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苏关系历经曲折，一些人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的旗号，利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小插曲大做文章。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发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是想要换取斯大林对他的支持;有人认为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泽东立即表示“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此外，还有人认为“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这些观点严重歪曲历史事实，故意诋毁党的领袖，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故意混淆个人恩怨与家国大义，对此必须予以澄清和批驳。
一、毛泽东客观评价涉及中苏关系的条约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对斯大林的难得的支持。显然毛想以此换得斯大林对他的支持”。事实上，这个谈话是毛泽东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就国际新形势发表的谈话，并不是所谓的“想要换取斯大林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更多的是从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自己的对策。特别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理论原则和现实政策加以区分，冲破了以苏联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模式。
苏德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双方从各自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作出的决策。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当时的德国是法西斯的轴心国之一，苏联与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似乎违背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英法资产阶级“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而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单独进行了掠夺的强盗战争”。英法苏谈判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毛泽东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
根据斯诺记述:“许多观察家认为俄国既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已成了希特勒在战争中的盟国。毛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解释说，苏联同德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跟它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一样尖锐。他说只有在俄国遭受直接进攻的情况下，或者欧洲发生革命运动的时候，俄国才会取消它的中立政策。他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首先是一个‘军事战略上的必要措施’，说它没有政治含义，仅仅是用来保护苏联免受张伯伦企图同希特勒结成反苏同盟之害而已。”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了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在当时，“这个讲话震动了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人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安东尼斯库对师哲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的这样透彻。”
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一颇有争议的条约也不例外，所以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一条约。“一方面，这是苏联政府在英、法等国妄图把战火引向苏联的条件下，为了保卫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当时，面对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欧洲的崛起，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英、法两国采取了妥协退让以保自身安全的所谓绥靖政策，目的是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按照这个政策，他们在东方牺牲了半个中国，在西方牺牲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在这种日益危机的形势下，苏联政府仍从大局出发，没有放弃同英、法等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是，英、法两国政府对于同苏联合作毫无诚意，一面与苏联谈判，一面又与德国秘密谈判，终于使长达4个多月的苏、英、法谈判破裂。为了打破英法怂恿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苏联政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定了这个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不仅为苏联加强战备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间，而且也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当局惊慌失措，平沼内阁垮台，日德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亦被推迟”。内阁的垮台必然影响日本当局的政治决策，使侵华战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作战同盟，也使日本变得更加孤立无援。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来，“日本国际地位更加孤立，不但没有朋友，相反的周围倒尽是仇敌。日本国际地位越孤立而我则越有开展，尤其苏联政府及人民对我之帮助”。这就更加有利于中国抗战由劣势阶段转变为与敌相持阶段。同时，这一条约的签订“也标志着苏联中断了同西方国家共同建立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此后，苏联转到完全中立自保、与德国积极合作的立场，在谴责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同时，更偏向谴责英法应对战争负责，把英法视为打击对象。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附加议定书》，则是德苏两个大国对弱小国家主权的肆意践踏，直接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一条约的签订虽然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蒙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设若苏联在战略和策略上犯大错误，在德日夹击中崩溃，法西斯势力肆虐于全世界，其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必更加惨烈，人类所蒙受的灾难必将更为深重”。
这一条约的签订有利也有弊，但是就中国的抗战实际而言，这一国际新形势对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有利的。毛泽东对这一国际新形势发表谈话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抗战的实际，并不是为了换取斯大林对他的支持。
二、毛泽东从捍卫国家主权出发处理中苏建交及边界问题
有人认为当毛泽东听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塔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泽东立即表示“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泽东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还认为开“九大”之前，毛泽东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这些观点严重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无理要求和武装入侵，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有许多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学习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途径。所以，毛泽东强调:“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毛泽东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初，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毛泽东治理国家的重大时代课题。同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认识上达到了新高度。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可见，毛泽东既看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意识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弊端，因此，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进行了积极的扬弃。
虽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在事关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在事关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主权和治权以及珍宝岛事件等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方面，毛泽东一直坚持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地位。1949年12月16日下午，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在谈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在听到斯大林的上述谈话后，“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角度即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出发，认为这一旧条约应当随着国民党的垮台而自动废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此可见，重新签订条约会触及苏联原先的权益，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原先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则是苏方的本意。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签订新条约事关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他始终坚持签订新的条约。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面对记者提出的“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的提问，毛泽东明确表示“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向外界发布的这一重要消息形成了新的舆论形势，斯大林才不得不做出让步，中苏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关系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果允许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继续存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地位，因为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代表中华民国而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坚持签订新的条约，以此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地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捍卫我国领土的完整性，绝不退让一寸土地，确保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并规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谈判收回了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主权和治权，坚决捍卫了我国的国家主权。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这一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5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射点”。3月4日至3月12日苏联边防军又多次武装侵入珍宝岛，企图挑起新的武装冲突。3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中苏边境冲突时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3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反击苏联入侵部队，最终胜利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主权。由此可见，毛泽东捍卫我国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通过坚决有力的回击来防止苏联挑衅的不良企图。击退苏联边防军后，苏联军方强硬派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齐科夫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29日，我国又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这两次核试验的成功，使苏联转变了态度，苏联“核讹诈”最终破产。
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方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捍卫、绝不妥协退让。如在中苏建交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签订新的条约，以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在珍宝岛事件上，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击苏联的武装入侵，捍卫我国的领土完整。不论是中苏新的外交关系，还是事关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毛泽东在战略上始终高度重视，在实践上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完整。
三、毛泽东坚持平等原则处理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之间是“兄弟党”，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有人认为“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赫鲁晓夫回忆:“毛不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屈居与其他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他要求别人承认他的领导权。我觉得毛泽东武断地把自己封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危险的。”这些观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歪曲毛泽东形象，而且没有可靠的史料可以支撑他们的观点。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国并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做法即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而毛泽东则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斯大林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在对待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抛弃个人之间的恩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总体的、整体的视角出发，坚持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他既看到了斯大林的成就，也分析了斯大林的失误，区分了主流和支流，这就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的科学态度。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以谁为首的问题上，毛泽东向来坚持以苏联和苏共中央为首的观点。1957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着重谈了“以苏联为首”进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来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来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和外部局势分析了以苏联为首的重要性，而且明确表态中国不能为首并客观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不能为首。毛泽东早就讲过:“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需要一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也得有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但是这里强调的所谓的“头”和“首”是会议召集人的意思，主要是召集各国共产党商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事务，全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团结在苏联周围共同抵抗资本主义阵营，这与赫鲁晓夫等期望的那个“首”有本质区别。
毛泽东始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为首并加强团结，但是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的好听，实际上不平等。”1958年，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也讲到:“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可见，赫鲁晓夫已经承认这是亚洲式的“父子党”关系，而所谓的“兄弟党”只不过是一句“门面”话而已，实质是不平等的党际关系。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旧不光彩的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甚至“替各国制定纲领，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斯大林不仅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总是以“老子党”的身份自居。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而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力，苏联以及苏共中央这种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和态度是其他国家和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
特别是在中共八大期间，周恩来在拜访莫斯科代表团时说:“就在几天前，我们同英共代表波立特交谈时，他表示:在同你们(苏共代表团)来往中受到了委屈。当他谈及此情时，悲伤地掉下了眼泪!”可见，苏共中央不仅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而且还对英国共产党乃至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控制和约束，这是一种极不合理、极不平等的现象。特别是南斯拉夫因为与苏联在一两个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苏联限制了南斯拉夫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这是党际关系不平等的鲜明表现。此外，周恩来特别申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之间应该坚持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对我们的兄弟党，不管大还是小，也不管执政与否，都应该一律平等对待。坚持以‘老子党’对待‘儿子党’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这显然表明苏共中央时常以“老子党”自居，这严重违背了《莫斯科宣言》的基本原则，单方面造成了不平等、不正常的党际关系。
随着中苏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演变为中苏之间针锋相对的论战。论战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集团搞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这才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因为“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对于这种不正常的党际关系，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必须坚持政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原则，坚持不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们要摒弃苏联历史上某个时期。当时，我们试图领导世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成为领袖，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那时，我们想把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认为这是个错误，虽然犯错误的不仅苏联一个国家，但是苏联的错误最明显，最具代表性。”邓小平作为当年中苏论战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认为当年中苏论战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可见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的目的在于追求平等的党际关系，而不是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向来主张必须实现党际关系的平等，他强烈反对搞所谓的“老子党”“儿子党”那一套大国沙文主义。综观中苏关系的不正常化以及关于党际关系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以苏联为首并不是要实行“家长制”，更不是搞“父子党”，而是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独立性。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当时的苏联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不可能自不量力地想要去争当世界领袖。更为关键的是，当时中国的实力根本不具备充当共产主义运动“领头羊”的条件，而且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资格为首。
四、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经验启示
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经验表明，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政党之间的交流对话，必须遵循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切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要考虑本国的现实利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否则它就不能生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政党进行交流交往时必须坚持地位对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经验表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开展外交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习近平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前提，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作为任何谈判的条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不以意识形态、实力强弱、规模大小等客观条件为标准的平等关系。任何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都必然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类问题决不能作为任何一种谈判的条件，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
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经验表明，平等的党际关系应该成为政党之间交流对话的首要原则，这也是中苏论战的焦点所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苏联共产党却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的位置，这严重违背了《莫斯科宣言》的基本精神。经过多年的政党外交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这一原则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之间进行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因此，不同国家的政党之间进行友好交流和交往时必须始终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性、对等性原则。习近平强调:“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深刻反映了党际关系的平等性原则。特别是习近平提出了“相互尊重”的原则，诚如习近平所讲:“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是对党际关系平等性原则的深刻阐释，是政党交流互鉴的根本性前提。
总之，从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政党之间进行交流对话，其本身都应持有价值立场。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交流的根本前提和首要原则。以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外事活动的根本立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必须坚持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立场出发，在对外交往中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争取本身该有的权力和利益，坚决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在尊重他国主权、保持独立、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中国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许浩，博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研究）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