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首先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这一历史与现实加以概括。这一原创性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个问题：在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可否将“中华文明格局”的定义，由“多元一体”调整为“多源一体”？“元”和“源”一字之差，相去甚远，有必要认真辨析。
第一，从中华文明发展路向的考古实证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期间的多处遗址及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仔细辨析，揭示的发展路向正是多种源流汇为一体。
距今4500年前，中华文明的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这文化圈当然是多源涌流，但因其“一元”，方成“一圈”，虽系多源，终汇一体。而“多元”之喻，“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梁启超语）。通过与来自另外之“元”即域外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等先进的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涓涓溪流汇于江河，“多源”文化汇于“一元”主体，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经过约200年的发展，在河南二里头形成王朝气象，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种种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一元含多样，有如一月映万川。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展示的正是多源汇为一体的发展路向。
早期中国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否存在“一体”？“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本原；“体”本意为人体，引申为一般事物之体。因此“一元”抑或“多元”，实际是早期中国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体”，是早期中国是否为一个文化实体的问题。如韩建业所论，早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有着“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第二，从中华文明发展基本格局的历史脉络来看。人类文明起源的规律，是从血缘走向地缘，社会组织的萌芽出现；而社会组织萌芽及其复杂化，则为文明化之起始。当“个体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语）时，文明化进程就起步了。当然，国家出现是文明成形的标志。中华文明演进路向或形成格局和特质，也遵从这个规律。它始于一个特殊地缘——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的农业文明，由此形成和养育了先称为“华夏”，后名为“中华”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说：“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这就是中华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始于“一元”而走向“一统”的物质基础。
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国”，意指新建的东都洛邑及其所在的地域。《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说他要建的东都洛邑一带为“有夏之居”，所以最早的“中国”可以与夏王朝的国都所在地相挂钩。自夏朝到西周时期，“夏”就是一元的中国，“华夏”意即“大美之夏”。春秋时期将天下的邦国分为华夏与戎狄蛮夷，也并非“多元”之分，而是区分文化水平不同的类别。如钱穆说：“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限。”也如顾颉刚、王树民言：“当所谓‘蛮夷’国家吸收‘诸夏’国家文化，具有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即可进入‘诸夏’的行列，正如‘诸夏’国家在丧失其条件时，即被视为‘夷狄’一样。”“华夏”乃光荣伟大的诸族之合称。其所以能够合、必然合，就因其本质上是“一元”而非“多元”。“华夏”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进步与发展，为多民族的统一的秦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华”一词实取“中国”“华夏”两词各一字组合而成，意即居于中国的光荣伟大的诸族，也可以说是居于中国的大美诸族。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从滥觞、朦胧到完备、准确的形成过程来看，昭示的正是一个多种源流汇为一体的发展历程。
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也并非中华文明之另一“元”。其青铜神像之“纵目”乃表示“极目通天”，并非“外星人”，恰是“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古蜀文明”。秦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为什么必然走向隋唐大统一，从文明演进的路向和格局看，也是深厚文化根基的“一元”作用。五胡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由逐鹿中原形成一个漩涡，各部落都卷进来，漩涡越卷越大，因为它是作为“一元”的同一个向心力主导的。以后因“豪族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而出现阶段性的“多样”“多体”的分裂状况，但“一元”的向心力生生不息，久久为功，也必回归大一统之格局。李唐一族所以崛兴，诚如陈寅恪先生言：“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作为塞外少数民族，则是“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金朝完颜亮语）。自元而清，五族共和直到当代中国，更显示了“始于一元、多必归一”的巨大磁感应强度和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以及“基于一元、中华一统”的坚韧不拔的历史逻辑。
第三，从“元”之本义看。现在讲文化、文明，广泛使用“多元”这个概念，把“多样”“多源”皆说成“多元”，但“元”之本义何也？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何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从中华文明起源而言，所谓“满天星斗”说其实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为恰当，而就思想史而言，则讲“一元”更精准。西周前期成书的《易经》第一卦乾卦卦辞的第一个字就是“元”，《彖传》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的本义是人头，引申为首要、第一、开端。虽然《易经》还没有明确说出“元”的含义，但到《易传》已有明确论述。《易传》中的“元”作为万物资始、资生的根本，是“大一统”思想的反映。
《周易·彖传·大有》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时而行，是以元亨。”“元亨”者也，“元”为大，“亨”乃通。“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如总以“多元”讲文明，则“其德”不能“刚健”，难成其“大”；其行有违“天时”，难以“亨通”。讲“多元一体”，“多元”孰大？有违“元亨”。“多元”可以共生、共存、互鉴而“多元通和”。但如果要“多元一体”，就不成其为“多元”，就只能取消“多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变一为元”，“元犹原也”，将理解的重心置换为“原”，“元”就具有了“万物之本”的本体论意义，“其义以随天地终始”。
如果说主流支流，百川汇集，都是源，哪里算“元”？“元”与“源”如何区别？韩愈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其他文明要素融入了中国文明，算是一元还是多元？“多元”这个概念似应严格界定，避免滥用。
第四，从费孝通“多元一体”的特指含义看。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把各民族定义为“多元”（多个单元），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一体”。他提出“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仅此而已。王震中认为，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就民族结构关系而说是具有辩证思维的理论创新，但当阐述“一体”的形成过程时，则可将“元”置换为“源流”之“源”，即“多源一体”，这样的表述既可更接近历史发展的本真，亦可避免一些歧义。
“多元一体”本是用于讲中华民族格局的特指概念。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如放大到界定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是可以的。人类文明的确是“多元”的，但毕竟还是要向着“一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但若用这一概念来讲中华文明的演进格局及其特质，则未必确切。
第五，从“大一统”的“一元”文化传承来看。“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是维系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文化基因，是造就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内在动力，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大一统”之相延，以“一元”文化传承为基。我国各民族交错杂居，显现为“多源”，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血缘上互相融合，不断从“多源”融为“一体”。始自“一元”，趋于“一元”，成就“一元”，巩固“一元”，铸造了、维系了、巩固着中华民族“一元多样（或多支）一体”的基本格局。本是同元同根，虽有多族之别，别无异元之心，无论如何交错杂居，颠沛流离，多源涌流，神采各异，终会融合而成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特质，在四大古文明中，唯中华文明独具，故唯我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而永续。
总之，“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多元”是个性，“一体”是共性，共性必寓于个性之中。“多元”作为矛盾的特殊性存在，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如总以“多元”去铸成“一体”，“元”者自各异，则“体”必有分合，而以“多源一体”定义中华文明格局，展开讲就是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性）半径拉长，就能画出最大同心圆。
叶小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文史哲》2022年第6期，第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