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明的两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一书在去年完稿，我想继续沿着最后一节“余论：文明，在人性的范围内”的思路，探索人性这一“沉没”的问题和思想线索。我们要弄清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以及可以对自己和所处的世界抱怎样的期望，大概都离不开“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这一年，我一方面选读了休谟的《人性论》并上溯苏格兰启蒙学派，下溯康德乃至叔本华哲学著作的一些章节。这一阅读过程并没有完成，但比较集中地读了叔本华出版很久之后都乏人问津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也读了让他晚年享有盛名的那些有关人生智慧的散文篇什。读一位悲观主义者的寻求幸福或者说避免不幸的著作，大概要比读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这类著作更为可靠。但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其实是指“意欲”，或者直接说就是生命的所有欲望。要探讨人性中与感知、理性、情感等因素并列的狭义的“意志”，还须另辟他径。
另一方面，我也断断续续选读了一些进化心理学、行为遗传学、文化心理学等领域的著作，如哈里斯的《独一无二：解开人性差异之谜》、海特的《正义之心》、赖特的《道德动物》、乔伊斯的《道德的演化》、里特利的《先天后天：基因、经验以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和《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津巴多与库隆布的《雄性衰落》、加扎尼加的《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巴伦-科恩的《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马什的《人性中的善与恶》等。这后一方面基本是补课，涉入一些对我来说是新知的经验和事实的领域，也可以说是对纯哲学理论的一个平衡。我想始终牢记，哲学固然要使用抽象概念，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却容易因为追求体系的完整和精致而步入歧途。
后来为了做一些专门研究，我转向中国人性论的理论，从孔子、孟子、荀子，中经董仲舒、韩愈、宋明理学，颜元，一直到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人性的理论在中国传统思想学问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者不仅重视人性作为他们主张的社会制度安排和个人修养方面的前提意义，他们的论述也相当真切地描述和阐释了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他们的论述大多是亲和平实的，几乎没有提出过脱离人性和现实的全面高迈的社会理想，但又对人性中的善端及其发展保持充足的信心（如孟子），对人性中的欲望也能体察和适当宽容（如戴震）。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有的本身就是平衡的（如孔子），有些也构成了一种客观的思想平衡（如孟子和荀子、宋明儒和清儒）。
但我一直以为，要深入了解和全面探查人性，仅仅读哲学或者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读一些真实的历史，以及读一些相当集中和形象地展示了人性的文学作品。当然，个人的体验和阅历必不可少，但还要借鉴和观察他人的生活——那远方和古人的生活。历史方面，我读了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谌旭彬的《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史景迁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和《王氏之死：大历史之后的小人物命运》、鲍斯维尔的《约翰生博士传》和叙述18世纪伦敦一个著名的文学俱乐部的《重返昨日世界》等；对于现代人，读了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科普兰的《图灵传》等，还重温了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我想注意那些大人物，也注意那些小人物。采访了许多大人物的著名女记者法拉齐写道：她无法否认我们的生存是由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幻想乃至心血来潮决定的。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甚至一个简单的行动或对某个暴君的谋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大多数人的命运。促成这样的转折而不是那样的转折的是少数人；使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是少数人。这就使你不禁不安地自问：这些少数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她说她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同样作为人，这些大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发生过的历史总归是真实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作品也还需要辨析其真实的含量或程度，但我相信，通过谨慎小心的多方印证，还是能够比较接近真相的。文学虽然加入了想象，但也使人生和人性的展示更加鲜明、紧凑、生动和逼真。在揭示人性的真实方面，好的文学作品其实要远比差的哲学著作更可取。为此我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毛姆的《面纱》等小说。我还一直喜欢读一些侦探和犯罪小说，认为常能从里面窥见人生的底线真相。今年读的比较多的是日本东野圭吾的小说，他的想象力足够奇特和丰富，但又不离社会现实和真实人性。我也继续读武侠小说，且自然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类作品还是金庸最好，而悲哀的是迄今过去了半个世纪还无人超过，于此想到在金庸创作的那个年代的香港，不仅是武侠小说，在电影、歌曲等文艺领域也是人才奔涌、才华璀璨，他们不仅极其高产，作品还极其出色。退而求其次，今年读了一些古龙的武侠小说，他的小说质量参差不齐，有很好的，于是对其人物的命运会投入关心；但也有比较差的，那就不会关心其中的人物了，也就束而不观。
不过，今年我的文学浏览中也还有比较集中阅读的作家，上半年是读鲁迅，下半年是读张爱玲。这是两个很不同的作家，鲁迅关心的是时代的大问题，诸如启蒙、造反和革命。张爱玲关心的是个人的小问题，诸如婚姻、恋爱和家庭。但这些小问题反而可能比时代的大问题更为持久，因为它们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会发生。鲁迅当然也关注人性，或者说更集中于国民性，他的小说展示了阿q、闰土、祥林嫂这些有待启蒙的人们，也展示了魏连殳、吕纬甫也包括“我”的启蒙者的形象。而一个基于人的差异性的现代问题是：如何启蒙被认为是“蒙昧”的人们？这种启蒙能够成功吗？或者也还应该启蒙“启蒙者”？现代被认为是率先“觉醒”的人们会不会反而进入了一层新的“迷梦”？
张爱玲笔下的男婚女嫁当然也是有时代的背景。她出身于一个现代中国作家可能再没有比其祖辈更显贵的家庭，但她的家庭很快就破落了，不仅是家境的破落，还有精神的破落，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多余人”。她夹在其中。她的父亲是老派，母亲是新派。她的早期创作生涯一是在香港，一是在上海，都是中国最新潮的都市。她后来又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她似乎却告诉我们，人性在哪里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无论在哪里，都有人性的善良和丑陋，也都有相似的悲欢离合。她描写丑陋和悲剧甚至更多一些，好像是要提醒我们人性的限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