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宗教文化丛书》主编、《佛教文化》主编、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本文为王志远先生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赞悼星云大师全球学者追思座谈会”上的演讲，标题为编者所加。
尊敬的会议主持人：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组织了这次面向全球的座谈会，感谢陈剑鍠主任的邀请，给了我一次追思赞悼星云大师的机会。星云大师圆寂，是震动全球的一件大事，引发亿万人的哀思和怀念。许多人承受过大师的恩泽，他们的追思使我更多的了解到大师的为人和成就，也牵动着我个人对大师的深切回忆。
我一生中结识过几位与命运相关的贵人，很幸运，星云大师是其中一位。早在80年代，由于我主编《宗教文化丛书》的影响，佛光出版社为出版繁体字版来北京与我签约，交往日深。他们谈到星云大师对普及佛教文化的愿心，于是我参与了编辑《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的构想，星云大师出任总监修，我和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共同承担了大陆总编的工作，一共有一百多位博士、硕士以及教授、副教授参与了写作。1994年3月5日，大师在佛光山开山寮亲切地接见了我，并请我共进午餐，吃一碗他亲手调制的番茄面。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碗面，从此与大师结缘。大师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我深感大师的言谈不仅仅是与我的交谈，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向他提出做一次正式采访。于是几天后，大师约我在台北会面，做了一次全程录音达一个半小时的对话。我当时的身份，除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之外，还是赵朴初先生特聘的《佛教文化》主编、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这次访谈的文字稿全文整理出来之后，我撰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关于对星云法师采取宽容、理解、团结、合作政策的建议》。这个报告一份直接呈递给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专报报送中央。我的报告得到高度重视，那一年中国社科院专报部门设立的优秀专报一等奖颁发给了我。
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年，我从未张扬。而且大陆对大师采取开放政策之后，大师身边簇拥的人日益增多，我为大师欣慰，这是他应该得到的。而我本人则有意识地稍远一点，静观其成，绝不自居有持。但是使我感动不已的，是大师却在无数簇拥之外，往往还记得我、提及我、会见我。他在2008年《合掌人生》一书中提及大陆学者，依然把我放在第一个。有一次在上海参与一个论坛，闭幕式压轴的两位先是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最后是星云大师。大师讲话之后散会，很多人涌了上去。当时我已经几年未见大师了，本想近前问候，却难以近身。于是我站在30米开外的讲台下，轻声说道：祝愿大师法体康健，弘道人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师居然在一片嘈杂之中，离着那麽远，听到了我的声音。他在台上大声问道，“是大胡子王教授吧？你好啊！”我瞬间几乎泪下，大师居然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实在令我心中一热！
三十年间，我见到大师多次，暗暗祝愿他健康长寿。我也曾为主编《宗风》丛刊的一个专栏在香港再次采访他。很遗憾的是他在北京又一次邀请我共进午餐时，由于赶上我出国，错过了亲近的机会。唯一庆幸的，是2019年3月9日，为修订出版《中华佛教二千年》巨型画册，我在高雄与大师见了最后一面。那一天大师刚刚病癒出院，医嘱不能会客。大师听到是我来访，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我不会客，但是见见老朋友可以吧？”大师的智慧使医生和侍者们折服，大师的慈悲和深情使我没齿难忘！会面约定只有15分钟，却进行了45分钟。临别时，大师坐着轮椅，执意要送到几十米开外的传灯楼门口。一路上他握着我的手，始终不松开。他绵软的手，把无尽的温暖留在我的心上。30年，相识在3月，相别在3月，花开依旧，何时再见？
往事并不如烟，对大师的怀念，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尽的细节。而作为一个学者，理性地面对大师的离去，我想到的是他的高贵品质和伟大贡献。我仅就两个方面加以赞悼。
第一是终生勤勉，法身常在。
大师的一生，是常人几辈子也做不到的一生，勤勉的一生。直到煌煌365册之巨的《星云大师全集》出版之后，他还出版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数千万字，凝聚了大师多少心血和智慧。大师真正做到了“无我”的境界，把自己完全献给民众、献给众生、献给佛教。佛教学者们都知道，佛陀涅槃了，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舍利是“法身舍利”，即记载他思想言行的经典。如今大师已经故去，人间再无星云；但是星云大师的著作还在、思想还在、精神还在，他的法身是千载不灭的，将永远作为慈悲和智慧的火炬，照亮人们探求真理的征程。
星云大师在弘扬佛法的实践中，最可贵的是创造性地解读佛法真谛，而不是照本宣科、以经解经，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他非常善于“化用”佛教术语，汲取义理精华，代之以现代语汇。譬如他提出“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的三好运动，其实正好是佛教十分重视的“身口意”三业，三业善则三果善，已经讲了几千年，但是民众难于理解和坚持，能够身体力行的不多。可是星云大师的三好运动，却通俗易懂，明确易行，能够深入人心，搞得如火如荼。
星云大师弘法，得益于他以文学为话语架构的根基。早在1954年，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玉琳国师》正式出版，1979年更改编为舞台剧《万金和尚》。这在当代佛教大师中是少有的。他的著作深入浅出，寓教于趣，听起来亲切感人。佛教经典、禅宗公案、历史典故，都在他的讲话中活起来。而且，大师从不好高骛远，总是紧接地气。有些话是除了他之外几乎任何高僧都没有说过的。譬如在中国社科院与佛光山在台北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他对台下的我们说，“我常常对身边的人们讲，各位居士信众是董事长，我只是一个为他们打工的人，帮助他们走上光明的道路”。鼓励信众捐资造福田，本是一些僧人居高临下自以为赐福他人的事，却转化为星云大师慈悲更兼谦卑的话语，能够讲到如此地步，语出惊人也感人至深。
赞悼大师，第二点是弘道五洲，功德恒久。
星云大师发愿：“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他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说：“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佛光会，甚至有几千个分会，几百万的会员。我们在五十多个国家建有二百多个寺院，像美国的洛杉矶、三藩市、休士顿、纽约、芝加哥等地，都有我们佛光山分院。”只要种子在，就会发芽成长，这份功德，可谓天长地久。
让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是太虚大师念念不忘的事，也做过努力，但是真正实现，还是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的宏愿，是基于人间佛教的理念。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是太虚大师提出了这一理念，并具体化为三大革命：一是教理革命。把佛理“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二是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三是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成为十方僧众公有的十方僧物，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出师未捷身先死”，未能加以实现。
星云大师接过三大革命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逐一变成现实。
在教理革命方面，他说:"'人间佛教'就是家庭里父慈子孝，社会上人我和谐，国际间平等和平，人人本着佛法的慈悲智慧，彼此尊重包容，欢喜融合，真心实意相待，共创圆满自在的人生。"概括而言，就是著名的“五和”精神：一是自心喜悦，自心和平，二是家庭和顺，三是人我和敬，四是社会和谐，五是世界和平。这种佛教当然为现代社会所接受所拥戴，实现了太虚大师向往的“渐从寺僧佛教解放成社会各阶层民众佛教”。
在教制方面，星云大师主张"恪遵佛制，薪火相传，以制度管理，以组织领导"，树立道场民主化之典范。佛光山僧团制度的逐步完善，为佛教立足于现代社会提供了组织保障，不会因一人兴而兴，随一人亡而亡。将寺院制度适应民主社会的大背景，推动佛教从复兴走向辉煌。
在教产方面。星云大师是会过日子的和尚，知识产权和产业所有权成为佛光山的两大经济支柱。大师在《贫僧有话要说》中讲，佛光山经手的资金，“仔细一算，应该也不止在百千亿以上”。这些善款，被大师应用到种种慈善公益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中，也转化为佛光山系统的固定资产。佛光山的突破，在于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佛教寺产产权的模糊定性，明确不再是所谓“社会资产”，而是确认佛教组织财团法人的所有权。这种独立的经济地位，保障了佛教社团在社会中的独立身份，不去依赖任何其他势力。
总之，星云大师实现了前辈的理想，也开创了后辈的未来。未来已来，让我们在赞悼大师的时刻，更深刻地了解大师、理解大师、研究大师，光大星云大师的思想精神，推动人间佛教的不断深化，为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