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明走上现代之路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嘉道以后兴起的经世思潮的内在推动，另一方面则来自鸦片战后西学东渐之持续推助。尽管中国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将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国现代文明构建的核心准则，但长期以来未能处理好民主科学的内容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或偏于欧化甚至极端主张全盘西化，或趋于文化保守甚至主张文化复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文化纲领，将所要创建的中华现代新文明，定位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而具有深厚民族根基和民族特色的现代新文明，找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目标和新路径，开辟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新文明形态的广阔道路。
【关键词】中华文明 现代转型 西学东渐 冲突与融合
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先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然而，有着五千多年独立发展历史的中华文明，在鸦片战后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力冲击，面临着严峻的文化转型和新文明创建的艰巨使命。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既是中华传统文明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华现代新文明创建的过程。鸦片战后开始的这个文化转型及新文明创建的过程，是非常复杂、艰难、曲折而漫长的。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从表面看是鸦片战后西方近代文明强力冲击的结果，但中华传统文明内部是否孕育着源源不断的变革动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中展开的，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外演化机制？究竟是沿着怎样的路径逐步推进的？这些问题，无疑是考察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时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
一、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根本上是文化危机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在几乎彼此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地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状况，造成了中西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立足点和核心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独特的文明特色。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性差异，但同样走过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文明而向近代文明转化的发展历程。西方文明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完成了从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的形态转变，发展成为以民主、科学、人权、个人主义等理念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新文明。这种新文明，既是一种代表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近代形态的新文明，又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连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它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得以广泛传播。16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以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为后盾，开始向全世界扩张，中西两种文明开始接触。因西方近代文明的大举东来与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殖民扩张相伴随，故武力征服、经济侵略和文明传播交织在一起，遂使中西文明的接触以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方式展开。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向中国强行输入。这样，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与冲突，采用的便是“血与火”的暴烈方式。两种文明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交而不融，汇而不合，两者之间的冲突延绵不断。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围绕着三种矛盾展开，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华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使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冲突显得格外剧烈和复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欧洲殖民者携带着先进的洋枪大炮和廉价商品来到中国时，中华传统文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仍在固有的轨道上徘徊。西方近代文明带着侵略、掠夺与奴役的烙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的确对封闭而陈旧的中华传统文明给予巨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着古老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在激烈动荡与复杂多变的时代，西方近代文明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强势进入，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秩序，动摇了中华传统文明的社会根基。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不仅使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人真正感受到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而且真切地感受到中华古老文明之衰落并陷入了空前未有之危机中。西方殖民者及其近代文明不仅没有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而是要来同化中华文明，要把古老的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近代文明的新轨道和新秩序之中。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根本上是文化危机，是中华传统文明全方位的生存危机。
中国固有社会秩序的逐渐崩溃和“亡国灭种”的严重民族危机，使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急于寻求中华文明的新出路，焦虑地寻求中华文明变革之道，并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对待中西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要么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要么固步自封地予以坚守（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对西方近代文明要么全盘抗拒（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要么全盘肯定（全盘西化趋向）。这种复杂而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理性认知和冷静选择，使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历程显得格外曲折和坎坷。
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使中华文明内部没有充分的时间酝酿和产生自己的近代文明，故中国现代新文明不是从内部自然孕育和产生的，而是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经过中华古代文明的现代转型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文明的产生与形成，是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及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密切相联的。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自然成为中国现代文明发展和演进的主要方式，也自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演进的历史主题。正如时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不遇着西方文化，中国本身并无多大问题。无如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个必然之势，于是问题乃起。如何调和中西文化，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长期困扰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
二、西学东渐是中华文明走上现代之路的重要动力
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遇到了巨大挑战，发生了巨大转轨并开始创建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导致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轨的动力何在？换言之，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全方位转型？中华传统文明走上现代之路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嘉道以后兴起的经世思潮的内在推动，另一方面则来自鸦片战后西学东渐的持续推助。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文明持久而强劲的输入，为中国近代社会及文明的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因素。如果没有鸦片战后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单靠自身内部的变革因素，中华传统文明难以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动。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儒家独尊的文明一统格局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中华传统文明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文明结构包含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即所谓物质文明，包括社会经济及生活状况等；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即所谓制度文明，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所谓精神文明，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鸦片战后所发生的中华传统文明的近代转型，无异于文明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文明层面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是在文明的制度层面进行维新变法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明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
西学东渐之三个演进阶段，是中国传统文明承受了西方近代文明侵入的冲击而逐步蜕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乾旋坤转的转型时期。其变化之速，较之日本同期虽然显得有些缓滞，但在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却是迅猛的；其变化之大，较之汉唐时代佛教文明东来而引起的波澜，乃是空前未有的；其变化意义之深远，足可比拟春秋战国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情景；其变化方式之独特，又使其与不受外来干扰的西方国家的近代化道路迥异，而在后发展国家中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持续不断的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文明转型提供了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理动力，直接推动中华文明的全方位变化，使中华传统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
西学东渐首先带来了器物层面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新的西方近代科技成果逐渐改变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传入和政治制度的移植（如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动摇甚至颠覆了传统政治制度。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立宪运动的推进、辛亥革命的爆发、封建专制制度的废除，民初议会制和政党政治的尝试、联省自治运动及北伐统一，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运动等，均可视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
西学东渐在社会方面的最大影响，是由于西方文明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国传统文明，使得传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改变。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出现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形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社会基础。伴随着新式人才的出现、各种新学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的传入，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和新的价值观念，对儒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君贵民贱、男尊女卑、纲常名教等观念，受到严厉批判，儒学及孔子的独尊地位随之发生动摇，中华传统文明受到空前的冲击，不得不发生转轨。以个人主义、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新文明逐渐成形。
西方近代文明给予近代中国之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最突出的变化还是器物层面的变革，是西方近代工艺、技术和科学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逐渐融合形成中国近代物质文明。而在制度文明层面，西方近代文明虽对中国传统制度文明有过猛烈的冲击，但很长时间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始终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接合点。至于精神文明层面，则并未被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全面接受。鸦片战后，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冲击了中华古老的制度文明，致使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渐瓦解，并开始仿照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进行尝试。但由于中西国情、政情与民情之差异，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近代制度文明，也没有建构起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没有完成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使命。
需要强调的是，西学东渐固然是推动中华传统文明进行文明转型的外在因素和重要动力，但它是通过中华文明内部源源不断的变革力量来实现的。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中华文明内部的积极变革力量（如爱国救亡、经世思潮等）被逐渐唤醒并激活，从而成为中华文明转型的内在动力。鸦片战后中国有识之士不懈探索中华文明新出路及创建中华现代新文明的努力，及由此引发中国内部关于中西文化论争、文明道路选择及文明建构方案的取舍，均是中华文明内在动力被激活之明证。
三、在冲突与融合中探寻中华现代文明转型之路
作为具有五千年独立发展历史的、高度成熟的中华文明，与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西方文明猝然相逢，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交汇和冲撞。两种文明冲突的性质，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上的全面冲突，是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争。鸦片战后，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下被迫发生重大转轨，但仍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鲜明特性，中西文明交而不融，汇而不合，两者之间的冲突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是两个过程的统一：一是中华文明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自身蜕变与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演变的速率与形式。二是西方近代文明随着欧洲帝国主义侵略而大规模输入中国，从而发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因此，中国近代文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处理好“古今中外”问题。所谓“中”，指中国传统文明，包括了“古”；所谓“外”，指西方近代文明，基本上代表了“今”。故“古今中外”的核心，是“中”和“外”。所谓“古今”问题，就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化问题；所谓“中外”问题，就是中西文明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创建中国现代新文明。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及现代文明演进的历史主题。
晚清以降的中西文明冲突，最早体现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的直接冲突，并且以“教案”、“反洋教”的暴烈方式逐次展开。两种文明的直接碰撞，必然反映到中国人的文化取舍和文化选择上。如果说晚清教案是中西文明直接碰撞与冲突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论争，则是西方文明输入后必然引起的中西文明冲突在中国朝野内部的集中反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逐步输入，两种文明的冲突，首先体现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士大夫关于中西文明态度问题的分歧与争论上。洋务派与守旧派在“采西学”、“制洋器”等问题上尖锐对立，发生了1867年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之争、1880年代的修筑铁路之争及派遣留学生之争。这些论争反映了两派人士关于中西文明的不同认识及路向抉择。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批判君主专制主义，与守旧派在文化发展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出现了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民权平等与三纲五伦之争。这些论争，反映出中国内部关于中西文明的取舍及中华文明走向问题的根本对立和分歧，是近代以来持续展开的东西之争、新旧之争与古今之争的集中体现。
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之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激烈的争论，而且也存在着中西文明之间的沟通融合。中国固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严重民族危机，使近代中国先进分析急于寻求中华文明的近代新出路。如何看待中西两种文明的特质、地位和关系，成为困扰近代中国志士仁人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他们而言，如何认识中西文明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中国传统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于是，晚清朝野相继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等沟通中西文明的思想主张。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中华文明的前途开药方，探寻中华文明在近代的新出路。
由于中华传统文明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开始进行近代转型的，并长期困扰于古今、新旧、中西等纠缠不清的文化纷争之中，故“变”是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突出特点。正因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变动不居，致使国人在追求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构成中国近代文明的核心准则。因此，国人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等文明建构方案，均不能引导中华文明走上现代复兴之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中国先进分子才真正形成了民主、科学、人权、理性及个性主义等构建现代文明的新准则及核心价值。“民主与科学”，体现了古今的今、中西的西、新旧的新，但又冲出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也越过了体用、本末、主辅之争。民主与科学是体用并包的，同时也内涵古、中、旧之有用的内容。故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所要建构的现代新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
尽管五四时期中华新文明的核心价值问题逐渐明确了，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仍然没有妥善处理好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华传统文明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否定或固守传统文明之“欧化”或“复古”倾向。无论是五四后的自由主义文化，还是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文化，抑或是所谓三民主义文化，都未能处理好“民主科学”的内容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或偏于“欧化”甚至极端主张“全盘西化”而忽视了文明的民族性，或趋于文化保守甚至主张文化“复古”而忽视文明的现代性及传统文明的现代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文化纲领，将所要创建的中华现代新文明，定位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而具有深厚“民族”文化根基和“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新文明，正确处理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内容之复杂关系，找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目标和新路径，开辟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新文明形态的广阔道路。
总之，中华文明在近代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严峻的文化危机，也遇到千载难逢的复兴机遇。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不是笼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在中西文明沟通与融合基础之上，必须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枝”，嫁接到中华传统文明的“老根”上。这是需要几代中国人完成的任务。遗憾的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没有能够在近代中国完成，而是落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肩上。肩负着中华文明复兴使命的当代中国人，需要沿着前人的思想轨迹，在文化理论上开拓创新，继续推进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加快创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并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新文明。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大胆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不被其同化，如何在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接轨，如何将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而创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进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异常紧迫的伟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