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宰”下的西方式现代化，对内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对外对其他落后国家开展野蛮征服与殖民掠夺，其实质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旨在打破旧的封建秩序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人类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暴露出“资本主宰”的制度性弊端，进而使人类社会陷入政治撕裂、社会分化、种族歧视、文明冲突等一系列发展困局。
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实践破解了“只有遵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悖论，在深刻改变人类文明版图、极大丰富世界现代化道路体系的同时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共同现代化构想，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整体性思维和制度性优势，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理想诉求的同时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资本主宰”与“人民至上”：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由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遵循“资本主宰”逻辑的西方式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层撕裂、文明冲突加剧等一系列发展困境。而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物”，人民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以“人民至上”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始终致力于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人类发展成果。
1．西方式现代化固守“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逻辑，给自身乃至全球带来了一系列发展难题
强调资本逐利本性的“资本世界化”，与西方扩张式现代化相伴相生。“资本主宰”的西方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以追求物质财富和资本增殖为逻辑起点。其“资本主宰”的固化逻辑，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和生态危机。
从内部看，西方式现代化遵循“资本主宰社会”的物化逻辑，其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追逐少数人利益的过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放大了西方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物化逻辑。“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西方式现代化以追求西方资本集团利益或本国资本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动力，并“以物的依赖性、服从‘物’的逻辑为前提”，本质上是资本利益至上、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支配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工具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现代化过程势必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务于资本，而资本与生俱来的剥削、掠夺、扩张本性，使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受剥削、被统治的地位。西方国家因此面临着资本贪婪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激烈党争导致的政治精英对峙决裂、种族歧视导致的社会群体裂痕扩大等一系列内生性困境（也有学者将其定性为“资本至上陷阱”），这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弊端，也是西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从外部看，建立在剥削、压榨、不平等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使世界长期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西方国家长期奉行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条军事征服、经济掠夺、文化殖民之路。哈佛大学历史系斯文·贝克特教授曾用“战争资本主义”来界定早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靠武力屈服竞争者，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洲，当地的原住民被剥夺财产、驱逐或危害……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它与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与19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因此，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战争资本主义’。”“资本主宰”逻辑支配下的西方国家无节制的资本掠夺与殖民扩张，导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分歧明显、南北方国际话语权严重不对等。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在近年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过程中，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劣根性和政治操纵性暴露无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疲软无力却对疫苗实行全球垄断与价格操纵，为追求政党私利和资本集团利益而无视本国乃至全球民众生命安全，为稳定本国经济指标而滥用遏制通胀的经济政策等，都充分暴露了深藏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的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本质。此外，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不计成本地对外转移高污染产业、转嫁生态危机，在打破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严重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地球空间”。 “资本主宰”的西方式现代化弊端不断凸显，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亟待出现。
2．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现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与西方国家自觉沦为资本附庸、通过暴力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基础上，有效遏制资本向政治、社会和精神文化领域无序扩张，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使资本利益绝对服从于人民利益，人民成为驾驭资本的社会本体而不是资本增殖剥削的对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基于人民立场的政治导向和“人民至上”情感关怀的高度统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性优势。
从内部看，中国式现代化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在首要位置。“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人的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人的单向度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制度设计，极大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通过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激发中国式现代化活力；通过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感受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繁荣文化产业、健全城乡公共文化体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之本质规定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从而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超越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虚假本质。
从外部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体现了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立场。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中国长期致力于同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近10年来，中国新建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高质量进出口促进平台，为同世界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理想社会追求、遵循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逻辑取向、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资本逐利性、政治功利化的西方式现代化，而是“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各国人民都能共享中国乃至全人类发展成果。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带到了世界。
二、“单极突进”与“多极并跑”：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选择
现代化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追求的共同目标，但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千差万别，故而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一刀切”的现代化模式，更不可能出现“全球西方化”的现代化图景。马克思在对东西方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土地所有制、经济组织形态进行考察后，果断否定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模式的上述判断：不仅在欧美、东亚等区域的现代化模式“百花齐放”，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任何国家都无权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更没有决定他国现代化模式的特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
1．“单极突进”的西方式现代化强调排他式扩张，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处身其中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他在致《祖国纪事》编辑部与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如果将西欧现代化的所谓“历史经验”强加给其他国家，极有可能使其“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从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看，以绝对性、虚伪性、排他性为特征的西方式现代化，引发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球性危机。
从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看，其“单极突进”的现代化模式建立在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殖民掠夺基础之上，并因此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资本掠夺本质。英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掠夺农民土地，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榨取产业工人剩余价值、对英属殖民地野蛮殖民，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钢铁洪流和坚船利炮一度横扫欧洲、北非，但“战争狂魔”的标签与其现代化进程如影随形；自诩为“上帝选民”的美国在16—19世纪对美洲大陆原住民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政策，并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形容为“1950年以来全世界最残暴的国家” 。英国的“圈地运动”、德国的“犹太种族灭绝”政策、美国的“西进运动”等，无不标注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单极突进”的资本积累与殖民掠夺过程，给本国和殖民地国家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自17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以西欧、北美国家为中心，以东南亚、东欧国家为“半外围”，以其他国家为“外围”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美国历史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尽管西方人眼里只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以扩张为生命线的资本主义体系以平等的名义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并将因耗尽扩张空间而走向崩溃。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排他式扩张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定性为狭窄的资产阶级关系。虽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伴随西方现代化而来的，是经济危机肆虐、种族歧视加剧、意识形态对立、气候问题严峻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性赤字。“单极突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给工业革命的早期繁荣打上“科学、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烙印，试图借此掩盖其殖民掠夺和残酷剥削的野蛮行径，但建立在“资本主宰”逻辑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东方和西方的对立。
从西方式现代化的现实走向看，西方国家认为成功的现代化只有唯一且排他的西方模式，并长期支配着解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美国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但伴随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是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垄断及其空前膨胀的野心，以至于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不屑一顾或视而不见。西方式现代化构建的西方话语体系长期垄断国际话语权，并将人类文明形态简单划分为二元对立的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归结为所谓不同等级、高低文明之间的差序排列。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先行者，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以及长期积累的资本实力、科技优势和文化霸权，试图将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经济垄断、单边外交和意识形态偏见随处可见。在经济领域，西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动辄以贸易制裁手段迫使他国就范；在外交领域，西方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外交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领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文明优劣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大行其道。“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支配着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西方式现代化也被“包装”为唯一可以模仿的范本，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模式经常被强行塞入“一元现代性”分析架构。“资本主宰”的物化逻辑是西方社会资本现代性的逻辑，而不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必然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并由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从实践效果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一批亚非拉国家相继陷入西方式现代化泥潭。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简单复制与机械模仿，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困局，反而因削足适履丧失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民族独立性，进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低增值陷阱”等一系列现代化陷阱。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继续奉行单边主义，为追逐资本利益不惜“筑墙设垒”、频频“脱钩断链”，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冷战思维甚嚣尘上，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严重失衡。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制度性弊端愈发凸显，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对世界秩序掌控能力的下降，甚至引发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文明焦虑和自我认同危机。
2．倡导“多极并跑”的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特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底蕴，在现代化价值目标、制度约束、优先次序以及具体策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其现代化模式自然也不可能千篇一律。马克思更加强调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他在19世纪70年代研究俄国社会革命道路时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开辟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倡导“多极并跑”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排他性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创新，充分证明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无限可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高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蕴含着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的有机结合。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唯一正确”的“西方神话”，为中国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既没有“套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绝非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再版”，而是在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先进经验与历史教训的同时，既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注重“走自己的路”，实现了现代化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中国仅用数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崭新的现代化视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世界各国意识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非社会主义的终结，并重新点燃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希望。
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以和平崛起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容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的现代化，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也是一条打破西方既定模式、另辟蹊径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本土性立场、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的同时终结了现代化问题上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谬论。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与本国国情实际相契合的特殊性。与奉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西方“单极突进”的现代化模式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历史合法性在于，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体现了既跨越了资本主义，又要占有其积极成果的历史辩证法。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摒弃了“资本主宰”的西方式现代化逻辑，以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发展中国家要么“依附”、要么“脱钩”的现代化二元难题，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依附”西方还是与经济全球化“脱钩”的现代化难题，中国既不“脱钩”也不“依附”，既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又保持民族独立性，开辟了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富有无限生机的现代化新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发展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首位（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倡导“多极并跑”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成功实践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样态，让现代化道路由“单选题”变成“多选题”；在对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同时，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三、“自我优先”与“胸怀天下”：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价值追求
自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来，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逻辑，相继主导建立了世界秩序。在“资本主宰”逻辑的长期作用下，西方式现代化在标榜所谓“普世价值”的同时奉行赤裸裸的“自我优先”，不仅使人类长期陷入文明冲突、两极分化、意识形态争端、生态危机等发展困局，而且加剧了当今世界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而立足本国国情又胸怀天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整体性思维和创新性实践破解了“文明冲突论”“现代化一元论”等西方式现代化悖论。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成功实践，跳出了长期以来困扰世界各国的西方式现代化陷阱，因其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世界各国共同前途命运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西方式现代化是“自我优先”的单一现代化，所谓“普世价值”难掩其“极端利己主义”实质
西方现代文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最为深刻也最先肯定的文明形态，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资本主宰的西方文明形态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利益纷争。随着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无论是国际秩序中的“西方优先”，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某国优先”，西方式单一现代化模式强调的“自我优先”非但没有兑现带领全球走出发展困境的所谓“普世价值”，其霸权主义行径和单边主义作为反而造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之乱”甚至是“世界之乱”。
西方式现代化的“自我优先”，首先表现为国际秩序中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西方优先”。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始终固守“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始终信奉基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思维，“西方优先”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的单一现代化。“普世价值”原本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学统治与封建统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我优先”的现代化过程中，将所谓“普世价值”的特殊性包装成普遍性，将西方文明解释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唯一的形式。西方“普世主义”价值观认为，反映资本主义价值诉求的具体人性可以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将西方式现代化视为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坚持“自我优先”而排斥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试图将西方文明塑造为“人类的典范”和“历史的终点”，实际上在向全球灌输“西方优先”的逆全球化和单一现代化观念，并通过设置重重障碍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化体系的“依附者”或现代化的“无望者”。部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失败教训证明：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味迷信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附，只会使自身陷入无法摆脱依附、不能独立发展的现代化困境。
西方式现代化的“自我优先”，进一步表现为西方社会内部的“某国优先”，甚至因此无视西方利益集团内部其他成员利益。“西方中心主义”衍生的“自我优先”现代化逻辑，不仅体现为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西方优先”，而且时常表现为无视其他西方“盟友”利益的“某国优先”。在这方面，以“美国中心主义”为既定逻辑的“美国优先”是其典型代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卷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欧洲纷争的“美国孤立主义”，到将拉美视作美国势力范围而反对欧洲列强再殖民的“门罗主义”，再到近年来特朗普、拜登政府大肆鼓吹的“美国优先”，美国自独立以来的对外政策无不渗透着“美国优先”的政治基因。作为“破坏国际秩序的唯我独尊者”，美国放弃了本应承担的大国责任而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动辄“毁约退群”，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择手段地压制他国甚至西方“盟友”发展，实质上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以本国利益为唯一标准的“极端利己主义”。
2．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
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并非解决经济全球化难题的济世良方。“自我优先”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暴露出“资本主宰”逻辑的制度性弊端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非公平性，并日益沦为西方守成大国维护资产阶级集团利益或特定地缘利益的工具。而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单一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它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了确定性，并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传承中华民族“天下情怀”、坚持胸怀天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摒除了西方单一现代化模式“国强必霸论”的“文明冲突”逻辑。与西方文明过度强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同，“胸怀天下”贯穿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基因和历史逻辑。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且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西方文明所缺乏的包容性与“天下意识”。从“协和万邦”到“万国咸宁”，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天下一家”，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一脉相承、世代赓续。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天下意识”，不仅使中华文明在相互尊重内部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且因注重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交融互鉴而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国强必霸”并非历史铁律，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中华文明“天下情怀”的中国式现代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和放眼全球的世界观照，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兼顾全人类整体利益。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现代化文明有机融合，更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兼济天下”的制度优势和时代生机。
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切关照。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中描述道：“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关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它主张超越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倡导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形态包容共存，因其反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而更加具有真实性和包容性。世界各国共建共赢的共同命运观，各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人类文明永续进步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吸纳不同文明形态的有益成果，广泛汲取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不仅体现了扎根中华大地又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气度，而且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始终秉持“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彰显了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和衷共济的世界观照。为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中国在汲取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西方共同体思想和世界其他文明有益成分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倡导并践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向高度一致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当今世界影响范围最广且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将使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追求“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交流取代闭关锁国，以互利共赢取代“朝贡体系”，实现了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形态升级，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强调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因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摒除了西方式单一现代化弊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完成现代超越的同时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刘志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