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记》
得到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班记》之后，我特地把他的《上学记》找出来，看它的出版年份是2006 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记得书中提及还有一部《上班记》，因事涉当世之人，要等到何老百年之后才出版，从那时起就期待《上班记》的出版，因此，这是一本等待了十六年的书。
《上学记》因其“真实、真诚、真心”，广受赞誉，被认为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上班记》是何兆武先生个人口述史的下部，与《上学记》相比，这段述及1949年之后的历史却要沉重和复杂得多。
何兆武先生上班的经历，从1950年开始，先后经历四个单位，北京图书馆两年，陕西师范学院四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简称“学部历史所”）三十年，晚年最后在清华大学工作。历史研究所的三十年，何先生从35岁进所，到65岁离开，时间最长，也是口述的重点。可以说，何先生人生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历史研究所，但他说，“我在历史所三十年，仔细算来，真正放在专业上的，加起来不过两三年，其他90％的时间都跟历史研究无关”，“整天搞运动，不务正业”。
诚如执笔者文靖所说，《上学记》关于“幸福”，而《上班记》则关于“荒诞”。当时历史所根本不干专业，“一说今天劳动，好，我们去劳动，西直门就是我们历史所拆的。明天麦收了，大家就去拔麦子。后天炼钢铁，院子里支个土炉，把家里的炒菜锅、门把手都拿出来，一天三班倒，晚上也不歇着。还有那些迎来送往的任务，早上起来揣俩馒头到所里集合，排队按照指定路线走。贵宾一般要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能来，上百万人夹道欢呼，又打标语又摇旗子，大家一起喊‘万岁，万岁！’‘欢迎，欢迎！’过去之后，这上百万人再按照指定路线走回单位。人山人海的，连公交车都没有了，人挨人、人挤人。那时候，如果我坐车回家只需要二十分钟，要是走的话，得走上一个多小时。进门就想睡大觉，这一天算是又报销了。”历史所的书记尹达说：“现在明确告诉你们，‘革命的需要’就是你们的专业。”革命需要你去“四清”，你们就得去“四清”，需要你拔麦子，你们就得去拔麦子。
何兆武先生质疑说：“我们挂的牌子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是不是‘革命的需要’？为什么不让研究历史呢？比如炼钢，当然我们可以从头学，学个三五年，或许也能出师，可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学历史的去炼钢，钢铁厂的工人批海瑞，把每个人都向着万能型培养，其实是‘万不能’。什么都干不好，而且是效率最低下的。”
还有“学习”也占用了大量时间，“学习的任务也非常之重，往往一个重要的文件下来了，一学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整天学习。”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和赫鲁晓夫正面交锋，有了“九评”，每篇文章都是一学就一两个月，九篇文章学了一年多。
在那个荒诞的时代，对知识不尊重，对人才也不珍惜，德才兼备者往往成为牺牲者，而反复无常的人倒是得其所哉，何兆武先生称之为“历史的反淘汰”。何先生见惯了一些人往往前后不一、逻辑混乱，他说，他们明明自称当家作主的人，却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仆人，把仆人视为“大救星”，仆人说什么就听什么，仆人指着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到头来不知道谁才是主人，而仆人拿到这“一切”要去干什么，主人又是不得而知的，十分魔幻。
书中有一句话甚是让人醍醐灌顶，就是“真正的原教旨主义是不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世俗利益的斗争”。我这些年经常和一些朋友说，如果你对有些政治社会现象看不懂，就加上“利益”两个字，你可能马上就懂了。
何兆武先生把自己定位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他引《浮士德》中的话称“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
所幸运的是，在荒诞的的时代里，在历史的夹缝中，何先生偷偷做了点“副业”，翻译了几部外国思想史名著。他说，“林彪的事情一出来，高举紧跟的神话一下就破产了。虽然表面上也说坚决拥护，但实际上已经泄了气，失去了当初排山倒海、风云激荡的气势。单位里工作涣散，有点儿无政府状态。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偷着干，叫作地下工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都是在这一期间翻译完工的，只是不敢见人。”“如果我这一生有成绩，大概也就这一点点。”因此，何先生说，“总的来说，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在学术上是报废的。包括比我再小上二十岁，这三十年间的一代人基本上没干什么正业。”
“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在学术上是报废的。”可以想见，何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何等的痛心疾首。
《余英時談話錄》
在余英时先生远行一周年的时候，幸运地得到《余英时谈话录》这本新出版的书。八月酷暑，我躲在空调房里阅读，仿佛听余先生娓娓道来，如沐松风，如饮清泉，感觉非常沁人心脾。
相较于2018年底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从1937年写到1961年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为止，其间波澜壮阔的世变对于余先生个人和家庭及同时代人的广泛影响，这本《余英时谈话录》所反映的余先生的职业生涯和晚年学思与生活就相对和缓了，但正如余门弟子黄进兴先生序言中说的，“由于余老师本身是半世纪以来，中文学界的枢纽人物，各方交涉或互动极为丰富，本书遂成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缩影。”因此这本《余英时谈话录》，既是口述史，也是回忆录。
这本书的前五章从哈佛毕业后到密西根大学教书写到在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可看作是《余英时回忆录》续编。在这五章中，余先生生动、具体地回忆自己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教学、工作经历，和费维凯、黄仁宇、费正清、史华慈、赵元任、邢慕寰、钱穆、史景迁、张充和、牟复礼等思想、学术、文化大家的交往，从中可以了解到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汉学界的发展脉络，以及中西方在学术研究上面的不同趋向，特别是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籍学者在美国学术界的努力和贡献。
第二部分内容则包含了美国教育、中国情怀、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交游等五章。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余先生思想和学问的深邃，以及交游的广博、待人的热忱。
《余英时谈话录》的后面部分讲自己的治学历程，读来更是带劲，受益匪浅。余先生讲自己的一系列专著，可以看作是余先生著作的简明扼要的导读，是解读余先生学术思想的钥匙。特别是关于《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数年前曾认真读过，还写了一篇读后感，这次看余先生的论述，仍然有不少新的体会。余先生指出自己运用考证的方法，并利用现代考古的新发现，同时对照西方关于“轴心突破”的研究，探索“天人合一”观念在古代的起源和演变，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内向超越”这一中国古代特有的超越型态的概念。窃以为这是余先生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最大学术贡献。
还有《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九百多页的大书，我是去年底开始看，看了大半年才看完，记忆尤新。余先生关于要从政治文化的观点去研究理学，而不是只从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观点研究理学；关于孔子的时代只能讲“仁以为己任”，到了东汉时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只有到宋代才能开始讲“以天下为己任”，表示士已经可以自己承担天下了，是一路下来的；关于宋代理学、理学家最早是要限制皇帝的权力的，要“以理限势”，这是最高的法则，等于西方的自然法是比人的法律高的，理学家要改革社会，使得政治变得清明，形而上学是要跟现实政治配合的，而不是纯粹在思想世界里面转等等，这些观点给我很多新的启发。
有一句话在网络上很流行，“在没有胡适的年代，至少我们还能读到余英时。”余先生虽然并未见过胡适先生，却有很深的胡适情结。本书有一章专门讲胡适。余先生之前虽然出版有专书《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但这一章仍然有许多新的内容，值得认真阅读。余先生澄清了胡适“全盘西化”的问题，指出胡适虽然一度附和过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口号，但在三个月之内就正式抛弃了这一口号，而代之以“充分世界化”。其实胡适的英文著作“是非常颂扬中国文化的，非常佩服孔子、孟子、朱熹，他认为中国文化里有科学的精神，有民主、自由的追求，但是没有到制度化的层面。”我之前认为胡适保存在海外的大量英文演讲稿，是针对海外受众而发，具有向国外人士阐释、推介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的意味，所以与其中文著作有很大的不同。余先生特别指出：“胡适用中文写作时，心中永远存在一个很大的顾忌：他唯恐一赞扬中国传统中的优点，便会为守旧的人所利用，妨碍了他推动“现代化”的努力。这一顾忌从早年到晚年都一直限制着他。……但在英文写作时，他则没有这一顾忌，可以称心而谈了。”
余先生经常说到“责任”二字。又说“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我想要变成某一个人……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作自己。”“中国传统的东西不是讲的问题，讲得再漂亮，那是不相干的，要看在重要场合的表现。”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冯友兰颇有微词，认为他的“天地境界”“道德境界”都做不到。新近出版的何兆武先生的《上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也有类似的看法。
本书对我个人而言还有一段很重要的内容，是余先生讲到钱锺书先生。余先生说：“我写陈寅恪的文章在《明报月刊》上刊发以后，人家说胡乔木找钱锺书做后台来驳我。我曾托李欧梵去问过钱锺书，李欧梵好像说钱锺书否认了。胡乔木跟钱锺书关系很深，因为都是清华的同学，胡乔木又佩服他。但是钱锺书有自己的分寸，即使他能找出我的错来，也不会写。他可以找出我的错来，我自己也可以找出错来，但是小错处影响不到我的大判断。我基本都看法是站得住的，这我有绝对信心。”因为这一内容牵涉到我这几年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余先生与钱锺书的“文字交”。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后，余先生曾写有悼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可文章的开头又特意指出，他和钱锺书先生之间“并没有私交”，所以我说他们之间是“文字交”。在这篇文章中，余先生还说到，两人自1979年别后，未再见面，但却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书信往来有不下七、八次，而且是旧式的翰墨形式。这些珍贵的手札，在新近出版的《余英时书信选》并未收录，非常可惜。
最后，让我以余先生讲过的一件自己的趣事来结束这篇小文，希望余先生在带给人们深邃的思想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欢乐——
1975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到香港，菲利普亲王去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余先生作为代理校长陪他与接待的香港副总督，那天下雨，余先生带一把伞跟他们坐在车上，一不小心，那把伞碰到副总督的腰，副总督以为是手枪，吓得要命，搞得大家都很尴尬。这事成为余先生朋友间的一个笑谈。
《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
从篇幅上说，这是一本小书，但这本小书谈论的却都是大问题。诸如什么是“中国”，历代的“中国”疆域是如何变化的，民族变迁与融合是怎样产生的，以汉族文化为主干的文化如何与不断叠加进入的异族文化发生融合和变化，现代中国是怎样从古代中国逐渐形成的，这个包含了众多民族、复杂文化和庞大疆域的“中国”，在当下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样篇幅的一本小书，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非常复杂的问题的，但是作为思想史大家葛兆光先生的思考和见解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参考的。
葛兆光先生在书中强调，这个“中国”从秦汉一统王朝之后，尽管有种种分离与变化，但是始终存在。这是由于：（一）尽管边缘常常变动，但中央区域却相对稳定，早已形成一个具有基本疆域和同一性政治、民族与文化的区域，也构成了一个历史世界。（二）尽管有“征服王朝”或“异民族统治”时代（如南北朝、五代、蒙元与满清），异族文化不断地叠加进入，汉族为主的文化也不断地发生融合和变化，但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干的文化传统，始终在这里延续，构成明确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流，因此它是一个文明体。（三）无论哪一个王朝建立，它们都自认为“中国”，也把王朝的合法性纳入中国传统的观念世界（如五行，如正朔，如服色）。而二十四史、通鉴、十通等等汉文史籍，也反过来在文化上强化了这种连续性的国家观念。（四）传统文化自我中心想象的“天下观念”与依靠礼仪衣冠维持的“朝贡体系”，也增强了中国君主、大臣、知识人、民众心目中的“中国”意识。这些话充分凸显了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者”的学术立场。或许也是受这个“中国历史学者”立场的限制，感觉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
葛兆光先生在书中提出，“至少从宋代起，这个‘中国’既具有‘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它既像一个很现代的民族国家，又像一个很传统的文明共同体。”葛先生认为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更不能理解现代中国有关疆域、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现象。这是一个新创见，既促人深思，也引人遐想。
这本书如果与葛先生2017年出版的另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外围”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一起阅读，就更能理解葛兆光先生的观点了。
（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