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自国内外研究王船山思想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会聚于以回雁峰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的历史名城衡阳，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共同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这是一件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情，相信这次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会以璀璨的一叶载入衡阳文化史册！我代表参与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热情欢迎和衷心感谢！
船山先生生活于明末清初，他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儒学文化巨子。他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的“文化三杰”。
船山先生出生于衡阳，他一生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衡阳及其周边的几个省区，他生于斯、长于斯、著述于斯，他的毕生功业所带来的光荣属于衡阳，同时也属于湖南、属于中国、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的思想遗产及其流芳余烈，影响着中国的近现代发展进程，也影响着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正如湖南近代的著名人士陶澍所说的：船山先生是“天下士，非一乡之士”。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作为一定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产儿应运而生的；任何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则往往又是作为一定的重大历史和时代转折关头的骄子因时而出的。可以说，这是历史人物产生成长和经纶世事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还是一次为结束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旧社会旧时代，开创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新时代而制造舆论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
综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这样的社会变革，曾经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它是由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的统治与分治相结合的国家，逐渐向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转变，由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是属于重大社会转型和历史转折关头；一次就是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它开启了中国从古代社会逐渐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也是属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古代中国的这两次社会变革时期，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都曾发生过为未来新社会阶段的开创而制造舆论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都产生过当时的一批时代巨人。前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过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管仲、商鞅、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以及后来秦汉时期的韩非子、李斯、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思想文化巨子；后者则从明代末年开始兴起过以倡导个性解放、倡导科学精神和批判君主专制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杨廷筠、瞿式耜、方以智、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戴震等一批思想文化巨子。
明末清初开启的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程，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当时的历史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这些条件，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已形成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这种状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不满。到了明清之际，这种不满最终引发了对它们的激烈批判，并实现了儒学文化从理学向实学的转变；二是以君主专制为政治核心的封建社会制度，到了明清之时已是弊端丛生。特别是由于明王朝专制统治的极度腐败，导致了游牧民族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建立了清王朝。这种政治变局在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三是到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实践这一新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开始提出新的思想、政治、经济主张与要求；四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的东传，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全球航路的开通，欧洲各国纷纷派出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前往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方了解情况，为寻找和扩张在世界各地的资本、商品、原料市场和建立殖民统治作准备。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一大批耶稣会士，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先后来到了中国,他们带来了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及其一些技术成果，也带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些进步思想文化理念，这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引起了震动。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早期启蒙学者，深深感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已经落在西方之后了，应该向欧洲和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进行学习借鉴。李之藻说：由于欧洲耶稣会士的西来，我们才“始知宇宙公理非一身一家之私物”；瞿式耜说：我们再也不要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应该是到了“破蜗国之褊衷”的时候了；徐光启也指出：我们应该学习西来的各种学问，“虚心扬榷，拱受其成”。
以上这些历史和时代条件，相互交错并综合发生影响和作用，在明清之际引起了怎样的社会震动，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思想政治局势呢？用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的话来描述，就是发生了“天崩地裂”“海徙山移”似的社会震荡，形成了“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社会思想政治局面。面对这种社会情势，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于是开启了他们的政治反思、历史总结和推陈出新的启蒙行程。他们有的侧重于通过批判宋明理学和其他束缚人们的旧思想，倡导个性解放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力；有的侧重于通过学习绍介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倡导科学精神和致力于推动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有的则侧重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典籍和总结历朝历代治理的经验教训，以图通过这些批判、学习和总结，借以寻找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思想、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办法与方略，探索走向未来社会的新的途径与出路。
船山先生作为明清之际的这场启蒙运动中的一员主将，无论从思维敏锐、热情勃发还是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来说，在启蒙诸子们中都堪称一面旗帜，他是一位全面而又坚定的思想开拓者。他在参与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失败以后，即回到衡阳及其周边的山区深居起来，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著述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以哲学探源、历史总结为求索基础的思想启蒙工作。他在几十年间写就的主要著述，有《春秋稗疏》《读四书全说》《思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等等。这些著述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古鉴今；贯穿了一个核心政治思想，就是通过以古鉴今，认为今后的中国社会不应该还是君主专制的为“一姓之私”的“私天下”，而应该是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条件下，船山先生和其他早期启蒙学者，能够认识到并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在变革君主专制以后，应该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公天下”，已是具有相当的民主性思想而难能可贵了。
那么，船山先生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总结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留下了哪些对当时对后来具有历史价值的思想遗产呢？我想从六个方面来简略地谈些个人看法，供大家研究参考。
第一，在哲学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建立了一个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源论上的“天下一气”“天下惟器”“理依于气”的“气本论”唯物思想；包括发展观上的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对峙”而并立，又“清浊相容”而统一，并通过“相互摩荡”的斗争而实现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思想；包括方法论上的“动以入动，不息不滞”的永不停息的“日新之化”思想；包括认识论上的“知行相资”“力行而后知之真”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可以说，船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最高水平。这也为他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奠定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基础。
第二，在政治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深刻认识到君主专制给国家和天下民众带来了严重危害，是在“销天下之才智，毁天下之廉隅”，“不招乱亡之祸者无有”。故认为皇权“可禅、可继、可革”，并进一步提出天下应该是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的政治思想，大声疾呼：“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还认识到，要使天下成为“公天下”，就应该坚持以民为本，强调应以“重民”“养民”为治国理政之旨，将“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为了“重民”和“养民”，船山先生提出在经济上应“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在政治上应“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这种政治思想，就成为他进行思想启蒙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第三，在经济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敏锐察觉到了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到了明末清初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新的经济现象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的发展，在全国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虽然他和当时其他早期启蒙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但已看到它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他一方面坚持“崇本务农”思想，主张“劝民以耕”以达到“裕国而富民”；一方面主张努力发展工商业以强国力。同时，他十分重视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农民和商贾自主进行生产经营的经济活动。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制造舆论的作用。
第四，在道德思想方面。船山先生通过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思想，倡导把社会道德建立在尊重人性、尊重人的欲望的正当性基础之上。他指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否定、抹煞人性和人的欲望所包含的正当性合理性是荒谬的。他认为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日生而成”“日非其故”“屡移而异”的；认为天理与人欲不是绝对对立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理欲合性”，“人欲即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因此，他反对程朱理学企图抹煞一切人欲的禁欲主义，同时也反对要求取消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及其约束的纵欲主义。他主张义利应该统一。“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利生，生可舍”，是他对于义利关系认识的点睛之笔。船山先生的这些社会道德思想贯彻了唯物辩证思想，有力地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旧道德框框的禁锢，为人性解放和人的个性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五，在教育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把教育提高到关系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高度。他认为，明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之一，是文化的衰落和教育的失败，其弊端就在于学校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和跻身官场的跳板，不重视品德的养成，不重视经世致用，不传授经世济民的思想和智慧，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无益于世”，要么热衷于辞章、心性等“置四海困穷而不言”的空谈，要么成为追逐“教以利，学以利”的鼠目寸光的俗儒。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启发学生自悟，使之“致其知”、“进之善”；教学方法应该提倡学思结合，使学生做到博学、有疑、精思、论辩，并引导学生把学到的书本知识付诸实践，使知与行统一起来，做到“相资以为用”、“并进而为功”。船山先生提出的这些教育思想，意在通过改进学校和社会教育，培养出真正适时合用的人才，以利于从根本上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第六，在社会创新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用了很大的精力阐述和倡导与时并进的社会创新思想。他集中锋芒批判了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泥古主义和厚古薄今思想，认为这是违背社会发展历程的客观事实的，社会发展进程的事实说明总是今胜于古的。他明确指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治今日者也”，“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如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他反复强调，一切制度和法令都应随着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坚持变革创新，坚持“当革之时，行革之事”。这就是船山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概括的“趋时更新”“推故致新”“新故相推新其故”“荣枯相代而弥新”的社会创新思想，而这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辩证法的精髓。
船山先生同所有历史人物一样，由于受时代、社会和认识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在对待和处理汉族与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就存在着错误；又比如，他同情和肯定受苦民众进行反抗的合理性，但又反对民众的反抗斗争，主张进行压制。这些都应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和分析，总结其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可加以苛责。
船山先生以及明清之际其他早期启蒙学者的启蒙思想，虽然在当时未能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他们也未看到这些思想的开花结果，但凡是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进步思想，迟早都会成为时代的潮流，并发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的。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从古代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终结了从明末清初开启的中国社会逐渐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历史进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近代的总任务。救亡图存成了一批批中国的先进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旗帜。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了救亡图存，从龚自珍、魏源、严复、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倡导“睁眼看世界”的新的一代启蒙思想者，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一代代中国近代史上为探索救国救民出路而奋斗的先驱人士，他们都非常重视并重新研究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从中寻找启示、借鉴和思想武器。他们对于王船山的事迹和思想遗产尤为尊崇。例如，戊戌维新的杰出代表谭嗣同，早年就好读《船山遗书》，自称是“私淑船山也”。他对船山的深刻思想、坚毅人格和批判精神深为感佩，认为他是“膺五百年之运，发斯道之光”的一代人杰，其思想影响如“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还特别推崇船山“重民”“养民”的以民为本和尊重民权的政治思想，认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惟船山是“兴民权之微旨”。他还从船山关于君权“可继、可禅、可革”的思想中得到启迪，提出了君主应由民“共举之”，亦可由民“共废之”的政治主张；又例如，戊戌维新的主将梁启超也一直在研究王船山的思想，他曾多次谈到船山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他称赞船山提出的裁抑专制、国民平等的主张，是“发民权之理者”；认为船山的学说乃是“理学之一大反动”，“其自学方法，已经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他还这样评价说：“清末明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再例如，中国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发表的同盟会宣言中，就赞扬王船山的学说和思想是“义声激越，流播人间”，并奉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旗帜。同盟会的思想家章太炎也认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以船山的启蒙思想影响最大，他是“民族主义之师”。
这些例举的事实都说明，船山先生的思想遗产对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对内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解决民主民权民生问题，起到了开立先声的先导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王船山上承上古三代文献、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和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直至宋明理学，出入儒释道三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作了批判总结；下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思想界之新潮。”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确论。
船山先生不独在中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足印，而且在东亚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留下了其思想的雪爪鸿泥。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一批批研究者，长期以来都在致力于研究王船山的事迹和学说。韩国的成均馆大学还专门设立了王船山的研究中心。总之，船山先生的思想影响，如同远空的一颗星辰，辉耀于国际社会的文化思想之园。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及其一批批先驱人士，为了救亡图存、救国救民，前赴后继进行了许多艰辛的探索和奋斗，都留下了他们的奋斗足迹、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留下了他们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旧式农民起义，解决不了对外实现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人民民主的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搞所谓维新变法运动和洋务运动，更不可能解决这些对外对内的根本政治问题，而必然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因此，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政治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通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阶段。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运用，这中间就包括王船山思想在内。毛泽东同志早年就阅读过船山的著述；1921年，他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37年，他在延安讲授哲学时，把《船山遗书》作为备课参考书进行过研读；1950年10月，他离开北京去外地视察前，指名要带船山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已备途中研习；直到晚年他还在研究船山的古代唯物论思想，认为应给予充分肯定。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十分重视和研究船山的思想遗产的，注意从中吸取营养和获得启示与借鉴。这里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王船山在评价汉光武时，曾说他是“允冠百王”，而毛泽东同志在批阅二十四史中也曾对汉光武作出评价，说他是“最有学问、最能打仗、最会用人”，可见在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上，毛泽东同志与王船山先生也有不谋而合之处。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他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和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为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我们应该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些要求，把包括王船山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工作做实做好，以达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目的。
【本文系作者2019年10月30日在纪念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主体部分已在11月18日《北京日报》上发表；作者：滕文生，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