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三点。
第一，咱们的研讨会，标题可以改一改。因为，“自由表达”主词是“表达”，“自由”是指表达的方式；“论争规则”可以改成“文明论争”，主词是“论争”，“文明”是指论争的方式；这样，都是一个副词加一个动词。表面上像在咬文嚼字，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前面两位发言提到，制定规则很难，取得共识已经不易，更难的是执行。我们只能倡导“自由表达和文明论争”。
第二，大家都看到了这种现象，语言暴力发展到了肢体暴力。前面两位提到的就很可怕。打人耳光，完全可能致人眼睛、耳朵或者大脑受伤；电话骚扰老人，极其不人道，也是犯罪行为。但愿这种现象不要蔓延。
重要的是，要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现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开会，应该思考原因，分析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思考、分析。
首先，是表达者或论争者的素质有问题。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发言、写文章是表达。举牌子、闹会场，也是想要表达，骂人，也是想要论争。问题出在一些人不注意前面讲的两个副词：自己表达要自由，就要尊重别人表达的自由——茅老师做演讲，你去干扰他，不让他自由表达，那么你自己做演讲呢？你自己演讲或发言，别人也可以干扰你，让你讲不成吗？论争也需要文明，起码要尊重别人，这也是尊重自己。“敬人者，人恒敬之”。表达者要提高素质，才能减少用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方式来表达。
其次，更深一点的原因，是我们制度上的问题。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制度，是不是让人自由表达？刘仰提到左派的表达受到限制，如“乌有之乡’被封；李斌也提到自由派的表达受到限制，被封的更多，而且在这个环境下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多年宁左勿右、既定理论制度，都对自由派不利。
不管左派右派，都感到有不自由，这就会成问题，会激化情绪——感到受压抑，就会激烈爆发；反之，感到很自由，心情就比较平和，行动就比较文明。以前一位中宣部长主张“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第一个“宽”是客观的，是政策、制度，第二个和第三个“宽”是主观的，是境界、态度；有了第一个“宽”，就会增加第二和第三个“宽”，就会减少狭隘之心、暴戾之气。所以，要思考制度上的原因：媒体制度、新闻制度、审查制度。总之，还不能说我们现在的表达是充分自由的，所以态度激烈的人和事，似乎在增长。
最后，第三个方面，是司法的问题。我在“新年期许”中讲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对这个现象也有影响。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法治的社会，刚才张老师提到“文革”时期无法无天、乱打乱杀的情况，千百万人的人身、生命受到了侵犯。温家宝离任前的话，的确是语重心长，他说“文革”再现的危险是存在的。“文革”时期和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时候根本没有法律，没有规矩，《民法》、《刑法》都没有，当然就暴力横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建立法治。
法治的原则是公正。这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试想，如果警察都及时公正地干预或制止肢体暴力，那么这种事情就会少得多。打人属于侵犯人身、属于人身侵害，司法机关当然应该制止它发生！如果大家都知道，骂人会像孔庆东那样被法院判罚款，那么，语言暴力或侮辱人格或诽谤之类事情就会减少。有些事情，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起诉，检察院也应该提起公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即使党委没有发指示，公安局也要前去制止，检察院也可以代表社会，代表国家，主动提出公诉，惩治犯罪、恢复公正。这就是司法独立同司法公正的关系所在。
第三，相应的解决办法。找到了原因，还得说说怎么办？不可能是我们开一个会，这种事情就解决了，绝不可能。社会素质、大众素质，发言者和知识分子的素质，都不是说提高就能提高的。但是，即使要一万年才能解决，现在我们说一说，能够改进万分之一也好，不然开这个会就没有意义了。
很明显，针对上述三个原因，相应地就有三个解决办法。
先从制度说起。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的制度，是最根本也最速效的两个解决办法。制度造就环境，好制度造就好环境；宽松的制度造就宽容的环境，宽容的环境造就宽厚的心态。宽松是制度措施，但是会影响人的情绪，影响社会氛围。大家在一种宽松的气氛下，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不觉得受压，心情舒畅；可以畅所欲言，就不必动手，可以慢慢说话，就不必激动。所以从制度上保障言论自由，肯定有利于减少社会上的暴戾和暴力。二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因为独立，没有上面的指示或同意，也可以起诉某人在街上打人，某人在媒体上侮辱诽谤人，某人冲击人家文明的演讲会。这样的独立就公正，公正才能服人，才能震慑语言暴力和行动暴力。
再说表达者个人。对这个研讨会的标题，我再说赞成的一面。论争要有规则，发言要负责任。首先对自己负责，污言秽语首先使你自己的形象受损、素质降低，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二是对他人负责，你的污言秽语会影响他人，影响下一代——公众发现学者讲话可以如此，学生发现老师讲话可以如此，他们也可以如此。对下一代，对旁人不负责任，这是发言者的问题。所以，表达要有规矩。例如，学术表达有规范，引用要注明出处，论点要有论据等等，否则学术刊物不能刊登。最起码的表达规则，就是语言要文明，至少不能侮辱人、污蔑人、诽谤人。
媒体应该制定这样的规则。许多编辑可能压下那种侮辱人或诽谤性的东西，但是这应该成为一个规则定下来，作为对不负责任的表达者的惩戒。现在对网络有所要求，纸质媒体也应该如此。学者当然要自律，但是媒体定规则，效果会快一些。语言暴力的文章发不出来，就会减少语言暴力的坏影响。你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语言，痛快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你不能搞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
我就讲这三点，谢谢。
（凌乱的插话，全删也可以：）
黄色的（淫秽的）东西泛滥，白色的（批评的）就不行。
有人讲当时是为什么理想而死，其实当时就是派战，武斗，当时的中央就反对的。
学者应该做表率。我现在随便说两句，从刘老师的话引起的，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大众，教育是应该做的，但是也很难，不是短时间能有效果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管好，不管左派，右派，自己做表率，你的表率有三个人模仿也好，三十个人更好。我们自己要守规则。
媒体基本的职业规范，就是杜绝暴力语言，不只是网络媒体。
主持人冯兴元：人民日报怎么办，有时候讲一句话不能诉诸理由。
何光沪：理由有多有少，你讲多少都行。但是，你不能搞人身攻击，不能搞语言暴力。秋风的文章很好，说了这种现象，要大家学会理性言说。希望大家多点理性，但是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最低规则。如果有人说：我就是要感性言说，我不要理性言说，我生来就这样，所谓理性人也会有感性，写论文是理性的，写诗就是感性的。我们尽量说道理，理性言说。有些人要感性言说怎么办呢？所以我说，要有底线要求。所以我才用“文明”一词。这个词也许用滥了，但还是有用的。上街要文明，不要随地吐痰；讨论要文明，这是底线要求。你可以没那么理性，人家一个论点说十条理由，你可以只说两条，因为不需要十条，或者因为你的理性能力不强，可以的。但是，要尊重人，这是起码的，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你必须自我限制，必须遵守规矩，必须自我克制。
所以，今天讲的规则应该是底线，刚才说了两条：起码不要人身攻击，不要人身侮辱，法律上这叫诽谤。还有一条更是底线：起码不要人身伤害，不要打人家耳光，不要动手。还有一条，就是说茅老师演讲你捣乱，你演讲别人去捣乱你肯定不愿意的，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这种事情应该立案的，不许扰乱公共秩序嘛。法院不光判孔庆东，也判骚扰司马南的人，这样才能体现公正。一是不要语言暴力，二是不要肢体暴力，三是不要扰乱公共秩序，这就是底线。
主持人冯兴元：打电话给大学的党委，或者是饭店的经营部门。
何光沪：打电话长期骚扰也是可以定罪的，让人家睡不成觉，也是人身伤害。
首先是媒体做到，定规则；政府做到，定制度。对知识分子个人、民众个人，我们只能说道德教育，没有什么硬办法。硬办法只能靠政府，是政府管着媒体。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真学院特约研究员等社会职职务。本文为作者2013年6月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自由表达与论争规则」研讨会上的发言修订稿]
201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