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有不少人产生所谓的焦虑感。穷人有穷人的焦虑，富人有富人的焦虑；老人有老人的焦虑，孩子有孩子的焦虑；群众有群众的焦虑，官员有官员的焦虑；当然依靠自身努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新移民更有不同的焦虑。
社会素描：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
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的焦虑可能更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努力，改变了原来贫困的状况，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焦虑主要是两个：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要在市场化过度竞争的环境下，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强度；另一方面，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他们面临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城市中产阶层难免阶层下移的焦虑，即沦落为“下流阶层”。第二，即使勉强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社会地位，他们的另外一个焦虑是，下一代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继续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于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教育的社会里，家庭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情就是子女的教育。虽然很多人都明白，这样的教育十分不合理，甚至是很残酷的，但是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下，大家都不得不纷纷竭力投入于一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中。
未成年人教育的焦虑不仅存在于城市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的焦虑，几乎所有的家庭只要有未成年孩子，哪怕是刚刚成立的家庭，都会将子女未来的教育作为家庭最重要的决策和大事。
深层分析：社会阶层流动的状态导致地位焦虑
改革开放以后，不同阶层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提高或改善，因此这些普遍性焦虑被“美好”地称为“成长的烦恼”，但是与普遍焦虑相伴随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会因此变得非常浮躁，就如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如何正确认知这些焦虑应该是每个人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青春期”里，如何尽可能将青春期可能发生的“逆反心理”降低到最低程度？
首先，如何看待所谓的“地位焦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住已经获得社会地位，并且希望还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地位越高获得的资源也越多，生活水平越高。但是高阶层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因此，地位上升总是有限的，而且阶层地位越高，上升越难，会受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的约束。有些学者将此称为“社会固化”或“社会定型”，即因为制度的不合理压缩了了人们的自由流动空间，最为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以及附加于户籍的各种社会保障或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等。而另外一种观点将此现象称为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社会阶层分化更多地呈现出阶层的自我复制，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从原来的阶层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慢慢地上升，并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阶层。
其实，社会阶层流动存在两种模式，即跨阶层流动或长距离流动和台阶式（渐进式）流动或短距离流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到底处在哪种状态，取决于当代中国社会处在哪个阶段，即如韦伯所说的，是处在技术革命或制度革命阶段，还是处在财富分配模式相对稳定的阶段。只有在技术革命或制度革命阶段，才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跨阶层或长距离流动，在财富分配模式相对稳定的阶段，社会流动是渐进的或短距离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制度革命阶段，因此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是跨阶层或长距离流动。但是，自十六大提出要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后，虽然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还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但总体上已经开始进入财富分配相对稳定的阶段，或者说进入常态社会的阶段，社会流动自然就进入短距离或台阶式流动，即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虽然，社会流动还存在不合理的制度性障碍，但即使得到改变，社会流动已经不可能回复到制度革命时代的跨阶层流动。即使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在布迪厄看来还是属于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
其实，地位焦虑引发的不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稳定制度。比如，对于中产阶层发育和壮大来说，国有经济要退出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产业领域，使之成为中产阶层发育和壮大的重要平台；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收入，要重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重要作用，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对于富人来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财富，对于“原罪”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不讲法律地一味追究，将会使社会动荡不安；对于官员来说，要严格界定“腐败”的法律界限，超越底线将严惩不贷。
理性探讨：风险社会焦虑如何消弭
人人都在承受工业化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建设，但已经过早地进入贝克等人所说的“风险社会”。中产阶层也有着深刻的风险社会焦虑。
在我国，风险社会焦虑既来之工业社会的非预期性后果，又来之制度失控和道德失序。以生态危机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是一个悖论，即如贝克等人揭示的那样，风险社会的因素内存于工业社会的制度之中，只要有工业社会，就必然会有风险社会。只是在我国，风险社会似乎来得早了一些。人类面对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选择实际上是很无奈的：是要青山绿水的贫困社会，还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用工业社会的“机器”向自然索取更多的资源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尽管理论界对于先发展后治理，还是生态原则高于一切的争论纷纷不休，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先发展后治理的轮回。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生存和工业社会制造出来的欲望，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人类开始向自然开战，最后导致自然的报复，然后又不得不将工业社会积累的财富用于对环境的治理，从而进入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实现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也因为能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我们能吗？
风险社会的焦虑还在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甚至制度失控，监管不力，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相对于生态风险，制度失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个不遵守制度，不讲道德的民族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bsh028）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