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产业结构和城乡形态，构成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也同样以城镇化和工业化为核心内容之一，但呈现出诸多与世界各国现代化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有些是过程性的现象层面的，有些是永久性的本质层面的。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许多形态还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要认清其中具有本质性的特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不能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特征和趋势做教条式的判断，也不能将此过程中一些独特的现象、形态、特征简单地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城乡融合发展”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特色，指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始终呈现出复杂的交融发展的关系，农业、农村、农民构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础和主力，城市和工业又表现出对乡村的反哺和依赖的特征，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城乡间的对立、冲突和替代的关系很不相同。本文采用社会学视角对城镇化过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现象进行分析，从两个看似表面性、暂时性的中国现象来透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意涵。
一、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发端于乡镇企业和城镇，这是特殊的历史和制度条件的产物。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地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如此。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最为发达的东部粤、闽、浙、苏、鲁五省为例，从2000年到2020年二十年间，县域制造业产值在全省制造业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比重。五省中广东最低，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与广东省的区划调整有关。另外四省的比重普遍保持在50%以上，近年来浙江在三分之二（66%）左右，而江苏则上升到70%。
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是，乡镇企业衰落后，中国制造业有一个向沿海大城市集中的过程。从实际进程来看，向沿海集中是事实，向大城市集中则是有限度的，有相当大一部分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都留在县域范围。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地方政府间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地方竞争”模式的影响。乡镇企业衰落转制后有个“集中”的过程，大部分乡镇企业离开村庄，向乡镇和县城工业园区集中，并非向县以上的市集中；把好的企业留在当地是中国政府间“横向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城市的工业企业发展有一个较显著的“反纵向一体化”的过程，即将其一部分生产环节和配件用拆分的方式外包给地方企业，而非建立巨无霸式的企业。这种“拆分外包”形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跨越城乡的产业分工体系。最中心的企业总部和研发部门位于中心城市，重要的配件或外围产业链则向县域和乡镇、农村延伸。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环节分布在城乡之间的区域，最外围的如“来料加工”则以包买制组织的方式延伸到农村居民的家庭和家庭作坊之中。县、乡、村和农民家庭在很多地区构成了看不见厂房和总部的企业生产基地。
县域社会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讨论的话题。从当年乡镇企业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国外学者将乡镇企业的繁荣归因于市场和外部环境因素，而中国本土的学者尤其是北大社会学的乡镇企业案例研究则将其归因于本土因素，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的产权和内部、外部的经营方式与乡土社会有着很强的契合性。乡镇企业转制后，私有产权的民营企业与地方社会有更好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被一些社会学家表述为中国工业的“乡缘”。“乡缘”由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亲缘、地缘、业缘和政缘等组成，用中国特色的“关系信任”替代“制度信任”，有所谓的“信任时间差”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能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这种信任不只存在于企业家之间，还存在于企业和工人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干部之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任作为人际“平台”，可以进行各种资源的“拆借”。这是一种很强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尽管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弊病，但是它赋予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地方社会资源之间如鱼水般的亲和性，这可能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之一。从纵向上来看，这种资源在县域及以下最为丰富，这可能也是县域经济始终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从横向上来看，一个地区的产业发达程度与这种资源的“浓度”和“厚度”也有关系，只是更加复杂，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城乡融合的县域经济是城镇化的根据地和大后方
从世界历史的城镇化进程来看，大规模且持续的人口流动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中国的流动人口从20世纪90年代的几百万、上千万到2020年已经超过三亿，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来看，这是不稳定因素，但是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这既是一个保持经济活力的因素，又是一个社会稳定因素，而且会延续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农民外出打工有如城里人外出上班，只是在空间上、时间上更加延伸、撑开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流动家庭人口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已经呈现出“流动有序、进退有据”的流动格局，形成了一些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律。流动仍然借助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连带如“乡缘”，这种乡缘不仅是流动的组织力量，也是流动的稳定力量。一个流动在外的人，村里的红白喜事请客送礼都参与，就像风筝牵着线一样，与远方的村庄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家庭的角度看，这些规律和每个家庭结婚、生子、上学、养老的规律联系在一起，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他们回到的“家”并不一定是村庄里的家，很多都是在县域范围内比如县城里的“家”。“家”的含义对于流动人口来说非常复杂，他们“两栖”“三栖”于村庄、县城和打工地，他们的家“撑开”在城乡之间。这涉及中国未来的城乡形态，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的现代化，流动人口最能反映这一点。
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正是要为流动人口打造未来的“家园”。宜居宜业是县域城乡融合的主要内容，这也决定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未来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如何走，取决于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具体到这个问题上，是对流动人口流动现状和规律的认识。在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回家，往往是因为有家庭使命，并不一定是因为家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家庭使命就是抚育、陪读、看护、养老，如果家乡县域内有适宜的产业，则能同时满足宜居宜业的要求。就中西部地区而言，县域经济最重要的是人气，人气的关键可能首先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是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和适合本地情况的产业。其中，宜居和宜业的关系很复杂。有了人气，产业就容易发展，更容易招商引资。这里的关键认识是，就流动人口的主题而言，老了回家仍然是主流的选择，年轻的时候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能回去就回去。县域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位置，就是大后方和根据地，所以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建设家园。老百姓建设自己的家，就是盖房买房专修自己的房子，而县域经济就是在建设和装修一个个大家庭和大房子、大社区。由此而言，中国城镇化道路要走得通，走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宜居宜业，城乡之间地带的发展是关键。
综上而言，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镇化方面的集中体现，在巨大规模人口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