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德国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要对中国的威胁觉醒，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立即对记者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美国恰恰相反，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不断找藉口批评和抹黑中国。”
一、中美的“文明对抗”
这是从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美关系最明显的转折点。当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许多西方学者即已指出：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
修昔底德（thucydida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古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基于恐惧和自身利益，一定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无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最后是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博弈，都逐一表面化；2019年4月，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同时指出，庞培欧的团队“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正在制定一项战略，全面围堵对手。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
社会学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在1980年便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早已指出：五百年来，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持他们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然要采取武力霸凌、资源独占、分割市场、干涉内政等等的手段，将其他国家或民族裂解，使其居于“边陲”（periphery）或“半边陲”（semi-periphery）的地位。
当中国和美国一样，已经拥有保证可以摧毁对方的核威摄武力之后，美国要“围堵”中国，当然不会自己直接动手，而是利用中国边缘的分裂势力，替他打“代理人的战争”。201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国高层官员前往台湾，并且促进美台高层实质的“互访外交”。2019年10月，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美国又通过“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对于台湾外交有重大伤害的国家，美国应减少对其经济、安全与外交方面的交流。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11月8日，特朗普签署了两个跟香港有关的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关每年对香港进行一次“审查”，以改变双方独特的贸易关系，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中国政府及香港官员。“保护香港法案”则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镇暴装备。
中共为了维稳及防恐，在新疆设立“再教育学校”。美国指责“再教育学校”拘禁一百万名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严重违反人权。北京中国环球电视台因此制作了一部英文记録片“中国新疆，反恐前沿”，为大陆治疆政策辩护。但是美国视若无睹，2019年12月3日，众议院照样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一份名单，指出在新疆或中国其他地区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中国资深官员名单，逼中国政府表态。
二、趁疫情“落井下石”步步进逼
西元2020年是庚子年。庚子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凶”之年。正当美国以咄咄逼人的姿势，歩歩进逼之际，庚子年的春节过后，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2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刋出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劈头就说：“因为某种蝙蝠病毒，像不可阻挡的重型卡车般的中国，终于在本周停住了。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启经济发展，但这个正逐渐习惯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世界，已然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中国的实力，可以视为理所当然。”
写这篇文章的专栏作家瓦特·米德（walter r. mead），是美国哈德森学院外交戦略与政策研究学者，同时又是《美国利益》杂志的总编辑。他在文章中诬称：“中国官员严重渎职、房市泡沫化、工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纠纷不断，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恐怕比华南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
新冠肺炎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反扑。在人类历史上，瘟疫始终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欧洲十四世纪发生的黑死病（black death），从西元1347年开始在欧洲蔓延，再扩散到非洲，整个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病逝，全球约有七千五百万人死亡！黑死病肆虐六年后方逐渐平息。对西方人而言，瘟疫的发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米德身为美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研究学者，对欧洲的历史不可能一无所知，《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又替他加了一个充满种族偏见的标题，一时之间，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频繁出现诸如“黄色警戒”（yellow alert）、“新黄祸”（new yellow peril）之类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粗鄙词语，甚至德国《明镜周刊》也以“中国制造的冠状病毒”（corona-virus mad in china）作为封面！
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欧美各地都发生了排华事件，有些人被泼水，有些人挨骂、被打，连许多黄皮肤的亚洲人也遭到池鱼之殃。二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柏在德国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互相指责对方为“威胁”，19日，中国外交部以“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为由，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并限制他们五天内离境。
中美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美国霸权像是在下“西洋棋”，他们挖空心思，想利用各国的“卒子”，替它打“代理人的战争”，中国则必须用下“围棋”的“智慧”，步步为营，观顾全局沉着应付。
三、“同舟共济”的东亚文明
二月初美国和日本从武汉撤侨时，美国政府是纯撤侨，并未捐赠任何医疗物资给中国大陆。日本的飞机则带来两万个口罩和一批红外线体温计，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所捐赠包装纸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医药仁心会等四家机构捐赠的物资上则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句话出自《诗经·秦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旨在描述秦国将士无惧物资匮乏，与君王同仇敌忾，英勇奔赴战场的决心，用在当下的脉络，说的是支援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奔赴疫情一线，与病毒英勇战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典故，则有更重要的文化意涵。根据《宋高僧传》的记载：唐开元年间，担任日本国右大臣、执炳朝政的长屋亲王鉴于日本出家人戒律派遣唐史沙门荣睿和普照到中土求法。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衣领上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偈语，鉴真大师因此感动，决心东渡弘法。
他试图东渡六次，历经波折，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双目失明的鉴真才抵达日本，于东大寺设立戒坛，传授戒法，并指导兴建招提寺，讲说天台宗义，跟从他一起前往日本的汉医、画师、艺匠，促成了日本文化的全面唐化。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局赠送湖北的援助品上引用了这个典故，难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立即表示：铭记在心。
除此之外，日本富山县捐赠辽宁省的一万枚口罩，印有：“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由日本舞鹤市政府捐赠给大连的数箱物资，箱子上贴着盛唐诗人王昌龄的《送柴侍御》：“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在说明东方文化“同舟共济”的文化现象。
到了三月上旬，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受到控制，却在欧洲和中东快速蔓延开来，其中以意大利和伊朗最为严重。3月10日，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向中国求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立刻答应提供义国急需的口罩及医疗设备，同时大陆国务院联防联控外事处宣布成立“院士级”的“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组”，准备对伊朗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输出“中国防疫经验”。
然而，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刻遭到各方的质疑：“中国防疫经验”真的是可以“输出”的吗？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初，西方媒体立刻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等到医疗专家确认这是人类医疗史上前所未见的疫病后，中国政府立刻采取果断的“封城”行动，要求每个筛查出的轻症与重症病例都必须强制住院，风险病人必须居家检疫。病房不够，十天内盖出千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及雷神山医院，收治重症；又建了十六座方舱医院，收治轻症，完全分流。医护不足，全国立即调动四万医护人员驰援，展现出高效率的治理能力。西方国家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严密的基层组织，在这次“防疫作战”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社区组织，在西方国家中根本没有，他们如何可能复制中国的“防疫”或“抗疫”经验？
四、“人人为己”的个人主义
三月上旬，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快速增加，3月8日凌晨二时，意大利总理孔蒂宣布：米兰附近的伦巴底大区及其他11个行省将实施“封城”。不料消息事先被媒体披露，3月7日晚间，米兰火车站立即涌入“逃难般的人潮”，许多米兰居民都纷纷开车逃离这个即将“被封锁”的城市。
因为欧盟申根国家之间根本不设防线，当意大利宣布要“封国”时，意大利人又纷纷向外国逃散，结果到了三月中旬，欧洲的新冠疫情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快速地蔓延到美国，逼得特朗普不得不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一时之间，美国许多城市的超级市场一开门，立刻涌入潮水般的人群，大家抢购卫生纸、日用品，彼此大声叫骂，甚至扭打成一团，将“人人为己”的“个人主义”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全球陆续筑起防疫壁垒，英国却反其道而行。首相强生宣布采取“佛系防疫”，不检测、不停课、轻症不治疗，要让六成人口都感染新冠肺炎，以达成“群体免疫”的效果。其逻辑是：毋须刻意压制疫情，有症状者应先自我隔离；如此一来，身体强健者将可战胜病毒而存活，弱者或老人则可能被自然淘汰。有人因此称之为“物竞天择”法。消息一出，立刻遭到各界的批评：英国六千七百万人口，如果有六成人感染，以2%的死亡率估计，将有几十万人丧命，强生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英国“群体免疫”的政策被认为是“物竞天择”、草菅人命，舆论与专家猛烈抨击下，两天后，卫生部长汉考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说，政府的政策是“保护生命，打败病毒”，“群体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标或政策，而是科学的概念。”
什么叫做“科学的概念”呢？自从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发表其“进化论”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淘汰”已经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西方学者甚至还发展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发展殖民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十九世纪，英国扩张成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广的“日不落帝国”。天道好还，谁都料想不到，时局演变至今，英国政府居然用“物竞天择”的“科学概念”来对付新冠疫情，甚至警告：“可能有很多家庭会失去他们挚爱的亲友”，这种“防疫法”等于暗示：政府对新冠疫情已经束手无策！
当中国已经学会源自西方的科技，甚至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所谓中美“文明对抗”并不仅是“综合国力”的对抗，而且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对抗。东方传统“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价值观，和西方“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究竟何者比较能够帮助人类应付大自然的挑战？大家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