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细雨中呼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种类型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和同僚关系的并置与比较。小说集中叙述了各种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和断裂，呈现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危机中的原子化进程，以及为了克服个体化的孤独状况而做的自我保护的调整努力。“细雨中的呼喊”是一系列呼喊的集合。原子化个体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认同和社会网络，呼喊即是建构安全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平等的社会关系的高强度诉求。《在细雨中呼喊》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端时期的带有预见性的作品，提供了寓意丰富的有关危机与超越的叙述，预言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新的社会精神的形成。
关 键 词：个体生命史叙事 个体的原子化 信任危机 孤独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从当代长篇小说“重述二十世纪”潮流（或者命名为“晚近百年史叙述”潮流[1]）的发展进程来看，余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与新世纪的《兄弟》《文城》构成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创作序列。《在细雨中呼喊》是世纪史写作的前期探索，《兄弟》是高度自觉的世纪史写作，也是其世纪史写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形成世纪史叙事创作独特风格的作品，其中的基本要素在其后续创作中是持续活跃的存在。
余华在《兄弟》后记中介绍构思的缘起，“五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那是一个世纪的叙述”[2]。但其世纪史的创作并非从世纪之交才开始。《在细雨中呼喊》容纳了叙述者的个人史及家族史，包含有贯穿世纪的长时段历史视野。《在细雨中呼喊》是个人史与地方史叙事的糅合，《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主要是个人史叙事，《兄弟》《文城》也是个人史叙事与地方史叙事的糅合。个人史叙事的偏好贯穿于所有这些长篇作品之中。
《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分别发表于1991年、1992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刚经历一次大的社会震荡，然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小说的写作，以及期间的风格调整，是持续引起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以往研究的主要议题是从渲染暴力快感转向悲悯或救赎，有的认为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有重要变化，[3]有的认为这三部作品风格较为接近，相对于此前作品有重要变化。[4]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确实有个体生命史叙述的重要变化，但总体上《在细雨中呼喊》已经奠定后两部作品的基本走向。这些关联，可以结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状况，做新的讨论。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余华在这些小说中如何叙述个体的社会纽带状况。
《在细雨中呼喊》是“我”的早期生命史叙述，但不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典型的传主的生命史叙述，而是与叙事者孙光林相关的各种人物与事件的串联，是一种非典型的个体生命史叙述。作为一种多元杂糅的世纪史叙述，《在细雨中呼喊》可以理解为其他类型的叙述，但“我”的早期生命史叙述，是其中一种可以成立的概括。“我”的早期生命史叙述，是能够将相互之间未必有联系的各种人物拢括在一起的叙述架构，提供了理解“我”的历史叙述如何形成、有何种风格的重要线索。
《在细雨中呼喊》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成员关系和友情的状况，这是六岁被送给别人、十二岁回到原生家庭的叙事者“我”的主要关心所在。小说开篇通过一个女人“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所强调的个体孤独感，以及贯穿全篇的有关个体孤独感及其超越的叙述，都是有关各种社会关系纽带的叙述。以往研究多有关注的苦难、残酷或者绝望，一个主要的成因是亲密社会关系的瓦解，这标示着社会关系面临瓦解的深度危机。
但《在细雨中呼喊》对社会关系危机的叙述并不是单极的，不是一路瓦解下去，而是有着复杂的层面，是在社会关系危机的情境中试图重建个人的社会信任与社会关系的努力和探索。按照叙述的顺序，小说四个部分的重点依次是原生家庭的内部关系、友情、家族史（曾祖父母与祖父母）、养父母家庭；按照时间的顺序，则是另外的组合，例如，可以尝试的一种阅读方式是，（出生叙述与开头的梦之后）养父母家庭叙述、原生家庭叙述、（与苏宇、鲁鲁的）友情叙述，加上家族史的补述。如果说原生家庭和养父母家庭都有信任关系瓦解的问题，那么，友情与家族史部分更多的是信任关系的建构或维系的努力。从叙事者“我”的角度来看，原生家庭内部固然出现了信任关系的危机，父亲毫无父亲的样子，养父也因为婚外情暴露而自毁，但家族史叙述中的曾祖父与祖父是有责任感和担当的，有的家庭有坚韧的努力，有的家庭修复了裂痕，“我”也能够一定程度克服原生家庭的伤害，超越孤独感。也许余华部分早期小说尤其是《现实一种》对兄弟家庭相残的叙述令人触目惊心、难以忘怀（《在细雨中呼喊》中相互伤害的部分叙述有延续性），也许冲突的细节总是比温和的细节更为醒目，也许评论者和读者更愿意从冲突细节中抓取感兴趣的历史叙述信息，小说叙述中的残酷与相互伤害相对比较多地被强调。
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主要以顺叙结构全篇不同，《在细雨中呼喊》有较为繁复、相互嵌套的倒叙和插叙，有众多叙事线头的相互纠缠。这些复杂的结构安排看来是叙事的炫技，其实包含了值得细致品味的匠心和值得深入解读的内涵。穿越纷杂的叙事线索，“我”所见所闻的社会关系危机主要有三个方面：夫妻或恋人的信任的瓦解，父子关系及其责任伦理的瓦解，朋友和师生等信任关系的危机。这些方面的情况并不一样，于“我”而言的含义也不一样，事实上构成了多组内涵丰富的对比。
一、何谓“细雨中的呼喊”与理解家庭
普遍出现、共时存在的情况是夫妻信任或恋人信任的瓦解：养父王立强与年轻女子的婚外情被同事的妻子刻意捉拿和揭发后，这位武装干部用手榴弹袭击了她的家，然后自杀；“我”的父亲与村中寡妇私通，母亲忍气吞声；苏家兄弟的医生爸爸与村中寡妇私通，但维持了家庭；王跃进对冯玉青始乱终弃。最后第四章叙述的养父母的故事其实是全书中最为惨烈的部分，也是在时序上更早发生的部分，为后续故事提供了最初的参照系。王立强和李秀英的形象较为丰富，此章叙述也有充满温情的部分，反而容易被第一章无赖父亲恶劣行迹的情节压制，容易被忽视。“我”的养母李秀英体质虚弱且极度敏感，王立强移情别恋，对李秀英有粗暴的时候，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男人”（193）[5]，爱护和照顾李秀英；李秀英生活在自我之中，曾用放在窗台的五角钱考验“我”并建立信任，并在“我”在学校遭遇诬陷时给予信任和支持，在王立强死后，她“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273），完全没有对“我”的去向做安排就回了娘家；在“我”看来，他们“让我吃饱穿暖，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同时也责骂和殴打我”（189～190）。从孙荡的王立强家回到南门的原生家庭后，相对于随着父亲的无赖化而日益崩坏的家庭，“我只能长久地去怀念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还有我在孙荡的童年伙伴”（8）。虽然在前半部分叙述的原生家庭和中学时期学校生活更为醒目，但奠定“我”的基本视野的是最后部分叙述的在孙荡的五年生活，这一部分提供了《在细雨中呼喊》关于家庭和友谊这些社会关系的基本议题，以及系列比较的参照系。
养父母家庭关系，与“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及苏宇苏杭家庭的关系，分别是第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是一组并置的叙述。叙事者在开篇两个回忆提及养父母家庭之后，马上以快速切换的叙述节奏依次切入原生家庭与苏家的叙述，将这三种家庭的场景紧凑地并置在一起，并且明确指出三者的关系，“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庭这个词。我对自己南门的家庭和在孙荡的王立强的家庭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12）。这是作家将不同的叙事线头汇聚在一起的特别布局，清楚地提示了小说四个章节之间、“我”的生命史所勾连的系列故事或要素之间的关联。与“我”的生命史相关联的各种人物和故事相互之间未必有多少联系，例如冯玉青与其他主要人物之间并无关联，这种状况在小说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叙述场景的快速切换和跳跃。但开头部分这种把三个主要叙事线头以先声夺人的方式先聚拢起来的布局，提供了一个叙事导引，可以产生提纲挈领、形散神聚的效果。通过三种家庭模式的并置与比较，提出理解家庭的问题，是叙事者明示的整部小说的核心问题之一。
事实上，这种比较不只在三个家庭中展开，也是整部小说结构在一起的内在方法。叙事者给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提示，这种比较可以继续延展。就在开头的三个家庭场景的并置之后，叙事者马上跳跃到冯玉青故事的叙述，然后再切换到以“死去”命名的原生家庭的故事。冯玉青为王跃进玩弄感情而在后者婚礼上决绝报复的故事，看起来切入非常突兀，但如果从并置与比较的继续延展的角度看，则有其内在逻辑。这种并置与比较的序列可以进一步扩展，例如第二章冯玉青与其儿子的残缺家庭，第三章家族史曾祖父与祖父的家庭，第四章“被活人遗弃”的国庆的家庭，以及“被死人遗弃”（218）的老太太的家庭。“我”对家庭的理解，是在这一系列家庭的并置和比较中展开的。“我”的原生家庭、养父母家庭、苏家都出现了夫妻之间忠诚与信任瓦解的情况，呈现了家庭关系断裂的普遍危机，但叙事者同时提供了另一类家庭关系的叙述，例如，“被死人遗弃”的老太太在丈夫去世之后的余生中，保持只吃螺蛳尾部、把螺蛳头部留给丈夫的习惯，则是另一种夫妻关系。这些关系的叙述，是苏家曾经的和谐家庭理想情景在高一时期的“我”试图理解家庭时能够“确定下来”的重要支撑。它们并不是孤例，而是家庭出现普遍危机的时代仍然有的承担自身伦理责任的可能性。
“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是“我”所见的苏宇苏杭兄弟“令我感动的游戏”，以及苏家父母之间、父母与儿子之间的和睦景象。这种景象是一种理想家庭的景象，或者说，是“我”根据此情此景对理想家庭的想象。后来苏家的故事部分颠覆了这种想象，例如，苏父与村中寡妇的偷情，苏家关系的维系，高三时苏宇的入狱，以及从狱中回来之后的病逝，苏家有了残缺的伤痕。但苏家后来的变化，并没有也不足以完全否定“这一幕情景”，以及“我”对它的理解、想象和回忆，此所谓“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
多种情况的并置与比较的结构方法，不限于家庭的夫妻关系。父辈与子女的关系的叙述同样如此。“我”的无赖父亲猥亵与哥哥定亲的女子，毁掉哥哥的婚事；哥哥跟本村的英花结婚后，父亲再猥亵英花，哥哥割掉了父亲的一只耳朵，蹲了两年监狱。无赖父亲与祖父之间陷入了持久的相互伤害的模式。这种父子关系的状况，相对于曾祖父在手艺上对祖父的传帮带，祖父在垮桥危机后的挽救努力，祖父背着曾祖母逃难，更像是一种变异和背叛。国庆的父亲遗弃国庆的无赖，与“我”的父亲的无赖，是同一类型。但小说叙述的苏家医生父亲与两个儿子的温和关系，养父王立强与“我”的私下合作，养母李秀英对“我”的信任，冯玉青忍辱出卖肉体养育鲁鲁、鲁鲁勇敢维护妈妈，则是另一种类型。“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251），是因为，养父母家庭相对于“我”的原生家庭曾经更为完整。
兄弟关系也是如此。“我”为苏家兄弟的游戏所感动，与之对比的是，“我”回到南门后曾遭遇哥哥与弟弟的合谋诬陷，以及哥哥对“我”的每一次殴打，“我都记录在案”（9）。刘小青和他哥哥的关系、苏宇与苏杭的关系是另一种状况。
多样性的并置与比较，是《在细雨中呼喊》的一个重要特点。以此为基础，“我”的感动，“我”对理想家庭关系（包括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的理解，包含的是对理想的家庭关系的诉求。这种诉求的强烈表现，就是呼喊。
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是，何谓“在细雨中的呼喊”？全篇明示的有两处，一是“我”在写作时回想的那个即将被王立强带走的“童年的我”梦到的场景——“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二是结尾部分刚从孙荡回到南门找父母的“我”在细雨中看到的起火的家，“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276）。
小说开篇写了“童年的我”的两个记忆，包括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的梦境，以及似乎在“回答这个女人呼喊的声音”、走向死亡的穿黑衣的陌生男人。与这两个形象比较接近、可以形成结构性呼应的，是“我”的养母李秀英与养父王立强。小说结尾部分描述，王立强死后次日李秀英“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272），呼应了开篇的梦境与王立强把“我”带离南门。叙事者并未提及王立强死后次日有雨，只是提到李秀英在那个“极其恐怖的”白昼的“肆无忌惮的喊叫”（272），可见“在细雨中的呼喊”并非李秀英的呼喊本身，而是可能糅合了李秀英呼喊与其他要素的抽象变形。这两个记忆，可能是李秀英与王立强的命运预言，也可能是叙事者根据李秀英与王立强的命运而后来添加、倒填日期的后设叙事（即李秀英与王立强的命运的倒影），还可能是一种从李秀英与王立强的形象中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性寓意的描述。“我”是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人，即使真的有那样一个“六岁的我”的回忆，而且“我”竟然牢牢记住了，也主要是因为，李秀英与王立强在“我”的生命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与梦境和回忆中两个形象的相似性，让“我”记住了这两个记忆。[6]
李秀英呼喊时把“我”忘记了，事实上与“我”无关。虽然当“我”在学校被诬陷时李秀英给予的信任是唯一的，是“我”的早期生命史中的重大事件，但“我”在王立强死后被她漠视和抛弃了，“突然成了孤儿”（273）。她的呼喊主要关乎她与王立强的关系。从王立强知道“我”已经懂得他与情人关系秘密之后的反应来看，他在想方设法瞒住李秀英，维持家庭关系，与此相应，李秀英信任王立强。这种信任瓦解之后，李秀英的反应镇定而强烈，“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一方面她对王立强的单位不满，另一方面拒绝去领王立强的遗体，因为他犯了男女错误（270～271）。她的呼喊包含了对王立强的悲剧和夫妻信任瓦解的复杂反应。
叙事者对自己在家庭关系方面的诉求的叙述比较含蓄，表达的方式不是“我”的呼喊，而是回忆中的家屋燃烧景象。“我”回忆自己重新回到南门时，将家里房屋燃烧的火焰，视为“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这一次大火让原生家庭进一步陷入赤贫状态，而“我”与祖父同时返家的巧合，让父亲“满腹狐疑”，“仿佛这场灾难是我们带来的”（7）。父亲这一寻找“替罪羊”的心理进一步扭曲了他对祖父和“我”的态度，并影响了母亲与哥哥。但这一事件并非原生家庭关系劣变对“我”的影响的开端，这些影响事实上在王立强带走“我”之前即已开始。祖父孙有元曾经历年轻漂亮且曾经富有过的祖母“三十多年的掠夺”，到晚年唯唯诺诺，同时在回忆他与祖母生活时“独自笑起来”；在失能之后，成为赤贫家庭的累赘，变得更为胆怯。祖父摔碎一只碗，为了在暴怒的儿子孙广才之前保护自己，诬陷不会声辩的三岁孙子孙光明摔碎了碗，并在“我”私下说摔碎碗的是他的时候，坚持说是“我”的弟弟，让我此后觉得“阴森可怕”（157～160）。小说叙述提示了“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劣变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赤贫状态，二是父辈不愿在赤贫状态下承担伦理责任，是家庭关系劣变的关键。父亲与哥哥在弟弟因救小伙伴而溺水身亡之后的投机，是父亲在赤贫状态下扭曲的延伸。家屋燃烧的火焰之为“呼喊”，不是当时刚回南门的“我”的心理投射，而是经历了之后原生家庭生活的“我”的心理投射，也是叙事者回忆时的心理投射，可以看作“我”的呼喊。这是一种否定的呼喊，断然否定原生家庭的关系全面瓦解的变异状况的呼喊。
小说的点睛之笔是鲁鲁的呼喊。鲁鲁知道母亲将被送到劳改农场去，向公安喊叫，“你们不能把我妈送走”（124）；他探监时向冯玉青喊叫，“我把草席都带来了，我就睡在你的床铺下面，我不会占地方的”（128），在劳改农场外风餐露宿，希望留在妈妈身边。这是鲁鲁的“坚定不移”，就像冯玉青“在木桥上抱住王跃进”（120）。他的喊叫，是对拥有正常的母子生活的“坚定不移”的渴求；他面对其他小孩欺凌时对哥哥的想象，是对拥有安全的家庭保护的“坚定不移”的渴求。[7]
小说共四章，有两章以呼喊或喊叫结尾，第二章结束于鲁鲁的喊叫，第四章结束于火焰的“呼喊”，与开篇“在细雨中呼喊”的梦境相呼应。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作者有意的布局。第四章结尾是明的呼应，第二章结尾是暗的呼应；第四章结尾是形式上的结尾，第二章结尾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实质性结尾。小说在叙事安排上有很多花样，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做简单的重新梳理，第二章结尾是全书的结尾。这一布局突出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的对比，第四章结尾是否定性的，第二章结尾鲁鲁的喊叫则是肯定性的，是对正常的家庭关系和安全的家庭保护的明确诉求，叙事者对于冯玉青与鲁鲁的母子关系也是肯定的，对于鲁鲁的喊叫是肯定和欣赏的。鲁鲁的喊叫，是全书在精神上的高点。开头部分冯玉青故事的跳跃式切入，并不是地方史叙述的支线人物的“乱入”，而是有组织的“埋伏”。冯玉青和鲁鲁是受辱者、弱小者，穷苦潦倒，孤苦无助，但这对母子以“坚定不移”的努力，维系极为脆弱的家庭，做倔强的坚持，在保护家庭、维系母子关系、承担自身责任方面，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一对开头“细雨中的呼喊”的暗的呼应，是作家含蓄强调的部分。如果说苏家的和谐情景是理想，鲁鲁和冯玉青那种尽力保护家庭（自我保护）的努力，则是到达理想状况、建构理想的家庭关系的基础。鲁鲁与后续的徐福贵、许三观，是有共同之处的人物序列。
“细雨中的呼喊”是一系列呼喊的集合。唯有在系列呼喊的并置与集合中，才能准确和充分地理解李秀英的呼喊的特点。她的呼喊的重点是习惯性地沉溺于自我，是对于悲苦命运的自怨自艾吗？小说开篇并置的三个家庭都遭遇了夫妻信任断裂的危机。“我”的母亲与村中寡妇有公开厮打，但在无赖父亲面前一直忍辱吞声，直到临终前，“这个一生沉默寡言的女人开始大喊大叫，声音惊人响亮”，所有的喊叫针对孙广才而去，罗列了所有被孙广才拿到寡妇家去的物件，“临终的喊叫证明她一直耿耿于怀”（57）。苏家母亲虽然曾经在一个晚上默然离家，抗议苏父与村中寡妇的私通，但次日凌晨，“父母已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97）。这三个细节在书中相隔甚远，分别位于第四章、第一章与第二章，三者并置的比较非常含蓄。李秀英有呼喊，通过拒绝王立强的遗体，表示拒绝他的背叛；“我”的母亲的临终喊叫是一生卑微者最后反抗的表达。冯玉青闹婚礼事件在“我”提出理解家庭问题之后劈空降落，增加了有助于“我”理解家庭的、可资比较的高强度要素，凸显冯玉青面对背叛的果断反击。冯玉青没有呼喊，她在桥头公开抱住王跃进，要求他陪着去检查身体时，跟李秀英一样“十分镇静”（22）；她在王跃进的婚宴进行时展开决绝的行动，用草绳在旁边的树上系了一个可供上吊的圆圈。这个情节中喊叫的是新娘，冯玉青的行动不是呼喊，而胜似呼喊。小说没有提及苏宇母亲的呼喊，苏家父母的关系一定程度修复了。在冯玉青行动的烘托之下，在“我”的母亲和苏母的反应方式的对比之下，可以推测，李秀英的呼喊的重点在于，面对爱人的背叛，面对信任关系的断裂，勇于发声，表达不满，敢于寻求另外的可能性。“我”母亲临终前的喊叫也有类似特点。呼喊是痛苦的释放，是不满的倾诉，是无助的求援，是自救的呼吁，是愿望的抒发，是面临基本社会关系断裂危机时自我保护诉求的综合表达。这些呼喊的核心诉求，是重建正常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获得安全的家庭保护。
何谓“细雨中的呼喊”的问题，与何谓家庭、如何理解家庭的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同样面临丈夫与村中寡妇偷情的问题，苏宇母亲与“我”的母亲都不像冯玉青和李秀英那样刚烈，她们的情况仍有不同。“我”的原生家庭与苏家是两种不同类型。“我”的原生家庭的平衡彻底瓦解，父子之间、“我”的父母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兄弟之间的信任亦有危机；苏家离开南门，似乎修复了裂痕显露的关系，仍有平衡与和谐，苏宇父母并未反目，苏宇苏杭兄弟遭遇青春期危机，但并未堕入魔道。在“我”将初见苏家情景理解为理想家庭景象的映照之下，养父母家庭与原生家庭都有明显的缺失。虽然“我”“在池塘旁所看到的苏宇快乐幸福的童年生活，其实如当时从水面上吹过的风一样不可靠”（95），但苏家在小说中仍然是相对稳定的家庭。苏宇曾因此开始“对家庭的惊慌”（95），他对两性关系的探索，因亵渎少妇而劳教一年，同时认为自己理解了父亲的出轨。他的家庭对结束劳教的他保持了宽容，苏宇仍是比较质朴的少年，其友情“给予了我长久的温暖”（106）。何谓家庭，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复杂问题，《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事实上仍然以此一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叙述了更接近于苏家或冯玉青—鲁鲁的历程。
不平则鸣，在家庭的信任关系断裂之后，呼喊是以信任关系难以或无法修复的判断为前提的，是对信任瓦解和关系断裂的强烈反应。小说开篇“我”的两个记忆的顺序，刚好与王立强悲剧事件的顺序颠倒过来：实情是先有王立强的悲剧，后有李秀英的呼喊；在开篇的记忆中，则是先有梦境中女子的呼喊，后有似乎在回应的黑衣男子，以及男子的死亡。这种颠倒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有关家庭的问题，并非随意之笔。对于李秀英的呼喊，王立强如果能够死而复生，何以回应？王立强与发现秘密的“我”曾经尝试保持灰色空间，对“我”指出，“你是个小妖精”，“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264）。但他高度介意无法改变的家庭生活失衡状况；在他遭遇同事妻子揭发危机之后的生死考量中，李秀英也未必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巨变发生前，王立强拉“我”散步，讲到他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屁股，但他叹息的并不是穷，而是“人不怕穷，就怕苦啊”（263～264），这是波澜不惊、言微旨远的叙述。王立强的“苦”，主要指的是与情人的苦恋。他临死之前的这句感叹，指出了穷苦并非关系劣变的关键原因，堪为理解“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劣变的重要参照。在灰色空间不复存在之后，王立强要在已失衡的基础上修复家庭关系，会非常困难。叙事者指出，“我成年以后，还常常会出现这样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当时将这事告诉了李秀英，李秀英苍白无力的疯狂，也许恰恰会阻止王立强因此而送命”（262）。从挽救王立强生命的角度说，这一想法未必“幼稚”，但李秀英的觉察很可能会造成其他悲剧，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又可以说是“幼稚”的。[8]“我”的原生家庭与养父母家庭走向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难以修复的断裂状态。可以说，“我”的两个回忆出现颠倒，黑衣男子有心而无力回应女子的呼喊，包含了有关呼喊的重要逻辑：呼喊表达的是重建平等或安全的家庭关系的自我保护诉求，要有效回应这些呼喊，需要实质性地重建平等的家庭共同体关系，让家庭共同体成员获得安全保护。如果将这一关于家庭共同体的呼喊与回应的开篇意象视为笼罩全篇的隐喻，延展至其他类型的共同体，这一逻辑同样耐人寻味。
二、信任的危机与友谊的探寻
缺乏家庭安全感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多位儿童或少年，在探寻友谊的过程中学习自我保护，是《在细雨中呼喊》在关注家庭问题之外的另一重点。“我”、国庆、苏宇和鲁鲁都有这种在危机状况下探索新路的经历。
这些少年在家庭内部回应危机的方式各有特点。叙事者很少叙及读中学的“我”面对原生家庭危机时的反应，而“我”在养父母那里曾经与养父合谋隐瞒后者婚外情的秘密，协助养父保持与养母的关系。因此“我”并非没有介入家庭危机的经验或勇气，可能只是放弃了对父母关系危机做出反应的努力。苏宇父母冷静地处理了家庭危机，因此苏宇对家庭的惊慌，没有转化为对危机的介入。国庆和鲁鲁则有拼尽全力或者煞费苦心的干预努力，小说的这些情节非常生动，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对于这些少儿而言，应对家庭危机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国庆在九岁时被父亲抛弃，“是我们这群孩子中最为懂事的”（206），对于父亲的抛弃和冷漠无能为力。他从父亲去医院拿药而敏锐意识到，父亲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自己身边。
建立友谊，是国庆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探索，也是失去家庭保护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国庆对友谊的探寻富有传奇色彩，“被活人遗弃”的他与“被死人遗弃”的老太太相互扶持，辍学干送煤工作之后与不在乎自己名字的同行竞争者建立友谊，亲密无间却没人听到过他们交谈。两位送煤工的友谊是小说中的一类同僚关系，张青海老师与林老师既合谋又无相互信任、同事妻子对王立强的监视和告发则是另一类同僚关系。
叙事者“我”在友谊的探寻过程中有复杂的经历，经历过重要的挫折。友谊是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与国庆类似，在家庭生活有所缺失的情况下，需要到社会友谊中寻找替代或弥补。“我”在孙荡与国庆、刘小青的友谊，在中学与苏宇、郑亮的友谊，在校外的街头与鲁鲁的友谊，在小说叙述中占有较大比重。国庆和刘小青受老师诱导，合谋诬陷“我”，是“我”遭遇的重要挫折。这是全书中对于社会信任断裂过程最为详细的叙述之一。此一事件中断了“我”与国庆和刘小青的友谊。孩子之间使诈导致信任关系的危机，也发生在“我”与两位兄弟之间。孙光平在打破“我”的头之后，为逃避父亲的责罚，与弟弟孙光明合谋，欺负刚回到南门的“我”，将事情演绎成“我”先打了弟弟，哥哥再惩罚“我”。
这种小孩之间的相互伤害是否跟成人的诬陷类似？“我”在被养母李秀英忘记而抛弃在孙荡之后，身无分文而求援于国庆和刘小青。对于国庆和刘小青，“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197）。“我”在回忆时的这些反应，是以比较和区分为前提的。老师的设局诬陷，与小学生之间的使诈，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是处心积虑，后者带有儿童游戏的特点，儿童未必了解事情的轻重，也未必像成人那样深思熟虑。有比较，有区分，是“我”的叙事中或明或暗不断呈现的观察和思考的方法。
少儿世界的尔虞我诈，也是成人世界的社会信任瓦解的折射。“我”在学校被张青海诬陷，张青海利用惩罚恐吓折磨学生，为国庆“管理”姨舅给的生活费，幸灾乐祸地向学生透露林老师因家庭成分问题“被抓”的信息，张青海有意利用“文革”时期的社会政治机制的种种作恶，虽然较为轻微，但呈现了社会信任瓦解的危机状况。这是小说中少见的提及社会政治背景的地方。小说叙及的家庭信任关系瓦解危机的诸多事件，与社会政治氛围并无明确关系。例如，在“我”的原生家庭，父亲与祖父用孩子作为“棋子”相互伤害，对于他们何以如此，小说提供的社会层面的信息较少，模糊而抽象。[9]“我”探索社会交往遭遇的危机和挑战，并不只是师生和朋友的信任的瓦解。在中学时期，“我”遭遇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城乡差别。哥哥在高中时预感到“自己一生都将不如城里同学”，内心自卑（14～16）。“我”也曾受自卑的困扰。苏杭为讨女同学的青睐，公然用柳枝抽打“我”，遭遇这一霸凌行为的屈辱改变了“我”，“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76）。“我”的这一变化，从哥哥的经历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哥哥的初恋破灭于城里同学的出卖，但继续着和他们的亲密交往，然而哥哥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高中毕业即是“被他们抛弃的时候”（14～15）。
“我”回到南门后，陷入了家庭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既源自家庭内部的关系状况，也源自村庄对于家庭认同的共识。“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7）。父亲将“我”视为给家庭带来灾异的人（超出家庭负担的别人家的孩子），哥哥的伤害和诬陷，这些经历让“我”与原生家庭日益疏离；“我”在家里与王家发生争端和群殴时，在池塘边旁观，村里人无论在争端中持何种立场，“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我这么坏的人了”（10），这让我与家庭和村庄进一步疏离。这是真正的疏离，“我”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以被原生家庭接纳，而是选择走向孤独，例如独自在池塘边回忆。“我”的疏离，是对无原则服从家庭的村庄共识的疏离和反对，原生家庭名存实亡，其实意味着“我”在心理认同上已是无家之人。同时“我”对于能否被家庭接纳的问题非常敏感，不断地准备承受因为疏离家庭而会遭遇的指责，这种心理防范是对于疏离状态的不断确认，以及对其后果的倔强承受，例如“我”在弟弟溺亡之后的疏离，对家庭和村庄的反应的关心，以及发现自己被遗忘的如释重负。离开南门时，在心理上早已远离家庭，事实上也将远离的“我”的反应是复杂的，仍然在观察和判断家庭是否与自己相互疏离。一方面为哥哥帮我还高考报名费等举动而感动，告别母亲时“心里涌上一股温情”（47）。另一方面，“我”跟送别的哥哥说会还他那一元报名费，让可能仍然抱有投机心理的哥哥“流露出悲哀的神色”，“茫然若失”（17～18）；毫无反应的母亲让我一阵心酸，“她的命运在我前去的空中化作微风，正在无形地消散”，“我”感到自己将“一去不回”（47）。疏离与孤独是“我”处于家庭危机中的自我保护机制，无家之“我”主要是一种孤独的个体感受。不仅如此，虽然“我”无力改变家庭，但“我”在原生家庭之外寻找超越孤独的途径。回忆是一种方式，探寻友谊是另一种方式，这些方式既帮助“我”超越家庭危机，也帮助“我”超越孤独。
回忆是多元状况的并置、区分与比较的一种展开方式，既是叙事者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叙事者梳理现状、沉入孤独的途径，还是走出孤独的途径。《在细雨中呼喊》是回忆之书，“我”的祖父、与国庆相互扶持的老太太，都是在孤独的回忆中寻找超越现状的力量。“我”的回忆是多层次套叠的。其一，“我”的书写是当前的回忆，这些回忆的开阔视野，标示着我能够走出危机，超越孤独。“我”无意改变与原生家庭的疏离，但走出了父兄经常殴打的伤害，成年后面对记录每次殴打的作业簿时，“突然惊讶地发现枯干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9）。其二，少年时期坐在池塘边的“我”回忆有关孙荡养父母家的经历和见闻，是在疏离村庄和原生家庭的同时重新认识相对理想的另一种状况。其三，这些回忆中的老太太的回忆，则提供了以回忆抵抗现状的经验。在这些多层套叠的回忆中，历史叙述是一种以多元世界的认识积极介入现实危机应对的重要力量。余华在“意大利文版自序”中指出，“因为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组合，以求获得不一样的经历。”（序·5）《活着》中徐福贵与老牛的对话，是以历时叠加的回忆承载整个家庭、超越孤独感的极致表现。
“我”的友谊探索经历的叙述是多元和丰富的，“我”尽管在小学遭遇老师的构陷和小伙伴的背叛，回到南门后在原生家庭经历或目睹种种相互伤害，意识到城乡差距的深刻影响，但并没有因此怀疑所有的社会关系。“我”仍然在探寻友谊，例如仍然信任苏宇，试图保护受欺凌的鲁鲁，这些都意味着“我”能够从家庭关系和社会信任危机中走出来，超越信任瓦解、相互伤害的社会关系模式。
由此看来，小说叙述提供了“我”能够超越成长过程中的伤害的明晰线索。择要而言，其一，“我”曾经获得过信任的支持。养母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是重要的。她的帮助曾恢复“我”的自信，当“我”询问，如果有个同学打碎了玻璃，“我有没有错”，她干脆地回答“别人打碎的，关你什么事”，于是“真理终于回来了，我不再疑神疑鬼”（241）。在张青海和林老师合谋唆使国庆和刘小青诬陷“我”时，李秀英是唯一信任“我”的人。这种曾经获得的信任，中止了伤害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中止了信任瓦解的不断复制的传递机制。其二，“我”在孙荡跟养父母生活时，已经见识过或者经历过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状况，了解多元状况并存的丰富性。在返回南门、到中学读书的阶段，“我”同样能够看到和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和同学关系。“我”在这种成长经历中，形成了比较和区分不同情况的认识能力。例如，“我”会根据苏杭与苏宇两兄弟的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与他们的关系。这是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能力，既不是普遍否定，也不是普遍肯定。又如，“我”能够分析哥哥的自卑心理，知道他忍受城里同学的出卖，“是不愿让村里人看到城里同学一下子都不来了”（15），亦即自觉意识到，个体的选择是决定性的。其三，“我”的个体生命史自述，集中地反映了在多元丰富的状况中了解多元状况、自主思考和走出不适状况的能力。考上大学，固然是我“一去不回”的关键基础。但即使没有考上大学，“我”在心理上也已经“远离了父母兄长和村中百姓”（35），“我”的人生选择和道路亦会因此不同。
由此可以理解，在“我”的叙述中会有不同类型的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同僚关系，既有贫苦，也有贫苦中的不屈；既有孤独，也有对孤独的超越；既有信任的瓦解，也有信任的坚持；既有相互伤害，也有相互温暖。“我”的个体生命史自述，与其说是“我”的经历的叙述，不如说是深刻影响“我”的经历与见闻的叙述。小说不仅呈现个体的生命史，而且呈现个体生命史的叙述视野的形成过程。小说对冯玉青、鲁鲁、国庆、老太太、苏宇等人物个人史的或详细或简略的叙述，其重要性在于，为“我”走出和超越个人成长中的危机尤其是原生家庭危机，提供启发、参考和经验。对于多元状况的觉察、认识和理解，对社会信任危机做并置比较的认识方式，深刻影响着“我”叙述生活世界的历史、叙述个体生命史的基本视野。“我”的经历与“我”的思考和认识之间的互动的叙述，呈现了作为叙述者的“我”的学习过程和认识形成的过程。叙事者“我”的成长过程，也是叙述视野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从叙事者提供的线索中分析和解读这两者的关系，这是叙事者“我”的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
三、个体的原子化与“我”的历史叙述视野
叙事者“我”的现实经历与思想视野之间的互动的叙述，在当代小说中少见而珍贵。研究者将这部小说视为余华的“心理自传”，最成功的“心理小说”，或者“少年成长的心灵史”，[10]指出了这部小说在心理成长叙述方面有重要成就。“我”关于家庭、友谊等方面的认识的形成，是《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重点。通过文本细读，可以看出叙事者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视野得以奠定的过程和关键环节。余华指出，“这虽然不是一部自传，里面却是云集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感受和理解”（序·7）。虽然“我”的历史叙述视野的形成，未必就是余华的视野的形成，但余华既然能够通过虚构的叙事者形象呈现这些视野的形成，其历史视野也就可以容纳这些要素。“我”的历史叙述视野形成过程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在细雨中呼喊》，或者说余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的个人生命史叙述的特点和风格。
其一，《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者和国庆、鲁鲁等少儿经历了较为突出的个体的原子化、个体化过程，其中有两种方式：“我”和国庆是被家庭共同体主动地从共同体中“抛”了出来，这两个家庭共同体都经历了主要家庭成员以自我为中心寻求个人欲求最大化的变化；鲁鲁则是被迫从与他母亲的家庭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社会个体从原有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原子化进程从来是有被动，也有主动。
小说集中叙述了各种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和断裂，呈现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危机中的个体化进程，以及为了克服个体化的孤独状况而做的自我保护的调整努力。家庭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核心和最紧密的层面，这一部分如果解体，是最为深刻的瓦解和疏离。家庭问题和友谊问题成为《在细雨中呼喊》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个体的个体化进程已经产生深度影响的表现。叙述者对社会个体的原子化的社会进程有深刻感受，并将这种感受贯注到整个回忆的重新梳理和解释之中，用这种感受重新叙述自己所见所闻的历史，建构关于个体原子化趋势的具连续性的历史叙述。小说叙述的社会信任和关系危机，有的与时代重大潮流有关系，更多的并无关系。个体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疏离出来，信任关系的断裂发生在各个层面，这是一种较为极端的状况。这种个体与家庭共同体以及村庄等社会共同体的疏离状况，总体上是较为抽象的，是一种被感受到的状况，带有隐喻或寓言的特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经济变革的核心议程之一是，社会个体的个体化或者说原子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从国有经济或者集体经济的共同体组织中分离出来。这一进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更为快速的阶段。余华敏锐地感受到社会个体的个体化这一时代变化，并自觉通过个人生命史叙事，深入呈现这一变化。
“我”和其他个体认识社会的基本兴趣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把握社会演进宏观规律，关注社会宏观进程与个体的关系，转向关注不同个体如何处理各自面临的不同问题，如何应对具体的现实状况。《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者对于社会演进宏观规律、社会宏观进程与个体关系等问题几乎是漠不关心，可以设想，他既不认为需要关心这一问题，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把握这一问题，不认为这样的宏观问题会有答案，即使有答案对其生活又能有什么意义。不是说社会宏观状况的变化不重要，只是对于个体而言，无力干预社会宏观状况的进程，社会宏观状况的变化接近于给定的前提，个体即使有心干预也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国庆这样的孩子，即使想干预家庭危机也无能为力。对于“我”这样有区分和比较的认识能力的叙事者而言，家庭是可以分析和理解的问题对象，但宏观社会不是一个能够有能力充分把握的问题对象。这一认识社会的问题意识的转变，关键的原因不是认识能力问题；就认识能力来说，能够分析家庭，就能够分析宏观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成为个体在社会宏观进程中的主要存在形式，个体成为疏离于社会宏观进程之外的个体，个体不再有能力、路径乃至意愿去认识和干预社会宏观进程。普通社会个体有兴趣、有动力和能力去思考个体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思考宏观社会进程的内在规律这类问题，是以社会个体以集合成社会共同体的方式介入社会历史进程为前提的。
小说中的人物包括叙事者主要从切身的角度思考生活或人生，从周边人那里学习处理具体问题的具体经验。这些人物不大做抽象思考，即使与宏观层面的问题有关系，也不是主要从宏观层面找原因，更不试图从宏观层面做改变，例如“我”的父亲与哥哥在弟弟救人溺亡后的投机行动。这是社会普通个体的个体化特点，是所谓“务实”。社会个体的个体化，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思想和行为特点的社会基础。
这种个体化的社会个体，相对更容易跨越不同的边界。“我”回到南门之后，在认同上是无“家”之人，离开南门之后更是如此，可谓比较彻底的原子化个体；“我”跨越不同家庭，可以看作跨越各种边界的隐喻。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个体可以没有确定的身份认同，跨越和游移于不同文化、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主张、不同状况之间；但是原子化个体又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认同和社会网络，呼喊即是重建家庭纽带和建构新的平等社会关系的高强度诉求。原子化的个体仍然有其理想，例如“我”对于家庭有理想的模板和理解，这些理想的特点也是切身的，具体的，微观的，疏离于社会宏观演变问题的。
在《在细雨中呼喊》以及紧随其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笔下的人物，和余华的历史叙事，卸下了数十年来探寻与叙述社会宏观规律、个体改造社会的重担，不仅卸下了前辈作家们念兹在兹的这类问题，而且卸下了众多同辈作家通过另外的方式重写或者改写宏观历史叙事的文化意图。余华的个体生命史叙事，无意提供规律性的宏观叙述，既不单一赞美，也不单一控诉。他的笔下的个体生命史，会牵连各种悲剧与困苦，或者喜剧与愉悦，但这些个体都是偶然的单个生命，会反映社会的局部状况，但很难被视为表达某一社会历史观念的形象。如果评论者试图以某种社会历史观念来解释余华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余华的个体生命史叙述，在抛弃宏观社会规律问题的同时，根本性地突破了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边界，把众多对立的要素搅为一团。
社会个体的个体化进程，是余华的个人生命史叙事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是余华的历史叙事视野的知识社会学基础。叙事中的人物很少或不愿从宏观社会规律层面思考问题，但重写世纪史的作家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社会个体的个体化进程，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会遭遇深刻的新问题或危机，因而会重新提出再社会化和共同体建构的问题。敏锐的作家也会有新的调整，这是我们在《第七天》《文城》中可以看到的新变化。
其二，虽然《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者卸下了宏观社会规律等历史观念层面的问题负担，但并不影响叙事者的历史叙述有着广阔的视野，能够超越社会个体遭遇伤害之后常见的偏狭反应，在历史叙述中纳入多元丰富的复杂状况。叙事者“我”对家庭、友谊、孤独等问题的思考，是个体化的社会个体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并不局限于有关个体苦难经历的怨恨，而是能够扩大至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可以增进自身智慧的各类重要人物和事件，对于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同僚关系，都有不同类型的丰富叙述。“我”这个叙事者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成长阶段，不仅能够发现这些多元类型，而且能够进行自觉的区分与比较，是一个很会观察和学习、很有主见、颇有适应能力的青少年，这种认识格局和历史叙述的格局，是能够超越各种伤害和偏狭的怨恨的文化征兆。
“我”的观察、思考、认识和行动，在把握、区分和比较的基础上，也会做新的综合，回忆是这种综合性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之一。“我”有多个家庭的经历，这种见识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家庭各有其问题，都不完美，但都提供养分。“我”对原生家庭会有否定的批判，“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18），但这些批判仍然是具体的，保留了一定的分寸感，“我”对家族史的叙述，对于每个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的理解，都是如此。“我”在历时和共时的维度同时保持认识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这样的方法理解家庭和友谊等问题，探索在既有危机和困境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关系与社会信任。这种容纳、区分、比较与综合的方法与能力，帮助“我”从信任缺失和关系断裂的家庭中走出来，保持开阔的视野，超越苦难与孤独。《在细雨中呼喊》提供了一种避免迷失于怨恨叠加的情境、突破狭隘的历史叙述视野的文化形象和探索路径。
其三，个体生命史的叙述，更重视个体的认识和行动，现实状况镶嵌于个体的认识与行动的进程之中。叙事者不试图提供宏观社会演变层面的叙述、阐释或讨论（这些是地方史或时代史模式的小说历史叙事中常见的内容），主要让个体去理解和认识自己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有宏观要素，但不是社会演化层面的要素。《在细雨中呼喊》可以看作长篇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或者说“六岁出门远行”，关注的是个体的主体性的形成。“我”的各种经历和见闻，汇聚于“我”的追问、回忆和对于各类问题的理解。
对于个体化、原子化的个体而言，宏观情境几乎是给定的，关键看个体的选择。例如，“我”与哥哥在中学面临着类似的情境，有相似的情况，但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哥哥模仿祖父和父亲，“我”则在王立强夫妇和周边经历见闻中吸取经验。这种原子化个体的问题意识，从个人主体性形成的角度说，是原子化的社会个体与社会重建新的联系、个体建构自身社会网络的过程；从社会生活的普通状况的角度说，也可以看到“成功学”等社会潮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的文化背景。
与此相应，在理解和分析个体化的历史叙事时，需要注意个体的行动所包含的视野与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重要变化。《在细雨中呼喊》叙述那些深刻影响叙述者的重要人物的故事时，个体（叙述者）的认识与视野有较多的线索；《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个体生命史的叙述，则大幅削减了其他重要人物的历史叙述，很多时候变得非常隐蔽。那些剩下的线索，就变得非常重要。
余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精神的预言
从后知后觉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进入更快的高速发展期，中国在全球开始呈现新的超越性的态势，形成了泥沙俱下但势头汹涌的前进潮流，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新局面，是建立在容纳、消化和综合非常丰富的要素的努力基础之上的。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未必能够有非常妥当的安顿，从各个层面看都未必完善，尤其是个体的原子化进程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但形成了一种容纳各类要素的较为全面的视野，以及在前进中不断解决新问题的态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社会发展一直有两个充满张力的潮流在相互激荡，一是社会个体原子化进程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推进，阶层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社会差距的拉大有系统性的社会机制做基础，是一种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世纪之交社会公众在新兴的网络空间对“三农”问题、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有持续的讨论，合理化这一进程与批评这一进程的社会争论逐渐从知识界扩展到整个社会舆论，执政党和国家则能够把握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差距逐渐拉大的关注和批评，做出持续的回应，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出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社会政策，覆盖医疗、教育、住房、公共卫生等各个方面，逆水行舟，致力于缩小社会差距，相对恢复社会平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小说家都尝试用一部或多部长篇重新叙述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这些历史叙述主要的现实关心之一，即是如何看待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及相关的道路选择问题。拿余华来说，到写作《兄弟》《第七天》《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的新世纪初期，他对于社会差距问题的高度关注已经不加掩饰地喷薄而出了。有的人难以走出怨恨不断积累的历史叙述的“胡同”，基本上诉求的是重建一个稳定保持较大程度分化的社会，但这种历史叙述与现实诉求，面临着围绕“贫穷世代复制”之类问题的社会争论的强大压力。就是在围绕未来目标与现实道路的种种争论中，在席卷一切的市场化浪潮中，整个社会走上了综合一切、可能逐渐消化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细雨中呼喊》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端时期带有预见性的作品，提供了寓意丰富的有关危机与超越的叙述，预言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新的社会精神的形成。其预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个体原子化问题和趋势的敏锐洞见。叙事者“我”在原生家庭与养父母家庭之间的辗转，是很能凸显个体原子化状况的情节设计。这种状况并非余华本人所经历的，他说在自己的成长经验中能够感受到这种特殊的人生状况，这意味着，他对这种个体原子化与社会关系危机状况的具体感知，其实是一种抽象把握，是较为自觉和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用并非自传的故事去叙述出来。八十年代中后期不少人已经感受到这一趋势及其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呼吁，但还很难准确地描述和分析这些问题。《在细雨中呼喊》可以说是对这些社会情绪及其内在构成最早做出深入描述的文学作品，呈现了余华对于社会宏观问题的深度把握的超前性和敏锐性。二是对个体的社会纽带瓦解与重建进程的全面把握。在社会纽带基本崩溃和瓦解的状况中，社会个体会面临深刻危机，大多会难以维系正常生活，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状态，因此这种状况出现之后，人们必然会有自我保护的努力，会呼喊，会寻求重建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共同体。余华的杰出之处在于，不仅洞见了社会关系瓦解危机的客观存在，而且发现了重建社会关系的执着努力。这两个方面，对应的就是前面讨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两种充满张力、相互激荡的潮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精神包含了这两种潮流的长期对话和拉锯，因此可以说《在细雨中呼喊》提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社会精神的预言。在此书的接受史中，自我保护和重建社会关系的方面长期被忽视，多少反映了余华小说叙述的含蓄程度和超前程度。
《在细雨中呼喊》有关社会个体原子化趋势与家庭等社会共同体瓦解的叙述，包含了社会视野的重要转换。二十世纪下半叶，人们曾试图通过社会共同体建设推进整个社会的个体的社会化，这一进程中不同形式的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是中心问题，而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共同体建构问题（“我”不断思考的家庭问题）还在，但问题的构成与提问的方式都已发生重大的转变，一是个体原子化已经是共同体建构问题的基本情境，二是共同体建构已经不再以全面克服个体原子化状况为目标，而是原子化个体应对危机状况的重要方式。这是综合性的社会转型在世纪末全面展开的重要环节，这些转型揭开的是新世纪的序幕，二十世纪确凿无疑地走向终结了。[11]从世纪史叙述的角度看，余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叙述的“细雨中的呼喊”，所呈现的新的综合性的社会视野的形成，所发出的新的社会精神的预言，是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征象。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