也不会是全部,何况按照西方现在的选举方式,真正能获得一半人同意的政府,就是很不错的了,如果公共权力是个人权利的转化,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人民的认可,按照这一公式,这种只有一半人同意的政权至多就只有一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残缺的、打折扣的。
就算这种政权获得了多数人的同意,那么少数人的权利如何实现呢?在一个人们利益彼此对立的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实现往往就是与之对立的另一部分人的损失,从而产生人们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现代民主政治为此制定了“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免遭侵害,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历史功绩。但是,即使少数人的权利免遭侵害,在多数人的政权下,少数人的权利必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部分人的人性是受限的,被压抑的。
就算这种多数政府掌握了政权,就算在多数这个群体中没有分歧、没有对立,这个多数人选出的政府只听命于多数人,其权力运用只会偏向于多数人,势必不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这尚在其次,更悖谬的是,即使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原因在于,政治是一个需要高超智慧的领域,执政者对政治要有长期的学习、研究与实践,并经过艰苦的磨砺,才能脱颖而出,胜任领导万众一统国家的重任,而现在的民主选举,选出的多是一些能取悦民众的人,而不是真正的贤能之辈[8]。民众的意见要听取,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要尽量使之实现,这是必须的,但在政治生活中,一般而言,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不关心别人想要什么,只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并不清楚实现愿望要做什么,这就需要政治家统揽全局,协和万众,遵循规律,令行禁止,持之以恒地去实现,这可不是那些只知谋取选票的政客所能做到的。所以,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很少能使自己的选民的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9],更不用说所有人的利益了。
这种民意合法性的要求,以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政治的走向,民众意见的变化就是政治的变化,这不仅使政治左右摇摆,轻于去就,政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难以维持,而且放纵了民性,人们过多地主张个人权利,侵蚀着社会利益[10],使政治的公正性、权威性受到亵渎,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隐患。
民主政治以人民的同意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假如人民同意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是合法的了?譬如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假如人民不同意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就是合法的了?譬如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种以我划限的合法性,是不是让人感到腻歪?中国传统政治推重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难道不比这种合法性高出许多?
这样看来,以民众同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有诸多问题,这种合法性在民主政治中是残缺的,永远不能完全做到;这种合法性既不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又不能保证大多数人利益的实现;既不能促进人性的升华,反而会助长人性的放纵。这样的政权合法性不是要质疑吗?
合法性是一个时髦用语,我们也把它借用到中国政治中来吧,在中国传统政治中,道是一以贯之的,它贯穿于民本、尚贤、大一统以及诸多的政治施为中,道是对人性的遵循、规约、引领,它要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只照顾少数人或者多数人的利益;它要促使人性善的实现,又要防止人性恶的恣肆;它不仅注重人的物质需求,也关注人的精神追求;它不只着眼于人与人的和合与共,还寄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道统,要讲合法性,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比之西方的民意合法性,更高远、更深厚、更客观、更恒久。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一党执政是通则[11],在西方,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民意,在中国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道[12],只要遵道行道,这个党就能长期执政,如果悖道失道,这个党就会丧失政权。正如中国古人所说:“从道不从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党倘能始终如一地坚守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一党执政就越久越好,这样能积累丰富的执政经验,建立更加完善的组织机构,使政策的实施更具有稳定性、长期性、一贯性,让国家的管理更有效率。
四 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这是历史的选择。有人认为这无非是老生常谈,且带有不以为然的意味。当共产党人“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3]人们还不能感受这一历史选择的厚重吗?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幸福,前仆后继,殚精竭虑,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饮誉世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使共产党成为中国民本政治道统的担当者,成为中国道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践履者。
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在于共产党打江山就要坐江山,不在于一直都在高喊“为人民服务”,甚至不在于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是在于,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宗旨,总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临渊履冰,深自惕励;歧途迷津,幡然自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积极投身于战后恢复和经济建设,推进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试图以“大跃进”的方式,让中国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虽操之过急,物极必反,然其心可表,其情可原;对于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从来不稍懈怠,五七年的“反右”,初衷是想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六六年的“文革”,是要清除党内的“走资派”,如此的警醒,如此的自觉,在世界共运史上都是少见的,但料敌过先,措置失当,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令人扼腕。
邓小平拨乱反正, 推行改革开放,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经济特区的建立,树立了全国的样板;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涌现,形成千帆争竞的经济热潮;国企改革的反复尝试,终于破除了“大锅饭”“铁饭碗”的低效率;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发展,使中国具备了后发优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华丽转身。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历史中前所未有的,为中国道路开辟了新的航程 ,结果是中国经济一路狂奔,至今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人“大跃进”中的目标-“超英赶美”,而且有后来居上力盖群雄的势头。
毛与邓两个伟人的作派,一反一正,一武一文,看似彼此对立,却统一在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中,统一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里。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阶级斗争的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尤其重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取胜之道。但在执政之后,在社会的阶级结构基本定型的前提下,仍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一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想使社会所有阶级都无产阶级化或工人阶级化,则只能是落败之途。阶级斗争学说这个在战争年代屡试不爽的法宝,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可能屡屡犯错,这引起共产党人的警觉,邓小平复出之初,就果断地中止了“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开始是效法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计划经济固有的低效率渐显,而有限的商品货币关系却让人们偏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精神的提倡、“资产阶级法权”[14]的批判,来提高人们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的积极性。殊不知,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只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使商品货币关系这个人们生产的原动力受到阻遏,从而使社会财富的创造陷于低效或停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不仅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中国经济一飞冲天。
现在人们对毛泽东仍有着深切的怀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有可能出现的腐败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这在今天更有其现实意义。毛泽东努力从制度层面来规避这种可能性,他在“大跃进”时期大力倡扬共产主义精神,为“人民公社”叫好,支持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是最初的尝试;到了“文革”时期,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更大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甚至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声势更加浩大,措施更为坚决,直至其生命的终了。我们前面多次说过,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商品货币关系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私有制、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根源。这是非常深邃的思想。毛泽东以其近乎神话的个人威望、百炼成钢的顽强意志、纵横捭阖的斗争韬略,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持续十数年,如此强大的恒久的努力,非但没有实现最初的设想,反而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问题的根本在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没有错,但他们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否定的消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商品货币关系肯定的积极的方面。“文革”的失败,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也是世界共运史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5]更直白地说,不要用邓小平来否定毛泽东,也不要用毛泽东来否定邓小平,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都是伟大的战士,他们都解决了自己所处时代提出的难题,又为历史留下新的课题,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还提出了如何使共产党防腐拒变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又留下了如何使共产党清除腐败的难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又只能在自己的历史定位中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是前无古人的,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反复,有失败,有错误,但总能一如既往、奋勇前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即使在具体的施政纲领上会有所不同,甚至互相抵牾,却都是在围绕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这个中心旋转,而随着执政经验的积累,失误教训的总结,对这个中心的体认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普遍。
在共产党建党之初,并没有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纲领主要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6]以后共产党的二大至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这虽然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年代有关,也因为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真正把这一问题写入党章,是在共产党的七大上,这时共产党已发展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党了,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宗旨,明文载入党章。
虽然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的宗旨,但如何界定“人民”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不相同,在革命战争年代,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甚至富农阶级,被划出人民之列,这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建国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仍延用这个划分,却埋下了隐患;随后更有扩大化的趋向,不仅“地富反坏右”成为敌人,一切对党对社会发泄不满的人都有可能驱除于人民队伍,这于“文革”中尤甚。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共产党的宗旨受到侵蚀。
邓小平复出之后,中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把知识分子视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扩大了人民的范畴;把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家的富强作为施政的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提高,国家实力逐渐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更好的实现。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指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几乎把所有人都囊括进人民的范畴;在十六大修改并通过的党章中,在原有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加入了“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规定,任何人(包括民营企业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却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明共产党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是一个飞跃,完成了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彻底转换,使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更加深厚、更为广大。
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前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涵盖众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以人为本的具体化;“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代阐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则是对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
纵览共产党人的历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行更广,历久弥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学说的现代翻版,是一党执政的根本; 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可以比之于对道的追寻与遵循,是一党执政的核心;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注重实绩,古代的尚贤延续至今,是一党执政的中坚;一直执著于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将“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是中华民族长存于世的福祉。一党执政兢兢于此,焉能不长久。
一些人会说,不要再涂脂抹粉了,谁不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只是有人在“人民”二字后面多加了一个“币”字;我们也盼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太多的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老百姓的这些诘难,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着深切的体会,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直面和认真思考的,这些问题不弄清,怎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这些问题不解决,何来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
五 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
老百姓对中国政治最痛心疾首的是官场腐败, 共产党对此己有紧迫感:“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17]把腐败问题提到如此之高度,可见问题之严竣,解决之艰难。
我们说过,官场腐败(现在的话说是政治腐败)是中国政治的“千年老乌龟”,命可长着呢。它是中国历朝历代覆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负能量(参见本书第五章)。诚然,官场腐败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在中国,官场腐败特别引人注目,一则因为中国历史特别悠久,在漫长的历史中官场腐败总是历史转折的主角;二则在中国历史的周期率中,一盛一衰,一兴一亡,总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在进行角力,一代表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一代表中国官场腐败的恶化,在两种力量的强烈对比下,官场腐败就显得特别的刺眼。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官场腐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这样触目惊心,这样成为千夫所指。这不是说现今政治特别黑暗,而是因为历史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的分析中,官场腐败具有必然性,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无限追求,与统治阶层手握公权力而图谋私利的结合,二者沆瀣一气、相得益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愈来愈成为历史的主角。不过,过去的官场腐败,是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交换尚未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官场的受蚀面较窄,官场腐败透顶的周期也较长,一般在两三百年间。现在则大不同了,商品交换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导的经济形式,人们的逐利心态和机会迅速膨胀,官场腐败更是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污染政治生态;如离弦之箭,来势迅即,一发不可收。
官场腐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急剧化和严重化,以上主要是从人性贪婪这个层面加于分说,在政治层面,官场腐败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对政治的客观规定性的遵循,是政治上主客观的统一,因此特别具有生命力。政治是人们利益普遍对立下以取得统一的制度设置,而为了实现这种统一,需要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权力。我们写到:“政治权威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于人们的对立之上的,因此可以用来统合人们的利益,弥合人们的纷争,是实现主客观统一的强大力量。当权力的掌控者用这个强大力量来实现个人的主观性、个人的私利时,就特别容易得逞,特别容易实现个人意义上的主客观统一,这虽然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却满足了自己的私欲。所以,掌权者利用权力追逐私利,就显得特别顽强,特别具有持续性,往往屡禁不止,前赴后继，愈演愈烈,直至权力被腐蚀殆尽,政权归于毁灭。中外古今,概难能外。”[18]
对官场腐败的严重性和生命力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消除的,相反,一切试图消除它的努力,或是无功而返,或是稍抑更剧,或是同流合污,最后,只得在一个朝代的覆亡中来实现新的轮回。这是中国政治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的难题时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新路。毛泽东讲的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只局限于官场腐败,但对于官场腐败这一千年顽疾,看来只有这条新路最为有效。最近网络反腐搞得有声有色,成果显著,或许可作为人民监督的成功例证。当然,网络反腐还只是牛刀小试,它既不是人民监督的全部,也不是尽善尽美,至于如何扩大,如何规范,是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的急务,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最近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写到:“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都做到了,腐败将无所遁形。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人民监督深合辩证法精髓。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是社会发展的依据和动力,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不能实现统一(黑格尔称这种没有同一的对立为恶的对立),并对社会形成伤害的时候,政府便出现了,政治的目的就是在人们普遍的对立中,设定并维护某种社会秩序,使人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得以合理的实现,防止人们之间对立的恶化。为此,政府、政治、公共权力就必须超越于人们的对立之上,至大至公地调和衷济各种社会对立。但是,一旦政府、政治、公共权力具备了这种功能,就有可能形成官与民、政府与社会的新的对立,特别是政府、政治、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心怀个人的私自利欲来处理政务时,这种对立就成为必然的了。为了防止这种对立变为恶的对立,撕裂社会,戕害国家,必须让政府来管理民众,让民众来监督政府,使双方的行为合符道、遵循真理、按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是遵守法律,使二者在不断的对立统一中实现良性政治。因此,对于像官场腐败这种与人民恶性对立的社会现象, 更需要人民的监督、抵制、揭露,将如此千年妖孽置于全民的照妖镜下,从历史的经验看,这即使不是唯一之径,也是最重要之途。
不要以为古代官场腐败是因为惩治不力,更不要认为共产党的惩贪治腐只是应景文章,了解历史和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并非虚应故事,而是下了大功夫的。只是,官场腐败具有必然性,在市场经济下更有如韭菜叶似的滋长,在它的基础消除之前,是不可能断绝的;只是,官场腐败是寄生在权力上的,权力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约束,腐败势如野径蔓草;权力监督不力,权力约束过软,腐败将若温室罂粟；只是,官场腐败总有顽固的、自我强化的、盘根错节的生命力,如果没有更为强大的、更为广泛的、更为长久的民众监督与之相抗,一切反腐肃贪都将虎头蛇尾、功败垂成。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问题成堆,民怨积压待喷,政改迫在眉睫。在我们看来,就算中国问题不少,政治尚需改善,也只能循序渐进,先抓主要矛盾,切不可自乱阵脚,仓皇西顾。可以这么说,政改的关键点是反腐,政改的突破点也是反腐,共产党真正的敌人是在自己内部,倘能制伏住体制内腐败这只老虎,将收事半功倍之效。
只要稍作调查,便可知官场腐败是老百姓怨气的最大发生源、最大集中地,能够肃清吏治,老百姓将焚香顶礼、欣祝盛世。只要略作思考,便知官场腐败不只激起民怨,且会腐蚀政府,在官场内“劣币驱逐良币”,污染政治生态,形成利益集团,使政治愈发不可为。更严重的是,官场腐败会侵蚀执政党的宗旨,消解一党执政的合法性,败坏执政党的威信,动摇一党执政的基础。另外,惩治官场腐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 执政党的腐败,就是政府的腐败,国家的腐败,腐败不除,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所以说,惩贪治腐、反腐倡廉是当前政改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难题何碍于我哉!
最后这一章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政治延伸到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在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换中,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在当代仍大有用武之地,不仅能接中国传统之续,而且能补当今世界之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道路的艰难探索中,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一党执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的延续,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光,倘能防治官场腐败这一千年顽症,中国道路将辉耀世界,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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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 1980版。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主政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 《周易·系辞》。
[2] 马克思以冷峻的笔触写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这里的溢出效应指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失业率、低增长率等。
[4] 《荀子·正论》
[5] 关于法制与法治的粗略区分,参见本书第四章、一。
[6] 近来中国学界对正当性与合法性有所辨析,(参见许纪霖等:《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爱思想网)这里为图简便,只从一般的意义上谈合法性问题。
[7] 对于“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这两块基石,西方思想家早有批判,参见本书第八章、二。
[8]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一流人才进入科学界和商界,二流及其下者才进入政界。
[9] 如果人们有心作一个统计,看看那些高票当选的民主领导人在执政结束时还有多少支持率,可以说一般都是下降的,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没有让他的选民满意。
[10] 这次美国康州小学发生的枪击案颇能说明问题,屡屡发生的枪击早已在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并威胁着社会,但由于多数人不同意(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禁枪法令久久不能出台。
[11] 多党联合执政偶或也有,只是个例,而且内部容易产生分歧,执政效果更差。
[12] 道不是不遵循民意,而应该说是遵循更大的民意、更深远的民意,这在民主政治中是做不到的。
[13] 《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14] 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多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必然会产生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就这一点而言,马列主义的思想家们是正确的;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或否定,却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一点马列的思想家们则始料未及。
[15] 引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16] 参见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17] 引自“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做的报告’’。
[18] 见本书,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