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
2021年8月5日对我是晴天霹雳的一天，刚到办公室没多久接到一个友人电话，告知余英时先生于8月1日淩晨于普林斯顿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一岁。放下电话，与余先生有关的各种记忆与细节纷至遝来，万千心事谁诉？我情不能自已而致痛哭失声，恍恍惚惚中度过一整日。窗外绿意葱茏，浓阴匝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暑期校园里，阳光穿越浓密的树叶洒落在地，斑驳的光影彼此错落，不远处是如茵草坪及静静矗立的第一教学楼。这静谧悠远的场景都会让我不断回想2018年7月15日的普林斯顿余府周围的草坪与阳光，也是一样的绿意弥漫，阳光温煦，仿若世外桃源，更像是新冠疫情来临之前的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刻。我当时在先生家逗留的两个小时，会在今后的人生不断被细细回味。我发了微信朋友圈哀悼后不断有朋友劝慰我不要太难过，都说余先生是高寿且无病无痛梦中离世是有福之人，而且他一辈子著作等身影响华人学界至深且巨，精神生命早已永恒。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仍旧觉得心里面彷佛突然崩塌了一大块，空空荡荡茫然无归。余先生活着，我们的心里就会有一个遥远的挂念，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这些年每次跟他简短通话都会让我感受到鼓舞，那种润物无声让人如沐春风的温暖，是只有真实接触过先生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的。如今，春风远矣！
说实话，不像我的一些同龄人尤其同门学友很早就接触余先生的作品，我是很晚才开始阅读余先生的著作。我记得应该是2002年的上半年，因偶然机缘与许纪霖老师通信，新闻系本科毕业在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的我，无知者无畏，向许老师提了好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如何融合的大而无当的问题。许老师在回信中建议我除了李泽厚，要多阅读钱穆、余英时等学人的著作来深度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从那一刻起，余先生就开始在我的心灵里扎根，我也有意搜求余先生的作品来阅读。等我2003年秋天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研，余先生的作品就成为我们这些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青年学子的必读作品。我还记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版后，在许老师的课堂上我们专门讨论过一次，此外，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课堂上，我们也跟随着许老师深入研读和讨论过余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余先生的治学兼有考证细密和义理丰赡的特质，而其史学语言又清雅晓畅，要言不烦，节制表达中自有一种绵性的引力，自然最能够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研究生时代起，余先生就成为我高山仰止的学界前辈，其学术、思想与践履型人格都成为我辈楷模。不过，尽管如此，我从未想像会有跟余先生私下交流的缘分，他是远在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小镇的一代史学宗师和人文巨匠，而我则是一个青年学生（后来留校任教成为青年教师），我们之间横亘着千山万壑的距离。我追随着先生的脚步，读他的新作、新的文章和访谈，也常常从师长辈那里聆听关于先生行止言谈的吉光片羽，常常为之会心惬意并深受启迪。2011年12月17日是余先生曾经专门研究过的民国知识份子领袖胡适（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那一年我爱人从湖南到上海，任职于《东方早报》文化部，深度参与了对于胡适的纪念专辑的采访与写作。当时报社部门领导提出要访问余英时先生，初到上海工作的她自然没有门径去采访先生，不得已从之前访问过余英时先生的友人李宗陶处找来先生的电话与传真号提供给她。我们将拟好的采访问题传真给余先生，年事已高的余先生一般不接受访问，但一来因为与《东方早报》专刊“上海书评”有深厚的情缘，二来也因为拟定的问题激起了他老人家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谈谈对他影响深远的胡适的兴趣。他做了详细的书面回应并传真给我们。一来二去，甚至可以说张冠李戴，我就与余先生算是有了一些“缘分”，偶尔也会打电话问候和请教于他。尽管从未谋面，他对于我却极为亲切和信任，常在电话里跟我谈治学之道、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状况和家国天下情怀。我记得有一次他推荐我要做好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研究，就得认真研读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根据系里安排，我讲授了一门面向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中国文史原著讲读”，所用的参考书就是余先生先后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学生从书中获益良多，可惜2014年秋天后余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全面下架，我的学生也因缘际会而拥有了“禁书”，这是让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拥有”。一扇从余先生的作品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视窗就此关闭了，但有心求知向学的年轻人总会想方设法，突破文网去寻找余先生的作品和文章来研读。去年秋天，我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的选修课程，与近二十位同学共同梳理了从钱穆的著作到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再到王汎森、罗志田等人的著述的学术脉络和方法传承，推荐学生精读了余先生《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作品，也可谓从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对余先生所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学术传统的自觉接近。余先生学问如大江大海，我和学生能够从中汲取沧海一粟，也足够滋养一生了。
2017年秋天，我获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机会，刚到波士顿就跟余先生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能够到其曾经任教过的哈佛大学访学，并欢迎我去他家做客。因为独自带着小儿访学，他又在公立小学上学，很多假期哈佛燕京学社都有周密而妥帖的安排，再加上我初次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大通，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一直迁延到第二年夏天返回中国之前，携家人终于踏上了通往普林斯顿之路。不过，在那之前，我常有机会与先生通电话，谈天说地信马由缰，但其实往往不脱治学与家国，这种常常是随心而谈却每有创获的交谈，成了我在波士顿最珍惜也最奢侈的精神生活。2018年7月中旬，依照约定我终于可以去我心目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镇普林斯顿拜访先生，心情自然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欢愉与期待。我记得从新泽西住所出发去普林斯顿的那一个午后，是朋友marvin驾车带我们全家去的。路上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车子是从一片水雾迷蒙中前行，前行的道路依稀难辨，路途之中接到余先生的夫人陈淑平老师的电话，嘱咐我们注意安全，晚一点到达也没有关系（之前约定了下午三点登门拜访，余先生一般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而下午接待访客），这让我们特别感动。这种细节之中的关切，最能彰显民国一代知识人待人接物的温情与周到。
等我们快到普林斯顿小镇时，天色为之一变，雨后天晴风和日丽，蓝空如洗，绿草盎然，那一刻真感觉有如神启般的感恩与惊异。我们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幽静如桃花源的余府，陈老师早已站立在草坪上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行五人，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同在哈佛燕京访学，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且此时正好又回到了普大短期访学的徐兰君教授，以及纽约的朋友marvin。神清气朗穿着短袖浅蓝色衬衫的余先生在门口等候我们，我终于见到了先生！那一刻的心情难以言表，既兴奋、欢欣又充满着珍惜之情。我深知有太多的人想拜访余先生，而余先生年近九十，仍旧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而他愿意拿出一个下午来跟我这个从遥远的故国来的青年学者漫谈，这是一种怎样的提携和关切后学的长者情怀！门外草坪上是一个养着鲤鱼的小水池，陈老师引导我们短暂驻足，观看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儿，也告诉我们附近时常有鹿儿出没。落座后，我们就跟余先生自然地交谈起来，陈老师也端上了精心准备的茶点和茶水。让我极为感动的是，余先生、陈老师为我们一家人分别准备了礼物，给小儿明峻的是余先生晚年长期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吉祥物——一只棕黄色的毛绒小老虎，给我爱人的是一个印着”knowledge is power”字样的青白相间精致瓷碟，而给我的则是余先生亲自为我撰写的一幅字，抄写的是陈寅恪先生1964年给其晚年最器重的弟子蒋天枢教授新著写的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讲述了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记而改变了五代十国那种浇漓士风，让士大夫回返一种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醇正之风气中，并重申了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的主旨。（余先生曾经在一个访谈中提及，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人，他宁可出现在他人严谨学术著作的注脚里，也不愿意出现在某一天报纸的头条中。这透露了余先生的出处与取舍，也是他一生能够给后世留下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奥秘。）当陈老师将这个条幅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内心极为感动，甚至羞愧于自己何德何能，哪配德高望重堪称士林领袖的先生花费如此精力和心血写下这一幅字？！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了先生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学人的期许，字里行间都是一生为故国书写历史的余先生的文化关切与长者情怀。这一次拜访余先生本来是完全随意无目的的，直至到了启程拜访余先生之前不久，台湾《思想》杂志钱永祥先生得知我有这个计画，特意嘱咐我跟余先生做一个关于五四百年的访问，并言《思想》杂志虽然每一期都刊登对两岸三地乃至欧美华人学者的访问，但创刊至今尚未能够有幸访问余先生。我因为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与知识份子史的缘故，之前读到过余先生关于五四的多篇名文，深感先生对于五四精神与历史内涵的阐发，常别出心裁而又深具史识且能开辟出一些可以深耕细作的研究新论域。作为《思想》多年的作者和读者，受惠于这本杂志的思想与学术启迪很久，自然应当饮水思源义不容辞。匆促之间，我连问题都没来得及好好准备事先提交给先生，而且是在到了新泽西之后才跟余先生电话中提及这个临时多出来的访问计画。余先生稍一考虑就爽快答应了。如今追忆，幸亏钱永祥先生临时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让我得以在余府寒暄之外，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集中地向先生请教关于五四百年的历史源流与因果流转。预定两个小时的拜访时间匆匆消逝，我们不想让先生太疲惫，就决定辞别了，在余府门口，我们一行与余先生、陈老师合影，留下了美国之旅最珍贵的影像记忆之一，我也请余先生在我从中国带过去的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论天人之际》扉页上题签。在辞别之际，余先生很郑重地告诫我不管时代如何巨变，世道如何艰难，都要将真正的知识与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用他广为流传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这一情景与他写的陈寅恪先生赠蒋天枢的条幅彼此交错叠加，我深切地感觉到了中国读书人守先待后薪火相传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学脉”之真义。如今面对书架上对我微微笑着的先生的照片，我想起先生已经远行，再也不能当学术与人生遇到难题时可以请益他时不禁悲从中来。话虽如此，临别时余先生的赠语如醍醐灌顶更如空谷足音长久回荡，人之相交，贵在知心，真诚所致，念念不忘。
等我归国之后就着手整理访谈录音，并传真给余先生。这一次余先生再一次让我震撼，不会使用电脑的他密密麻麻地手写补充、完善我传过去的文稿，整整达到了30页，分成几次才成功地传真过来。对于我所提的关于五四启蒙与戊戌启蒙的关系、启蒙与革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余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给予了独特而深刻的诠释，尤其是对于五四的历史意义的层累形成、五四在空间和地方上的差异化传播等问题都别有洞见。这篇访问记在台湾《思想》杂志刊登后也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我猜想应该是余先生晚年接受的最后一次学术访问。念及于此，我就深深感动于余先生对待学术与思想的执着与热忱，对历史认知的通透与深邃，以及对人文与理性之中国的期许。他在传真纸上的书写和细微处的修改痕迹，以及每次传真前附页的文字说明，都在此时无声胜有声地传递着一个人文主义史家的学术情怀。如今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更是感叹于造化因缘的奇异，让我能够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前有机会赴美拜会余先生，并留下这一心灵和学术对话的记录。
余先生去世之后，诸多师友纷纷在微信朋友圈纪念，可以说是近些年去世的老一辈知识人中间最受两岸三地学人和文化人爱戴的一位了。《财新周刊》也突破封锁，在网路上发表了余先生的老友陈方正先生的追悼文章和秦晖教授的纪念文章。之后在与台湾钱永祥先生通话中谈及余先生一生之志业和学术文化贡献时，我们都认为余先生代表了二战结束以来华人知识界的典范人格，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有真切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并能坚持一种“反思的平衡”之价值立场，但又不像其老师钱穆先生过度浪漫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文明中所蕴藏的基本人类价值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试图将这套现代的价值系统接引到中国的现代文化传统之中，实现中西文化之间良性的互动交流。余先生既是一个学术人（可是从无学究气，更无学术权威气），又是一个公共知识人（但从不因为对政治的关切而损害了学术的创造，更不会因此而损伤了自我的心灵生命，政治关切始终是他学术生命之外偶尔的兴趣，是践行一个现代士人公共关怀的职责而已）。更为难得的是，余先生的学术与人格如月印万川，交相辉映，其学术与思想在很多方面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论域，可以说从尧到20世纪中国，他都有涉猎而且是专精的涉猎，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空间里，余先生待人友善，为人亲切，尤其乐于提携年轻知识份子和学人。这些精神人格的特质无需我多言，从早几年台湾联经出版的纪念文集《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的字里行间亦可处处感知到先生的风采与精神。
余先生已经远行，再也不能聆听其爽朗的笑声和亲切的教诲，此时此刻，除了追忆和哀念以及传承先生遗志，我也由先生一生的学术写作与教书育人之几近功德圆满，而想起自己去年底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花果飘零》一文，在该文里我慨叹民国一代培养的人文知识人在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中的身世与命运，进而感叹造化弄人让诸多具有天分也有良好学术训练的知识人，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后都是如余先生论史家顾颉刚所言是“未尽的才情”。若以顾颉刚、何兆武、瞿同祖、巫宁坤等1949年之后或留在大陆，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的学人之命运及著述而论，余先生真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也正因为这种幸运与自身的沉潜学术，而得以实现了最高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目标。由此，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瘂弦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提及的一个命题：人生完成度。他如此写道：
到了我这个年龄，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记得杨牧诗中有一个句子，大意是：在维也纳郊外的墓园里，躺着一个完成了的海顿。是啊，完成了的海顿！弘一法师用“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来形容完成的感觉，最为贴切。是啊，完成很重要。而我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人。[1]
我在想，余先生也完全配得上“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八个字。读过先生回忆录的人都熟知一个影响余先生人生走向的关键细节。1949年底，正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余先生，利用寒假去香港探亲，看望移居香港的父母等亲人。父亲余协中教授希望他能够留在香港跟随其时在港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的一代史学名师钱穆先生读书，也可以作为长子顺便照顾兵荒马乱中的家人。余先生一则不愿舍弃学业，二则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也不愿长久滞留殖民地香港，所以还是决意回燕大继续学业。火车到了广州因故障短暂停留于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达四五个小时，余先生也因此没法当天坐车北上，只能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彼时彼刻，余先生也面临一个类似于王阳明龙场顿悟那样的天人交战，去还是留，成为一个何以安身立命忠孝难以两全的生命抉择。余先生在回忆录中坦承了思想大转折的心路历程：
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研究则是我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麽为中国尽心尽力？……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2]
余先生这个从顾念家庭的小我视角出发的考量，最后成就的却是现代中国人文传统在北美的一脉相传（后又回馈给两岸三地华人学术界），并开花结果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学统。一个细小的决定，对于余先生的人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假若他当年回到北京，朝鲜战争爆发，香港与大陆隔离，出身于上流知识份子家庭的他估计只能在检讨与悔罪中白白耽误青年甚至中年时代，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为海内外瞩目的学术成就。余先生的回忆录最后一章写到了两代哈佛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前者是1920年前后竺可桢、赵元任、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洪深、梁实秋、梅光迪等群星闪耀的一群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与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然这个贡献主要是在1949年之前做出）；后者是指抗战后到哈佛留学的杨联陞、周一良、吴於廑、任华等一群青年，他们在战争岁月留学，后来大部分基于家国情怀和对新中国的憧憬回国报效，结果成为了未能人尽其才甚至颠沛流离吃尽苦头的一群人。如今细想，余先生的回忆录收束于对两代哈佛留学生命运的慨叹，又何尝没有一点对自身因缘际会得以留学哈佛任教于美国学府，进而得以避免在新中国历经磨难的感叹呢？他自然没有丝毫的自矜与庆幸，而是深深惋惜于一代代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知识人的生不逢时造化弄人。
对照之下，我不由得想起前不久去世的何兆武先生。他出身于西南联大，学术训练充分，又天资过人，可是在1950年代之后等待他的只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折磨，在一个将意识形态当作治国纲领的社会，独立于权力的学术与文化只能奄奄一息。幸亏他晚年留下了口述史《上学记》，让我们得以管窥民国时期西南联大那样一个天才成群结队地涌来的象牙塔，那种自由而多元且富有原创性的人文主义传统后来自然是被腰斩。何先生半为戏谑半为自伤地说过，他们是报废的一代人！“报废”两个字隐含着何等的伤痛与惋惜！1950年代初，当余英时先生决定放弃燕大学业留在香港时，巫宁坤却放弃了在芝加哥大学即将拿到的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应大学时代的老师赵萝蕤的盛情邀约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他被划为右派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提炼的人生三部曲“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而在学术生涯早、中期就写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经典的瞿同祖，1965年从加拿大回国后也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度过后半生。他在晚年接受一个青年学者访问时怆然涕下言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学术生命自然无从施展。这样的人生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俯拾皆是，让人不胜唏嘘，还有更多的归国科学家的故事，可能因为史料、知名度等各种原因尚未进入公共记忆的范围，至今仍处于被遗忘和被遮蔽的境地。
行笔至此，想起7月下旬，台风烟花肆虐江南的时刻，我在杭州南高峰下的六通宾馆给一个暑期学校修和书院授课，因主事者裕荣兄之介绍结识了纪录片《西南联大》和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在风雨苍茫的午后，我们一见如故，谈及她采访过的许渊冲、马识途、杨苡、巫宁坤这群西南联大老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生际遇，对于这群知识人在天旋地转的20世纪中国虽然饱经沧桑，却终究能够有所作为，为文学、学术与历史留下见证而感怀不已，更多的有才华也有抱负的读书人却尚未开花就已经永久地沉没到历史河流的底部而湮没不闻。我也热烈地谈及所注意的哈佛这两代留学生的生命走向，并热切地希望徐导能够将百年前这群哈佛留学生的生命故事以影像记忆的方式呈现给今天的00后一代。我们也不约而同地提及今年出版的非虚构写作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青年朋友杨潇所撰写，他通过四十六天的徒步，沿着当年长沙临时大学从湖南到贵州抵达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的足迹重走了这条历史之路，并以缜密的考证、扎实的田野和优美的叙事，将历史写作与旅行写作近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呈现了历史叙事所能够包含的精神力量与人文之美。无论是纪录片也好，还是非虚构写作也好，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问题：西南联大这一代人或者说哈佛几代留学生的人生完成度跟历史、政治、时代与个人的心性之间的关联究竟如何？在面对一个给定的政治框架与时代格局时，作为个体的知识人该如何在时代巨变中锚定自我的历史方位，以一种既有韧性也有智慧的方式来突破处境的限定而尽最大可能完成自己？面对一个可能不断下沉的世道与衰败的文化，读书人又应该何以自处才能既不愤懑而陷入政治性抑郁又不自怜自伤？有时候，刻意的启蒙可能会因精英的姿态而疏离了被启蒙的对象，而在天地玄黄中能够尽可能完成自我，活出一种生命的丰厚与承担来，这种人格的感召力恰恰是这个虚无而亢奋的时代所亟需的。
你拼尽全力有尊严地活过的一生就是你的终极作品。从这个意义而言，其实杨潇的重走历史旅途也是在对自我展开寻找，余先生的回忆录也同样是对自我的生命之路的奥秘在进行钩沉。人生何以完成？如何在一个动荡时代保持个体心智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完整性？余先生多年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访问时就曾经以一种平易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个所谓“人生完成度”问题的思考：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权益，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3]
杨潇在经历了艰辛而漫长的重走旅途，以及对历史世界中的西南联大人的生命故事的追索之后，如此对他自己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进行反省：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漫长的、好像永远也不会终结的青春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满是悬置着、漂浮着的朋友们，相信一切还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种可能性，其实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要误会，我仍然认为无休止的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是珍贵的，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创造”出什麽，想有属于自己的“一生志业”，那需要强烈的信念感、长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来的心力。[4]
我宁可将余先生对年轻一代人的告诫和杨潇在历史行走中的反省看作是两代人之间的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和心灵契合。而作为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进入历史的精神谱系，寻找到能够激励自己前行的典范人格和思想资源。余先生曾经在跟一个陷溺在茫然与愤激中的学者苏晓康的谈话中如此开示：“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5]我想，余先生早已超越了有限的此生，而融入了“文化遗民”的精神谱系之中。
2021年8月6日至9日初稿、修订，谨以此文纪念我永远追怀、敬仰的余英时先生。
注释：
[1]瘂弦：《瘂弦回忆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2页。
[2]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96-97页。
[3]李怀宇：《余英时：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时代周报》，2011年2月9日。
[4]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59-560页。
[5]苏晓康：《忽到庞公栖隐处》，载台北《印刻文学生活志》，2018年10月号“余英时回忆录专辑”，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