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这是一项关于农村儿童劳动参与的研究。本文运用2010年—2013年期间收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口述历史以及田野研究的资料，呈现粤西农村地区儿童劳动参与的过程、类型以及特点，旨在从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探讨农村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全球范围的劳动雇佣弹性化趋势不仅导致农民工这种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更进一步将农村儿童广泛而深入地卷入劳动过程之中，他们不仅普遍承担着家务劳动和农务劳动，并且越来越多地提早卷入到家户劳动和雇佣劳动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不仅仅是家庭再生产中的客体（被抚养者），更是家庭再生产中的主体（承担者）。儿童劳动一方面是农民工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强化并支持了农民工家庭的日常和长期再生产。
【关键词】儿童劳动 家庭再生产 农民工
一、导言：走近儿童劳动
周末你一定要去虾厂看一下，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特别投入，很疯狂的。有些带孙子、孙女的阿婆啊，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做好早餐，然后五点多就过来排队抢位置。剥虾是六点半才开始，但是早点来的人可以抢到好一点的虾。八九点才来的人拿到的虾肯定没有五六点那么好。所以，我要准备好明天的冲刺。（冲刺？）当然啦，在那里，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剥得快，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我剥虾的速度大概可以排到前十吧。没有专门的比赛啊或是计算，但是每天谁剥得快、大概能剥多少大家都能看到，心中有数嘛。不过，虾厂很臭，呆久了可能会反胃，一开始我都受不了啊，一天下来衣服会变得很臭，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2011年12月23日对阿惠的访谈）
2011年12月下旬，就读于粤西t镇中学的初三女孩（16岁）阿惠带我们走进了她周末和放假时打工的虾厂：广播里播放着嘈杂的流行音乐，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虾子腥味，大约两百人的剥虾工人中，80％是儿童，儿童中95％是女孩；她们大都是附近中学或小学的学生，不少人还穿着校服；她们脚穿水鞋，头戴帽子，手戴橡胶手套，左手抓起冰冻过的虾子，右手拿小刀剥虾并清洗，动作飞快得总让人担心她们的手会被划伤，但动作娴熟的她们还能时不时说说笑笑。当天傍晚，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她们卸下手套，露出因冻伤而红肿的双手，冰冷而粗糙。
这间虾厂的厂棚外表毫不起眼，距离省道两百米左右，距离镇政府六百米左右，距离镇上的四所中学、一所小学以及附近的村小学都不过十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每个周末和暑假都会有大量学生去虾厂做工，赚的钱则主要用于缴纳学校的学杂费和资料费，补贴家用，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如购买手机、衣服、零食，以及上网和交手机话费。
虾厂的工作受季节和天气影响，没虾可剥的日子，阿惠和她的朋友们会在家帮母亲做蒲草编织的传统手工艺活。阿惠的理想是上中专学医将来成为护士或者药剂师。中考日益临近，阿惠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在家的劳动作息时间却丝毫没有改变。
中午放学后大概12点回到家，如果虾厂有虾就去送饭给在虾厂做工的妈妈吃，顺便帮忙剥一个小时虾，如果虾厂没虾就在家帮妈妈编草篮，做到2点休息一下然后去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大概5点半回到家，做饭做菜，帮5岁的妹妹洗澡，洗自己的和弟弟妹妹的衣服，妈妈回来后洗妈妈的衣服，如果爸爸也在家就要洗更多的衣服；8点左右吃晚饭，洗好碗后帮妈妈做编草篮的手工活到10点，然后开始做作业，有时一不小心就做到了12点；如果（手工艺厂的）老板要赶着交货，不仅自己会帮忙做更久，平常不帮忙的弟弟也会帮忙做。（2011年12月23日对阿惠的访谈）
儿童劳动①对家庭生计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psacharopoulos，1997； silver，1993；谢国雄，1997），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对2004年至2008年全球童工状况所做的分析，仅2008年，全世界童工数量增加了2.15亿，而且在全球各地区中，亚太国家童工最多，已经超过11亿。报告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童工属于无偿工作，全世界无工作报酬的童工占到了80％之多②。无论从人类文明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儿童问题都具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反思价值。一方面儿童从事超过他们生理能力或意愿的体力劳动对生理发育有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过早地成为劳动力会减少年轻人的人力资本积累，而这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包括个人生活机遇和社会收入，受教育减少正是人力资源受负面影响的一个方面。而且如果没有给予家庭以潜在激励去保证儿童远离劳动力市场，简单的法律对于控制儿童劳动并无效果（psacharopoulos， 1997）。在现实世界里，儿童劳动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贫困（蔡濛萌，2008；陆士桢，2003；尹明明、鲁运庚，2002； edmonds， 2005）、教育不平等（psacharopoulos， 1997；尹明明、鲁运庚，2004；卢德平、刘湲，2010）、社会文化（夏鞍宁、吴异光，1996；陆士桢，2003；尹明明、鲁运庚，2004；王媛媛，2007）、早期工厂雇佣儿童的生产力优势（douglas， 1997）、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性结果（畅红琴、董晓媛，2009；韩莹莹，2009），以及劳工标准的缺失或者不足（kolk tulder and welters， 1999； kolk and tulder， 2002）。
在当代中国，学界、媒体和政府都非常关注伴随着农民外出城市务工而产生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但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心理、安全等方面（谭深，2011），对农村儿童劳动的关注相对欠缺，并且主要集中在儿童劳动的成因（韩莹莹，2009；畅红琴、董晓媛，2009；叶庆娜，2009）和辍学打工的现象（谷宏伟，2006）等方面。
我们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时空压缩与弹性积累（harvey， 1990）实践赋予了儿童劳动更深刻的社会意涵。继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大型生产装配线、大型政治组织以及福利型国家干预为特征）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灵活积累生产方式（flexible accumulation）（以灵活生产、临时性劳动力使用、国家干预撤离及私有化为特征）之后，一种生产的跨国政治经济正在全球化时期逐渐形成，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它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对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广泛的重新组织（harvey， 2000：23-24）。
在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带来了农村社会与农村家庭的深刻变化。农村儿童作为农村家庭再生产的主要对象以及潜在的劳动力，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劳动都需要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框架出发进行深入而细致地系统研究。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对于理解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以及反思社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1年—2012年笔者对阿惠的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跟踪访问，探访的田野包括阿惠的家庭、邻里、田间、学校以及阿惠打零工的工厂。本文将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中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③，以粤西一个普通村镇t镇为田野④，以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家庭即阿惠的家为核心个案⑤，较为完整地呈现儿童劳动的过程、类型与特点，探究形塑儿童劳动的结构性力量（国家、市场、社会），借助具体而微观的鲜活个体生活经验，从再生产的视角出发，探讨农村儿童在弹性劳动供给和家庭再生产中的重要性，进而对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系统地分析。
二、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地方性实践
人需要衣食住行，通过这些物质实践，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代际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自身进行再生产，而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物质基础亦被重新建构。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首先提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2004：660）。劳动力再生产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耗损的劳动能力（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与更新，以及劳动技能的积累；二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一代又一代不断地培养和补充。因此，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包括以下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马克思，2004）。由此，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研究，就可以落实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是如何被满足的供给模式上，并具体到劳动力的衣食住用行、医疗、教育等日常再生产和长期再生产的日常实践里。
哈维（david harvey）则从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批判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指出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及其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harvey， 1982：111）。在哈维看来，资本不断努力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但是同时在其作用方式内使转变结果内在化，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和社会关系（有时公开表现为集体阶级、共同体以及身份为基础的斗争），这个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有关性特征和生物繁殖的“选择”；或者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正如那些选择更主要是由社会秩序及其统治地位的法律、社会和政治代码以及规训行为（包括操纵性特征的行为）所构成（哈维，2006：110）。
如果说哈维强调了资本积累的空间性逻辑对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布洛维（micheal burawoy）则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布洛维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布洛维指出移民劳动（migrant labor）的再生产，表现为持续和补充过程中的制度分化和物理分离，即持续过程通常是在劳工流入地（工作所在地）实现的，而补充过程则是在劳工流出地（家庭所在地）实现的。这一独特的再生产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移民工人在就业地、劳动力市场及就业地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无权地位（burawoy， 1976）。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burawoy， 198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逐渐被纳入全球经济和生产体系之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工厂”和“工地”，其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依赖对来自广大农村、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的使用。2011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⑥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工群体，农民工身份的内涵和本质却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从农民工的语义构成来看，“工（人）”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暂时性劳动身份，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主体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的弹性化，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一种制度化的正式社会身份，它代表着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和本质，同时也暗示着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决定了这一劳动主体的生存状态无论在空间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是非常割裂和充满悖论的：城市允许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以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但同时却拒绝（或者说无力）承担他们在城市中完成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作为城市中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健康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集体性消费资料（mean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与这个劳动力大军无关。其身份的暧昧性与独特性（职业身份为工人，但正式身份是农民）使城市在其身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负担其包括代际再生产在内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并依然将其留给农村的家庭和社会来承担。这种将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长期再生产这两个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有意识地进行分隔和区分的模式我们将其称之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任焰、潘毅，200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农民工的出现和使用不仅给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充足而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然而拆分式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也引发了农村家庭结构、生活方式、角色分工，以及文化观念的变迁，换句话说，家庭的再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t镇坐落在雷州半岛上，行政隶属于湛江市麻章区，下辖21个村委会，1个居委会，93个自然村；全镇总面积124.38平方公里，镇区面积4平方公里。截止到2010年年底，全镇总户数为25267户，总人口10064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610人，农业人口93032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164元⑦。而2011年广东省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371.73元⑧。因此，t镇是一个处于中下发展水平的普通农村。根据相关资料，2010年t镇耕地总面积为47315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0.93亩。⑨
就像大多数的农民工输出地一样，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但大多数村民外出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青壮年，尤其是男性青壮年的外出务工收入。根据截止至2008年年底的数据，麻章区有农户50082户，农业户籍人口总数217253人，占全区人口总数80％以上，其中劳动力有133737人，外出农民工有29670人，有外出农民工的农户13115户，家中有外出农民工的农户比例为26.19％。外出农民工大多数从事劳动密集型工种，主要流向湛江港、麻章工业园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⑩。由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家庭留守成员仍会继续承担农业生产劳动以保住口粮，留守农村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所谓的“386199部队”。
t镇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蕃薯和其他杂粮；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糖蔗、果蔗）、花生、芝麻、木薯、蒲草、蔬菜（菜用瓜）、芋头，其中蒲草是当地传统蒲织工艺品的重要原材料。
从地方经济来看，一方面，依托地理位置优势以及交通优势发展起外向型经济，t镇传统的蒲织工艺品远销国外。t镇的蒲织工艺品也是麻章区农业发展规划中正着力打造的品牌11。在t镇，不管是在村里还是镇区里，不管是有正式工作还是以家务、务农为主，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会用蒲草编草席以补贴家用；在有蒲织工艺品厂的镇区，妇女们还会去厂里接手工活做，按照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订单要求用蒲草编织各种规格的草篮、草筐。在老板急着交订单时，全家老少都会一起参与赶工。
另一方面，t镇依托海洋资源、气候资源发展起来的农海产品加工业，其中和t镇居民生计最为相关的是对虾加工、富贵竹种植及其加工。湛江的对虾产业在种苗产量、养殖面积、养殖产量、饲料产量、加工规模、出口量和交易量7个方面都位居全国第一。湛江既有许多大型水产加工厂，例如麻章区水产加工工业园区内就有广东恒兴、国溢、中联等11家大型水产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近二十万吨12，同时也有很多小厂散落在乡镇上甚至村落里。近两年，t镇上连续开了4家水产加工厂，从此，剥虾就成了附近众多中小学生周末以及寒暑假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湛江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高温多雨，因此，花卉成为麻章区着力打造的支柱产业，2010年实现产值16300万元，出口创汇400万美元；2011年三个主要种植区的种植面积达2.6万亩，有加工厂446家，年产花卉2.7亿枝（盆）13。t镇正是麻章区的三大主要种植区之一，2011年富贵竹种植面积为600亩。富贵竹的种植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使得留守妇女、老人以及儿童等富余的或者潜在的劳动力都被深深地卷入到全球生产体系的弹性劳动实践之中。
阿惠的家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属于典型的农民工留守家庭。14阿惠的父亲（43岁）常年外出打工，现在海南建筑工地当小包工头；阿惠的母亲（40岁）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务农、在附近的工厂打工（剥虾、剥竹等）以及家庭代工（编草筐草席、串珠子等）；16岁的阿惠在t镇上读初三，经常帮忙做家务（洗衣、做饭和带小孩）、帮母亲编草筐以及到工厂剥虾赚钱；阿惠的弟弟阿成14岁，在镇中学读初一，也会偶尔帮母亲编草筐和在工厂剥虾赚钱。另外，亲戚家因为外出务工而寄养在阿惠家的妹妹阿珍只有五岁，主要由阿惠的母亲和阿惠负责照看。15全球化的政治与经济实践的结构性力量不仅决定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改变着农村家庭的再生产模式。这种政治经济的在地化实践是如何对初三女生阿惠的微观劳动实践和日常生活进行型塑的？而这一型塑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三、儿童劳动与家庭再生产
马克思认为，劳动强度指的是劳动的内含量或劳动的密度，提高劳动的强度就是提高单位时间里的劳动支出，更加细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微孔（马克思，2004）。劳动强度的提高，需要劳动者耗费更多的体力和脑力，其生理、心理和精神的紧张性、痛苦性会提高，用于补偿劳动耗费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需要相应地增加。劳动强度更多地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判断儿童劳动参与的类型是否合理，应当了解儿童在劳动参与过程中的主观体验。此外，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群体——儿童的劳动参与，他们的体力、心智还在发育当中，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较弱，所以还应该将劳动风险也作为一个维度加入到儿童劳动强度的分析中。劳动负担的增加会减少人们的休闲时间，对于健康与个人发展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儿童从事成年人的劳动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早期发展（畅红琴、董晓媛，2009）。
表1是阿惠2011年上学时的典型一天，表2是她节假日时的典型一天。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阿惠在校学习时间为7小时，在家学习时间为1小时左右，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总共为8小时左右；做家务的时间为3个多小时，剥虾或编草篮的时间为3个多小时，劳动时间总共为6个多小时。以每学期20周计算，t镇儿童在校学习时间一共200天，放假时间165天。放假时，阿惠的时间基本上以劳动为主；在校时，用于学习的时间也只比劳动多两个小时。因此，在总体上，阿惠的劳动时间多于学习时间。16
基于t镇的田野观察与个案研究，综合考虑劳动内容和性质（是否属于雇佣劳动），儿童所参与的劳动分为非雇佣劳动和雇佣劳动（当地剥虾、剥竹子、商铺打工和外出打工），其中非雇佣劳动可以分为家务劳动（照顾小孩和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购买家用物品等）、农务劳动（犁田插秧、浇水施肥、除草除虫、收割运输、储存粮食等）、家户劳动（晒草舂草、蒲织草席、蒲编草筐、编织渔网、自家商铺帮忙等）17。
（一）家务劳动和农务劳动：母亲劳动时间的延伸
劳动力迁移带来了家庭劳动力结构变化，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家庭劳动力减少，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就是用于生产的可支配时间减少，在缺乏劳动力市场、家庭服务与儿童照料替代品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和家庭内部生产的需求主要通过家庭成员来得到满足，儿童的时间被纳入家庭可支配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无偿的家务劳动和农务劳动上。
t镇是一个典型的男性青壮年外出务工，妇女、老人、小孩留守在家的农民工输出地。由于当地就业机会少而且工资低，为了赚钱养家男主人们纷纷走上了打工之路。然而，农民工的工资虽然高于农业收入，但是由于拆分式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的矛盾性，农民工家庭的长期再生产仍然必须在农村家庭进行。因此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外出使得家庭中留守成员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反而加大了。当家庭的主要男性劳动力外出后，家庭照顾和农业生产的担子就几乎全落到了留守的妇女身上。对于阿惠的妈妈来说，这一重担一挑就是二十多年——因为阿惠的爸爸常年不在家。
我现在在海南做建筑小包工头。已经在外面闯荡了二十多年。回家的时间不定，有时间就回来。有时半年一年回来一次，有时一个月回来三四次；有时回来坐一下就马上走，有时回来待三四天；春节肯定会回来的，不过可能只待几天就走。今年情况不好，前天没谈拢，我就回来了。明天我就又要走了……（2011年12月27日对阿惠父亲的访谈）
由于阿惠的父亲外出打工，阿惠的妈妈既要承担日常的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和小孩，又要负责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同时还要在家中编草篮或去虾厂剥虾以获取货币收入补贴家用。于是读初中的阿惠的家庭劳动角色就在母亲的多重角色冲突中产生出来，儿童往往在家务劳动上发挥着对母亲的替代作用。当劳动力迁移带来了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儿童所承担的无偿家庭劳动负担大于以往，而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母亲劳动负担的改变间接传递过来的。有研究表明，母亲劳动时间的增加将会增加儿童的劳动时间，这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儿童对母亲家务劳动的替代作用（尤其是女孩）或者儿童对母亲劳动的补充作用（francavilla and giannelli， 2007）。因此，儿童的时间可以被母亲看作为自己时间的延伸，家庭劳动的可支配时间从而得以增加。从理论上讲，如果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完善以及家庭服务与照料替代品普遍可及，家庭成员出外打工会增加留守人员的非劳动收入从而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而增加他们的闲暇时间。可是在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很不完善，家庭服务与照料替代品稀缺，农户们基本依靠家庭成员来满足对农业生产和家庭服务的需求（畅红琴、董晓媛，2009）。
手洗衣服是阿惠每天放学后的“必修课”。阿惠说：“我的人生啊，就在洗衣服中度过了。现在是洗我和我弟的，待会我爸妈回来，我还要洗我爸妈的”。我们常常在傍晚六七点的时候去她家，这时她母亲还没回家，而她通常已经做好饭、洗好澡并帮妹妹阿珍洗好澡，正在忙着洗自己的和弟弟妹妹的衣服。只要阿惠在家，5岁的妹妹阿珍就由她照顾，照顾阿珍吃饭、睡觉、上厕所时刻挑战着阿惠的耐心和体力，阿珍每天晚上睡觉后都还要起来上厕所，一般都是阿惠醒来带她，这也影响着阿惠的睡眠。而最挑战t镇儿童体力的家务活是拾柴火。t镇各家各户煮饭是用电饭锅，煮菜一般用煤气，但是烧热水一般还是用柴火。
我有时候9点睡，有时候11点多睡，有时候两点睡。9点睡比较少，11点睡比较多。9点钟就睡是很累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和我妈会去山上弄那个柴火，弄几车推回来，很重的，要不停地推啊。我的手还被砸肿了，痛死了。那个柴火木头很重的，掉下来就砸到了，现在还黑黑的一大块呢。（2012年4月18日对阿惠的访谈）
受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文化影响，就家务劳动而言，如果家庭中同时有男孩和女孩，那么家务通常由女生承担。在t镇大多数的农业户口家庭里，如果家里有十一二岁以上的小孩，那么至少有一个小孩尤其是女孩，会包揽所有日常的家务劳动，一般包括洗衣、做饭、买菜、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照顾老人、打扫卫生、拾柴火。他们能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照顾好自己和年幼、年老的家人，俨然是个小大人。
t镇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耕作制度基本保持水田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大部分是一年两熟。在t镇，由于大多数男性青壮年外出务工，农务劳动一般由留守的成年人，也就是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承担。但是t镇的大多数农村儿童，都有过在农忙时帮忙做农活的经历，比如插秧和割稻。他们周一到周五要上学，所以一般是在周末、节假日和暑假参加农活。
我家还种了水稻，种的不多，3亩，我妈一个人种，外公有时候会过来帮忙。前段时间在插秧，就是把水稻的苗从种得很密的田里移到大田里，很累的，要一直弯着腰，我妈的腰都快断了。我只是清明放假第一天帮忙了，插了一天，腰过了两三天都直不起来啊。不过呢，人生还有比这更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比如？）收割啊，去割稻，用刀把稻子割下来，天会很热，你一个人一直弯腰蹲在田里割啊割，会痒，会累，而且我的手还被割伤过呢。不过呢，割稻只要一天就会ok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放假了，我和我弟弟都会去帮忙。（2012年4月9日对阿惠的访谈）
在t镇，农村儿童并不是偶尔帮忙做家务，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包揽了家务，很多被访者告诉我们：“小孩子做家务在农村很正常，不做是要被打的。而且做家务对小孩子也是一种锻炼，以后独立生活能力会更强。”和城市的儿童不同，农村的小孩子经常将家务视为自己的责任。阿惠经常因为她没有做完家务而增加了母亲的劳动负担而感到愧疚。阿惠并非喜欢或者享受做家务，她经常烦恼每天放学后洗衣服的枯燥单调，抱怨5岁的妹妹的“难伺候”，感慨拾柴火和插秧割稻时的苦累伤痛。但是从小就被迫面对家庭照顾压力的她已经内化了劳动的身份认同，并将家务劳动和参与农活当成是子女应该为家庭承担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帮父母的忙。受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文化的影响，这种家务劳动实践和责任感在女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 家户劳动：隐藏劳动力的无偿动员
在t镇，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仅仅具有维持温饱的功用，家庭留守成员仍需要为了生计而参加市场工作。由于家庭妇女需要同时兼顾家务，当她们分身乏术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家庭代工的工作，散落乡间的“客厅工厂”在t镇非常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以家庭代工的形式被卷入到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之中，而资本在“以时间消灭空间”（哈维，2003）的利润驱动下使得这些散落在乡间的“客厅工厂”面临极大的赶工压力，但家庭代工的计件制以多劳多得的“纯劳动”（谢国雄，1997）利益共识成功地动员起了“隐藏的家庭劳动力”，使得只支付一个劳动力的工资却拥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而儿童作为家庭的隐藏劳动力，被无偿地到卷入家庭代工劳动中。
蒲编草席是t镇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传统家庭副业，家家户户的中老年妇女都会在闲暇之余通过编草席来补贴家用。编好的草席会囤放在家中，等到赶圩的时候拿去集市上卖给收购草席的老板，这一传统的生产模式持续了七百多年18。由于家庭妇女们编草席的时间是灵活穿插在农业生产、家务劳动和其他生产活动之间的，所以虽然她们每天花在编草席上的时间合计达到了八九个小时，但是她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份正式工作，而仅仅是“补贴家用”的闲活。而随着高档床上用品的兴起，蒲编草席火爆畅销的好市场、好时光慢慢远去了，t镇的草艺厂不得不在销售渠道上进行开拓。而与此相契合的是，跨国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成本的原材料和劳动力。t镇最大的草艺厂是sy草艺厂，现在主要生产草编的储物篮、储物箱、提包、垫子、席子等，产品主要出口西欧、日本、美国等地。八百多万元产值的工厂，正式工人只有三十来人，主要负责染色、上胶、晒干、修理、打包这五道工序，此前更耗时耗力的选草、晒草、舂草以及更为复杂的编织工作则由散落在镇里与乡间各家各户的已婚家庭主妇完成。相比传统的草席编织和渔网编织等独自面向地方市场的农户小商品生产，草艺厂的家庭代工却是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是全球生产弹性化实践的一种极致，通过模糊家庭与工厂、家庭角色与劳动角色等极大地降低了生产的成本。然而这种非正式的劳动关系所面对的却是非常紧密的生产网络，看似松散的家庭代工却面临着巨大的赶工压力。
在t镇做田野调查期间，每天晚上我们都去阿惠家聊会儿，除了游神节19那两天晚上阿惠家里没有编草筐以外，其他晚上阿惠的妈妈和阿惠都会编草筐。阿惠的妈妈按草艺厂所给的木质模型编出草筐雏形，此后加铁架、穿边、修边的工作则由阿惠完成。虽然编草筐的原材料蒲草价格比较低廉，但编草筐所耗费的劳动力较多，不算上晒草、舂草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单从编织这个环节来看，不赶工的时候，阿惠母亲每天编草筐二十个左右，可收入四十元左右（草筐的单价按订单要求的大小规格来算一般在一块六到两块之间）。阿惠告诉我们：“上一周老板要赶货，我妈做了好多呢，我帮忙也帮得累死了”。
虽然表面上草艺厂只将代工的工作交给了一个人，但实质上这种多劳多得的计件代工制成功地动员起了“隐藏的家庭劳动力”（the hidden labor of the family）（allen and wolkowitz， 1987：127），由此，只支付一个劳动力的工资却拥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在t镇的家庭代工中我们发现，不赶工的时候这些手工活通常只有女生帮忙，赶工的时候男孩也要加入。平常，阿惠每晚忙完家务后只帮母亲做一个小时的编织活，阿惠的弟弟则会去上晚自习，而一旦要赶货，就得连夜“全家总动员”。这不仅是因为草艺厂为了赶货所给的时间较短，家庭其他成员要帮忙以保证能够按时交货，更是因为计件制的单价极为低廉，要增加收入就得加快赶工的速度，而动员其他家庭成员帮忙做些简单的步骤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办法。有一天阿惠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我12点才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8点钟吃的晚饭，你知道的啦，我们家的晚饭算是“夜宵”了，然后帮我妈妈编那个（草篮），大概到了10点钟，后来开始看书，背了几首古诗，就到了12点了。最近语文老师每天都让我们抄抄抄、背背背，好多啊。（2012年3月19日对阿惠的访谈）
编草篮的过程与编白席类似：选草 / 买草、晒草、手工舂草 / 车辆轧草、起头、编肉、编角、加铁架、穿边、修边，只是因为支撑的需要加了铁架。另外，白席的编角是要把草席的角编成90度的平整的角，而草篮的编角是要编成立体的角。t镇的小孩对这些过程都非常熟悉，因为从小他们就是在母亲的编织活旁边长大的，而且现在放学后和节假日里他们也都会帮母亲干这些活。说起编草篮，阿惠语速很快地告诉我们：
起头我不会，要我妈编好。后面编角啊之类的我都会，我主要做最后面几步简单的，比如放了这个铁架子之后把草按方向拨到铁丝的两边，然后每隔两行编进去，再用这个钩子勾着草穿过四格，两个手指捏住草的这边，穿到钩子的洞里，然后扯过来，最后把草都拉紧，然后把露在外面的多余的草剪掉就好啦。（2012年2月24日对阿惠的访谈）
编织的工作中最累的是舂草。舂草工序简单，只要有力气就能干，也正是t镇儿童经常帮母亲干的活。阿惠的朋友阿珍（女，16岁，初三）最害怕帮忙舂草。
我最怕我妈买很多蒲草回来了，搬到新屋之后，就买过两次这么多的席草（五六大捆，每捆有二十小捆左右，每小捆有差不多能用双手握住那么多）。每次买了回来之后，要晒啊，要搬到马路上去让车轧啊，轧了之后还要弄平整。这个活很重的，虽然我的力气很大，还是会很累。有时候还要煮席子，煮席子是在旧屋。我不喜欢做这些，但是妈妈那么辛苦地在做，我也不好意思在家看电视啊。（2011年12月24日对阿珍的访谈）
具体的编织活考验的是手的灵巧性，一旦熟悉编织步骤后做起来相对轻松。但是，一旦老板因为订单所要求的交货时间短而催促各家各户帮忙赶货时，他们就得连夜帮母亲赶工。这种“家庭隐藏劳动力的动员”的机制非常敏锐，任何闲置的劳动力都能被捕捉到，包括才刚刚具备劳动能力的年幼的孩子。在时空压缩所带来的劳动弹性化的全球生产背景之下，作为一种地方性实践，中国农村儿童不仅是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客体，更是作为主体支持着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劳动一方面是农民工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产物，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参与又反过来支撑着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维系和运转。
（三）雇佣劳动：再生产需求的自我承担
如果说，前面两种儿童劳动类型是家庭再生产压力的间接传递，并主要以母亲劳动时间的延伸来呈现，那么儿童参与雇佣劳动则是农村家庭再生产压力的直接传递，并需要放到农民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进行理解。首先，农民工与留守成员之间存在着分工，农民工的收入被赋予满足建房、支持子女上大学以及购买大型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家庭日常再生产需求的满足则主要通过留守成员的劳动所得来实现，因此，即使家庭总体收入增加也不会直接带来家庭日常再生产压力的缓解，然而在拆分式的农民工用工制度之下，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一旦收入减少、工资被拖欠甚至失业的时候，他不仅不能支持家庭的长期再生产，还需要家庭来支持他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这使得家庭再生产的压力加大，家庭用于儿童教育和成长的支出减少。t镇儿童常常会在学校假期参与有偿雇佣劳动以获取工资收入用于支付学杂费，这正是家庭再生产压力直接传递到他们身上，他们自我承担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表现。
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外出打工者和留守家庭的人员之间有种未经协商却不言而明的分工。外出打工赚来的钱主要用于家庭的大宗消费，最主要是建房子和支持子女读书（主要是上大学）。而家庭日常消费的担子则需要留守成员挑起。阿惠家的生活费，不算上外出打工的父亲的开销，留守在家的母亲带上阿惠和弟弟妹妹三人，一个月的开销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阿惠告诉我们家庭的日常消费水平会根据自己、弟弟和母亲是否去虾厂打工赚钱（而不是阿惠父亲的收入）而浮动。
家里生活费一般是每个月1000块，剥虾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赚的钱多一些，花得也松一些。平常没赚那么多，就会注意一些，控制一下。暑假的时候我、我妈，还有我弟剥虾赚了4000块钱，不过很快又没了，因为要买菜什么的。因为剥得很辛苦，我妈说那就吃好一点，有虾剥的时候家里生活费每个月至少2000块吧。（2011年12月25日对阿惠的访谈）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农村家庭青壮年外出打工会带来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从而缓解家庭再生产的压力。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用工制度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收入仅仅稍高于农业收入（万向东、孙中伟，2011）。在这种对打工收入高期待和现实状况低收入的双重压力下，家庭总体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家庭日常再生产压力的缓解，家庭日常再生产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留守成员的劳动所得来完成。
当虾源充足，剥虾可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下午六点时，阿惠一般可剥14筐左右，收入70元，阿惠母亲可剥9筐左右，收入45元。以阿惠母亲剥虾做满一个月31天，阿惠剥虾做满四个周末为标准计算，阿惠母亲一个月最多可收入1395元，阿惠一个月最多可收入560元，阿惠母女俩一个月最多可收入1955元。
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经常遇到拖欠工资甚至失业的情况，一旦收入减少，家庭的长期和日常再生产的压力就会加大。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之下，2011年的房地产行业一片黯淡，在海南建筑工地当小包工头的阿惠父亲无法带着可观的收入回家过年。
我做得好的时候，一个月几万、十几万，一年几十万都没有问题。做得不好的时候，可能一年都赚不到钱。今年情况不好，没赚到钱，她们（阿惠妈妈和阿惠）心情就不好。（2011年12月27日对阿惠父亲的访谈）
而在家庭再生产需求的满足中，衣食住行等必不可少的日常再生产消费需求毋庸置疑会被排在首位，对子女教育等长期再生产消费的投入则会被再三权衡与考量。但这个再三权衡与考量的主体通常不是父母，而是子女自己。对于已经初步具备简单劳动能力的儿童来说，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赚取学杂费，缴纳学校的学杂费和资料费，补贴家用，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如购买手机、衣服、零食以及上网和交手机话费。其中缴纳学杂费是仍在校读书的儿童最主要的打工目的。虽然t镇的中小学已经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但校服费、学杂费、资料费和补课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校服费和学杂费比较固定，一般在三百元左右，2012年春季开学t镇中学的报名费是270元。最让正在读初三的阿惠烦恼的是不停地交资料费。
下学期我不想读了……听老师说下学期要交好多资料费，没有一千块钱读不下来啊。如果成绩好倒没关系，可偏偏成绩不好，交这么多钱真是浪费啊。（2011年12月29日对阿惠的访谈）
虽然父母都愿意支持他们读书，但“不好意思问我妈要”是t镇这些节假日在工厂打工的儿童的一致心态，“自己赚”则是他们的一致行动。t镇儿童所参与雇佣劳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校儿童利用放学后和节假日时间参与的雇佣劳动，主要是在当地的小工厂或者在商铺饭店等打工；另外一种是儿童辍学外出打工。t镇儿童在课余时间广泛参与的雇佣劳动包括在虾产品加工厂剥虾，在富贵竹出口加工厂剥竹子，店铺打工主要是在小摊、小店里招待客人以及进货盘货、点货送货等杂活。20
在虾厂，有一对叫小霞和小云的姐妹坐在阿惠剥虾座位的对面。2011年国庆节的7天假期里，她们俩姐妹剥虾一共挣了1000块钱（每剥一筐虾赚5块钱，赚1000块钱需要剥200筐虾；每筐虾8斤重，剥了200筐虾也就是剥了1600斤虾）。这1000块钱她们主要用来交学杂费。很多小孩像这俩姐妹一样，学杂费是用剥虾赚来的钱交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通过雇佣劳动帮父母承担起了代际再生产的责任。然而这一过程对于儿童身体发育和智力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潜在的劳动危害和权利侵犯却被严重忽视了。
虾厂的正式员工很少：一个年轻的男子负责称虾、发虾，一个年轻的女子监督、指导，另外有两人负责质检，一个中年妇女负责拖着个装满冰的大桶来回走动并不停地将碎冰倒在剥虾工人已经剥好的虾上，一人负责发钱，工厂的小卖部和食堂各有一到两名员工。此外，在厂房外面不远处还有一间房和一个专门制冰的机器，由一个中年男子负责。
人数最多的剥虾工人则都是以计件制计酬的临时工。周一到周五，虾厂里99％的剥虾工人都是中年妇女；周末、节假日尤其是暑假，虾厂里80％的剥虾工人则是尚未成年的孩子们，并且以女孩为主。中年妇女主要来自镇区和周围村子，小孩的来源则更为广泛，有住在镇区和周围村子的，有来自较远村子但寄宿在学校的，暑假还会有较远村子的小孩专门过来剥虾。
他们剥虾的工作流程是：第一，去称虾的地方领虾；第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剥虾；第三，每剥好一筐虾后拿去盛满冰水的大塑料水池中清洗；第四，把清洗过的装满虾的框子放在铁架子上让水滤掉；第五，将滤掉水的虾子倒在一个大台子上，有专门的人检查。每筐虾里都有一张标识为“5元”的塑料小卡，凭卡可以在当天工作结束后去出纳窗口领工钱。
送到t镇的虾子通常已经在别处清洗过并且剥去了头和胡须，t镇虾厂的工作主要是剥去外壳和清理内脏，偶尔也会剥一种只需要去外壳的虾。由于冻虾冰块融化、清洗虾子和滤水造成地上有大量积水，剥虾的工人都脚穿水鞋；由于所剥的虾子属于食品，她们都头戴帽子，手戴橡胶手套，并且橡胶手套每天都要花一块钱重新买。剥虾的主要工具是一把小刀，同时每个人桌面上有一个小盆用于装水清洗小刀，每个人桌下有一个大桶用于装剥下的虾壳和内脏。这活看似简单，但由于剥好的虾仁要出口国外，对卫生、美观都有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剥干净还要保证虾仁的完整。
这些虾都是要出口国外的，检查得很严，我们剥好之后，要到那边用水冲，然后倒在那边的台子上，有人检查一遍，像这些虾肚子里黑黑的脏东西，都要清理干净，虾子的尾巴不能不小心剥掉或者用刀划断，不然会被骂的，之后还有人检查一遍，然后装箱冷冻好，以后去厂里、出口前还都有检查。（2011年12月24日对阿惠的访谈）
因此，既能够达标同时又能够争取速度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虾厂里的孩子们每天至少可以剥十筐虾（赚50元钱），这种速度其实是两年多来每个节假日都参与工厂劳动所训练出来的结果。
我现在一个小时大概剥两三筐左右。一开始的时候我剥得很慢的，第一天才剥一筐，后来就慢慢快起来啦，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突破10筐。我最快的时候一天剥了18筐，后来再也没有超过这个水平，现在每天只能剥14筐、15筐的样子（70元—75元）。这些虾都是冰冻过的，夏天还好，冷天碰到冰水冻死啦！（2011年12月24日对阿惠的访谈）
虽然虾厂没有定速运转的流水线，但是计件制作为一种多劳多得的薪酬设计，驱使劳动者不断追求更高的劳动熟练度，在客观上实现了单位时间劳动强度的提高。在劳动熟练度上，儿童因为手巧而远远胜过中年妇女——阿惠每天可以剥十四五筐，阿惠的母亲每天可以剥十筐。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所参与的劳动不仅是成人化的，其劳动强度还超过了成人。然而因为儿童的耐寒力低于成人，由于虾子是冰冻的，参与剥虾的儿童的手都有程度不同的冻伤，经常红肿得厉害。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的弹性积累强调的是及时生产和外包制，并且透过世界性的地理分工，以整合资本主义积累的体系。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构造成彻底的重构；企业企图减少核心（即全时）员工的雇佣，而增加雇用弹性工时、部分工时或临时性派遣的劳工。当企业面临激烈竞争、市场剧变，与利润减少时，雇主常会利用已被弱化的工会与过剩劳动力，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与劳动契约，而将一般就业导向更加依赖部分工时、暂时性工作或转包的工作安排（harvey ，1982）。在中国，全球化弹性积累不断加深雇佣的弹性化和非正式化程度，由于急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青壮劳动力资源外流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因此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必然导致老人、妇女和儿童等非劳动力（甚至是非法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多地卷入雇佣劳动，成为更加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这种卷入通常是伴随着缺乏规范和管制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机会增加而发生的。中国农村家庭，尤其是农民工家庭，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拆分式特点以及农村社会集体性消费资料的匮乏（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使得家庭中的儿童过早地进入雇佣劳动以支持其家庭的日常再生产和长期再生产，而这种非正式（大多是非法）的雇佣劳动给儿童的身体发育、学习能力以及个人潜能发展和社会流动等所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1。
四、结论与讨论：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2012年，16周岁的阿惠在中考结束后没有再继续读书，进入湛江霞山一家小工厂工作近一年，工作是烫布然后折叠打包；2013年，17周岁的阿惠进入湛江霞山区一家养生会所做服务员，在参加培训后跳槽到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养生会所做按摩技师并持续至今。在初中阶段和阿惠经常一起剥虾的姐妹小霞2015年将从湛江市技师学院毕业，学会计专业的她参加了两次会计证的考试但是尚未通过。对于毕业后的打算，小霞还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山或者东莞打工，希望能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如今，19岁的阿惠回老家的时候仍然会帮母亲做蒲草编织的活，只是手脚没有3年前读中学时熟练。t镇的虾厂依然运转着，但阿惠已经不再去剥虾，活跃在虾厂的是新一波因为年龄和学习限制未能远行但又迫切希望减轻父母经济负担和满足自我再生产需求的中小学生。
本文以粤西农村农民工家庭的儿童的微观日常生活和劳动实践经验为个案，从再生产的视角出发对儿童劳动对于家庭再生产和弹性劳动供给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了系统分析。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不仅缩短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周期，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以市场交换为伦理内核并相信其能指导一切人类行为，这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哈维，2010）。
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宏观社会结构赋予农村儿童劳动以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全球范围的劳动雇佣弹性化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不仅造成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拆分式再生产模式，更进一步将农村儿童广泛而深入地卷入劳动过程之中，他们不仅在家庭内广泛承担着（无偿的）家务劳动和农务劳动，并且越来越多地提早卷入到市场的（无偿的）家户劳动和（有偿的）雇佣劳动中去。具体来说，农村儿童劳动是两种结构性力量，即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与弹性化劳动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家庭再生产压力之下，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导致儿童作为隐藏的劳动力被充分动员和卷入到家务劳动、农务劳动和家户劳动中，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地方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以及劳动力成本较高而将不属于劳动人口的儿童直接卷入雇佣劳动，在缺乏规范和管制的地方性经济实践中作为充满弹性而廉价的劳动力潜在供给被充分动员到雇佣劳动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不仅仅是家庭再生产中的客体（被抚养者），更是家庭再生产中的主体（承担者）。儿童劳动一方面是农民工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强化并支持了农民工家庭的日常和长期再生产。
以“时空压缩”、“弹性积累”为主要特点的“全球化”作为新的经济结构，其背后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然而，现实中微观而具体的个体经验往往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理念提出质疑。
儿童是未来，如果不能给儿童创造合适的成长环境，那么社会进步和发展只是一句空话。儿童发展不仅关系到其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同时与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不平等改善息息相关。以儿童教育和发展为核心的代际再生产是家庭长期再生产的主要内容，子女教育在很大程度是上农民工外出务工赚钱的一个主要动因。然而，我们在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城镇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未成年人的劳动参与却呈现出普遍化和多样化的倾向。无论是雇佣劳动还是家庭劳动，其对儿童身体发育、文化认知、学习能力培养以及个人潜能发展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健康水平低下、学习精力不足、注意力分散、成绩下降、厌学与辍学、反学校文化和纯劳动文化的养成等伴随出现的后果（george，1997； kolk and tulder， 2002； douglas， 1997；畅红琴、董晓媛，2009；吕鹏，2006；周潇，2011；韩莹莹，2009；王媛媛，2007；谷宏伟，2006），既从结构层面也从文化层面限制了农民工家庭的代际流动，过早卷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和低水平劳动中的农民工子女大多只能继续走上父辈的打工之路，陷入农民工的身份循环之中。
*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训项目“农民工口述历史：流动与再生产”（2010年—2013年）与中山大学建设论坛“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状况：社会融合的新视角”（2011年—2014年）等两个项目的资助，是这两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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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采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即18岁以下的所有人员。儿童劳动包括可接受的也包括不可接受的，并被分别称为“儿童工作”（child work）与“童工”（child labor）（george，1990）。而大量儿童劳动处于可以被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的灰色地带。据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的统计，约2.5亿5岁到14岁的儿童工作者处于某种风险之下，在一些国家甚至占到69％的比例。大多数儿童劳动发生在非正式部门，如农业、服务业以及小型加工业。中国情况也类似，儿童劳动大量存在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技术含量低，常常通过削减劳工成本以提高利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尹明明、鲁运庚，2002；陆士桢，2003）。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儿童的劳动参与对于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功能和意义，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不是狭义上的童工（非法的雇佣劳动）问题，而是广义上的劳动参与。因此本文的研究范畴是儿童所参与各种与家庭日常生活和生计相关的劳动活动，即家务劳动、农务劳动、雇佣劳动等，在学校参加的学校劳动不属于本文研究范畴。
②《报告称亚太国家童工数量超11亿》，载《世界报》（法国）2010年05月11日，转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10-05-12/163320257741.shtml。
③在统计数据方面，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地方或高校的数据库里，都找不到关于童工的权威的基本统计数据。童工的规模，常常是通过辍学率等数据进行间接估算。童工的行业分布，也通常来自日常生活的感性观察以及新闻媒体对极端童工个案的报道。当然，统计数据的缺乏有着大量客观因素制约。一方面源于童工话题在我国的高度敏感性，各个利益相关者都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以至于保持沉默。另一方面源于童工的确难以识别，即使有突击检查，他们也可用轻易就可以办理的假身份证蒙混过关。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广义上的儿童劳动与家庭生计之间的关系，所以以个人经历和家庭状况为焦点的个案方法更加有助于呈现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之间的关系。
④选取t镇作为一个典型个案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t镇作为一个农民工输出地，当地的农民工子女同所有其他地方的一样，其生活机遇受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力量影响；另一方面，它既保留着农业传统，又依托地理优势发展起家户加工业，还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因此t镇的典型性有助于从劳动力外流和乡镇工业化两个层面来考察对儿童劳动的影响过程和结果。t镇镇区集聚了大部分儿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大都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周一到周五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而t镇一共有4所中学、32所小学和10所幼儿园，其中3所小学、3所幼儿园以及全部的4所中学位于镇区，中学的学生来自全镇各个村子，家距学校较远的学生主要借住在镇里的亲戚家或住在学校宿舍；另一方面是因为虾厂也位于镇区，周六、周日会有大量的中小学生来这剥虾；此外，儿童们爱去的超市、网吧也主要集中在镇区。因此，镇区是当地儿童生活、学习、劳动和休闲的重要活动场所。
⑤“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实践状态中的逻辑，深度的个案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机制”（孙立平，2002）。由于劳动和再生产的基础单位不仅仅是个人，同时更是以家庭整体为基础的，而且这一问题既带有时间的延展性又带有空间的跨跃性，因此只有通过对一个具体家庭个案的追踪才有可能在过程事件中理解各行动者对其行动的认知以及赋予的意义。
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202/t20120222_30026.html。为避免农民工概念的混淆，国家统计局将“外出农民工”定义规范为：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⑦资料来源于t镇政府提供的《t镇详细情况（2010）》（2011年12月31日）。有关农民人均纯收入，该镇工作人员补充道：“人均收入是没有确切的统计的，你们应该也知道，随便弄的，每年涨50到100块钱。”
⑧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2011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东统计信息网， http://gjdc.gd.gov.cn/ztzl/tjgb/201203/t20120301_35363.html。
⑨资料来源于t镇政府提供的《t镇详细情况（2010）》（2011年12月31日）。
⑩中共麻章区委调研室：《麻章区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问题的调研报告》，载《湛江通讯》2009年第5期， 转引自湛江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zhanjiang.gov.cn/_layouts/applicationpages/modules/news/zwgkdetail.aspx?id=16eb6e31-cf15-43bf-b37e-05c595d424ce。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流向海南、广西、珠三角做建筑工，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流向珠三角和湛江市区的工厂。
11《麻章区》，百度百科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587052.htm。
12晓桃：《湛江水产品出口创汇全省第一》，载《南方农村报》2011年8月11日。
13郑时雨、丁乐平、颜荣生：《科技为产业“破题”鲜花为湛江市麻章“造富”》，载《湛江日报》2011年9月6日，转引自广东农业信息网，http://www.gd.agri.gov.cn/nyxw/sn/zj/201109/t20110906_185883.htm。
14我们在t镇进行儿童劳动的调研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被访者主要来自四类农户家庭（根据家庭成员的流动和留守结构进行区分）：（1）无外出农户家庭（家庭成员都无外出打工的农户，这一类型在t镇很少），（2）“妇女-儿童”留守家庭（家庭中的主要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人、孩子和老人留守农村的农户家庭，这种类型在t镇比较普遍存在）；（3）“老人-儿童”留守家庭（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隔代的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的农户家庭，这种类型在t镇也比较多）；（4）“农村-乡镇”流动家庭（家庭整体从农村流动到镇上打工生活的农户家庭，这类型也不是很多）。在本文中我们选取“妇女-儿童”留守家庭作为个案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这类的农村家庭类型最为普遍存在；其次是这类家庭结构对于全面了解儿童劳动的各种类型以及探究儿童劳动与农民工家庭再生产问题之间的关系比较具有典型意义。
15文中的被访者的年龄都以2012年1月1日为时间节点计算的周岁。
16这些时间表还未考虑草艺厂赶货时阿惠加倍付出的时间。关于睡觉时间，阿惠曾回答“我有时候9点睡，有时候11点多，有时候两点睡”。阿惠9点就睡的情况比较少，原因通常是她白天帮忙拾柴火很累。11点多睡的情况比较多，这也和我们在t镇时的观察和访谈相符。而凌晨两点才睡则通常发生在赶工的时候。一旦家长有货要赶，赶货就成了全家成员的第一要务，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要放到一边。阿惠在她的时间安排中，通常是把帮母亲赶工放在首位，即使第二天还要上课，即使中考日益临近，即使当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因为货是老板马上就要的，而其他的事情还可以缓一缓。
17“家户劳动”这个概念是指“在家户空间内由家庭成员从事面对市场的生产和劳动”。这个概念部分借用了童根兴（2005）所提出的“家户工”的概念即“在家户空间内从事面对市场生产的群体”。但是本文的“家户劳动”与“家户工”在概念上存在两点差异：一是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有差异，既包括“面对市场的现代工业生产”，也包括“面向市场的传统手工生产”；二是劳动主体所包含的具体的人略有差异，童根兴的“家户工”的概念既包括家庭成员也包括外来工人，而本文中的家户劳动者仅仅包括家庭成员。
18欧丹丹、曾群善、颜荣生：《“蒲织工艺之乡”的困顿与出路》，载《湛江晚报》2011年9月14日。
19游神节：当地一年中最大的节日。
20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农村拆分式家庭再生产和弹性劳动体制与儿童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只以在t镇儿童参与度很高的虾厂中的儿童劳动为例进行说明。
21随着t镇居民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现在因为贫困而辍学的儿童很少，基本上当地儿童都能完成小学教育。根据t镇所隶属的麻章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地2010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小学升学率为104.26％，初中毛入学率为99.83％，初中升学率为99.94％，高中升学率为86.73％。然而，这些统计数据并未真正反映t镇农村教育的现实——在t镇，初中生的辍学率远远高于官方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