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同一些西方国家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陈旧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回答了中国应当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论，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脱胎于同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中，虽然历经多次论战而逐渐体系化、规范化，但仍旧打着西方历史、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在这一进程中，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变量。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错综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秩序转型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议题受到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关注。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政策实践上，对于解决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显得力不从心。
一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生发展的能力趋于停滞化。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先后发展并产生广泛影响，为研究宏观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框架。此后，国际关系研究在三大“主流理论”的基础上演绎和改进，从解释国际体系到解释国家对外政策，使国际关系理论向着对外政策理论转变。对外政策理论属于中观理论或局部理论，研究特定国家的特定行为，回答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等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层次、解释变量和关注焦点等方面存在差异。
如果说三大“主流理论”曾经呈三足鼎立之势，那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范式之争”则是实证主义大获全胜。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仍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如学术论文是否运用数据、模型、推演等量化研究方法，关系到研究者的学位申请、毕业求职、期刊发表和职称晋升。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后实证主义理论的声音逐渐被忽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似更加“专业化”“科学化”了，但实际上其研究思维被固化、思想受束缚，已出现思想性理论匮乏的桎梏。
二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趋于无力化。当前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安全、生物安全等问题复杂严峻，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受到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而长期以来主导国际秩序的部分西方国家仍将与其不同的理念、价值和行为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选择退出多边合作机制，甚至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推卸全球治理的责任，增加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所支撑的国际规则和机制面临严峻考验，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明显不足，并不断暴露出其理论范式的缺陷。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和进步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内涵与范围，影响着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研究者须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加强新兴技术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探讨与研究，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积蓄力量。
三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力量正在形成。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存在所谓“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其他”“西方—东方”“主流—非主流”的二分法。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建立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其观念与经验被边缘化。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关系学界也不再忽视西方以外的声音与经验。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单拓展和修正并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变革需求，发展中国家应立足国情，提炼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创建和发展本国的国际关系学派。
中国具有悠久的对外交往史，对国与国应有的相处之道有着独到的认识，如中华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与“和合”思想等。近年来，中国学者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从全球国际关系学、全球学、全球史等学科角度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此打破中西方二元藩篱，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话语。也有学者从量子科学观出发，对以传统科学观为理论基础的三大“主流理论”进行了根本性批判，并据此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观重建问题。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处理同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议题。中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推动者、建设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合理解答国际社会在百年大变局下面临的困惑和难题，正确引导国际社会沉着应对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不适应各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共同追求，更难以应对当今世界层出不穷的难题挑战。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制定权话语权的垄断，超越了以零和博弈、强权政治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创新和升华。
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理论结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努力方向，冲破了冷战思维、霸权思维、文明冲突论等西方观念和理论窠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追求，与基于集团政治、帝国观念的狭隘共同体意识有着本质不同；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回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这一不断丰富完善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略，为国际秩序的革新完善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二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了中国理念，主张国际社会应平等协商，共同应对挑战，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权力为核心的霸权或均势机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为落实这些理念和方案，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创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等新机制，为优化全球治理注入了中国力量。
三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当前，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小圈子，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下的制度合作、同质性合作和利益合作，也摒弃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描述国际合作时所运用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概念。“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追求高质量、惠民生、可持续目标；精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始于经济合作，但不止于经济，涉及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矿产、生态环境等众多领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合作项目和合作机制，如“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在公共卫生、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展开合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最优方案”。
四是全球发展倡议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共迎挑战、共谋发展的新路径。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着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超越了授人以鱼的施舍型援助模式，体现了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全球发展倡议体现了“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倡导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这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基于实力、权力甚至制度构建的各种观点都显得保守而过时了。全球发展倡议以宏伟明确的目标、现实可行的路径、开放包容的理念，极大丰富了全球发展的内涵，为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指明了方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
五是全球安全倡议助力共同安全。当前，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恃强凌弱、强权政治等霸权行径危害加重，在动荡变革的世界寻求有效的安全之道，成为各国亟须解决的时代痛点。2022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和“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西方现代逻辑。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以对话合作取代零和博弈，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为全球安全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框架，为摆脱人类安全困境、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
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
中国国际关系学经过长期发展，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学科专业结构和专业设置更加合理，学术成果逐渐丰富，不断为国际关系新实践提供了学理支撑。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格局持续发生深刻演变，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立足中国、从中国出发，不断探求理论的突破点和生长点，创新发展具有更强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
一是加强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国际关系学从建立之初即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虽然各学科已形成自己的问题域、研究范式及方法论，但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仍无法由某个学科单独面对，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由于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和视角的不确定性，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契合了国际关系学本身的学科性质。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拓宽了研究者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视角，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有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应以问题为出发点，基于国际关系学自身学科基础，运用各学科及其内部不同流派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我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某种程度上，跨学科研究是我国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趋势。
二是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性。国际关系学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以理论构建为主要导向的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框架，而且展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发展态势。主流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产物，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为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中国国际关系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大实践和经验，回答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发展大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体系，主动参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建构，加强国际关系范式研究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者须避免不加批判地直接以西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而应将中国外交实践成果从学理上提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增强国际关系学科的自主性，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开创学科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完全以和平、合作与共赢方式推进，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学科繁荣提供了深厚基础。中国国际关系学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就，在全面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特征与逻辑中找准自身定位与方向，坚持自信自立，顺应实践发展，努力打造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用中国理论来研究阐释国际关系新问题。研究者应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聚焦国际关系演化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不断增强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创新能力，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的国际关系新理论，提升中国国际关系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21&zd1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