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文史学家王伯祥（1890—1975），社会活动家章元善（1892—1987），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1894—1988），文学家俞平伯（1900—1990），被誉为“姑苏五老”。王、章、顾、叶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俞平伯原籍浙江省德清县，但他生在苏州，在苏州一共住了十六年，苏州人也都认他是“同乡”。叶圣陶与王伯祥是中学同学，与章元善是小学同学，与顾颉刚是私塾、小学和中学同学，与俞平伯的交往则始于1918年。俞平伯与章元善两家原本是世交，与顾颉刚是北大同学，与叶圣陶和王伯祥的结缘得益于新文学。他们都是一辈子很亲密的朋友，相濡以沫，心心相通。
“姑苏五老”中的叶圣陶和俞平伯
俞平伯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1920年年初毕业，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到英国不久，由于英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只好回国。这年9月，经蒋梦麟推荐，俞平伯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在那里结识了北大同学朱自清。1921年10月，俞平伯辞去一师教职，准备赴美考察教育。学校委托朱自清邀请叶圣陶来一师执教，接替俞平伯。后因香港水手罢工，俞平伯出国的事耽搁了半年，直到1922年7月9日才从上海坐上赴美的远洋轮。
迟迟不能出洋，俞平伯就和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一起发起创办新诗刊物。1922年1月15日，我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创刊。1922年11月中旬，俞平伯从温哥华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大学讲授《诗经》和中国小说，1924年12月中旬携眷回到北京，在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任教，后来到清宫懋勤殿整理书画。1928年到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兼课，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止。
“姑苏五老”中，叶圣陶和俞平伯都是作家，相同的话题会更多。1922 年4月，俞平伯作《〈隔膜〉书后》（收入《西还》），称赞叶圣陶短篇集《隔膜》是“光，热，馨香底结晶”。5 月，在叶圣陶的鼓励和启发下，俞平伯重新写定谈人生的诗，并以叶圣陶所设譬喻《如环的》为题，发表在《文学旬刊》第42 期。6 月，叶圣陶和郑振铎编定的《雪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郑振铎、郭绍虞、徐玉诺、叶圣陶八人的新诗合集。1923 年3 月，俞平伯加入由叶圣陶和王伯祥等人发起的朴社，每人每月出十元钱，集资出版书籍。5 月12 日，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第73 期公布该刊编辑人名单，叶圣陶和俞平伯、王伯祥、顾颉刚均名列其中。1924 年4 月，叶圣陶与俞平伯、朱自清等组织“我们社”，出版同人刊物《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5 月，俞平伯主编的“霜枫丛书”由霜枫社出版。其中有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以及他和叶圣陶的散文合集《剑鞘》，这两本书的广告词则出自叶圣陶之手，现抄录于下：
霜枫之一 浮生六记 沈复著 俞平伯点阅
作者是个习幕经商的人，全凭直率的性情和天禀的文才，写成这部反映出身世和心灵的自传。俞平伯先后作序文两篇，就它的本质和艺术加以批评，并钩稽书中事实，编成年表，对于读者尤为便利。
霜枫之四 剑鞘 叶绍钧、俞平伯著
中含二人的论说美文小说札记书评等，俱经抉择，力扫浮滥，作者的才性，作品的风裁，比较观之，颇有兴趣。
1925 年12 月，俞平伯的诗集《忆》在北京朴社出版，书名由叶圣陶题写。俞平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杂拌儿》（一名《梅什儿》，1928）、《燕知草》（1930）、《读词偶得》（1934）、《清真词释》（1947）等著作，也都是叶圣陶亲手编校的。俞平伯在《〈读词偶得〉缘起》中说：“三四年来频频得圣陶兄的催促与鼓励，我虽几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顶进香，爬到一重山头，回望来路，暗暗叫了声惭愧。”俞平伯为《读词偶得》写的《一九四七年新版跋语》中说：“与圣陶兄久不相见，他始终勉励我，离群天末之思固不可托诸鳞鸿毫素耳。”《读词偶得》从写作到出版，从初版到“新版”，“频频得圣陶兄”的“催促”和“勉励”。俞平伯在《〈清真词释〉序》中说叶圣陶不仅为他“校印”《清真词释》，就如何“读”和“释”《清真词》也有过许多切磋和交流。
俞平伯迁居北京后，面晤的机会少了，就写书信互致问候。“姑苏五老”中，王、章、顾、叶的书法均堪称一流，虽说不是书法家，但都在书法方面下过真功夫，认真临写过多种碑帖，他们的字无论从架构上考校，还是从整体布局与行气来看，都自成一体，潇洒流畅，充满了浓浓的书卷气。不过，叶圣陶对王、章、顾“三老”的书法并不太赏识，至于他自己的字则说“有时尚可，有时极难看”，而对俞平伯的字特别偏爱。在现代书法中，叶圣陶最欣赏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弘一法师的书法》b 一文中说过很多赞美的话。在李叔同之外，也很欣赏俞平伯。俞平伯的字笔度精妍、端庄典雅，叶圣陶爱不释手。他在1974 年11 月3 日给俞平伯的信中写道：“兄之书法，工笔好，随意亦好，弟真个爱之。皆贴于一道令纸订成巨册中，时时出而观玩之。”遗憾的是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书信大多在战火中和抗战“逃难”时焚毁或丢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五老”都聚到北京，開会或学习常在一起，又都住在东城，走动起来很方便，也就用不着写信了。王伯祥说“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而俞平伯则称自己是“稚弟”，“谨当追陪诸位兄长之后”，以得挈领为喜。
1970 年代生活相对平静了，朋友间的正常交往也逐步恢复，可“五老”年事已高，有的还乔迁到“宣武区”和“西城区”，虽说“小聚殊有味，惜相去稍远，往返车程不甚便”（俞平伯1974 年12 月12 日致叶圣陶）。不能经常来往“促膝面对”，只好“以信代晤”，用写信来畅怀倾吐，“一书便作一相见”（叶圣陶语）。叶圣陶与俞平伯往来的书信最勤，“数日即有一信往复，甚或一日二书，彼此以书翰进行思想交流，文辞切磋，兴之所至，辄奋笔疾书，或赏析、或质疑，一无矫饰，内容丰富;国运家事，典籍字画，新撰旧作，砌草庭花，以至宇宙观，人生观，无所不臻，尔来吾往，有书必复，尝戏云：酬答如是，无异于打乒乓球”c，其思绪之敏捷、学识之渊博、兴趣之宽广、友情之弥笃，在同辈人中并不多见。两位老人谢世后，叶至善、俞润民将两位老人1974 至1985年间的书信八百余通汇集起来，依岁月之嬗递，编成一部45 万字的大书《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于2002 年1 月出版。
书简往回如打乒乓球
打开《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以下简称《暮年上娱》），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位老人接读来信时那种喜悦和陶醉的心情。叶圣陶1975 年8月18 日给俞平伯的信开头写道：“平伯尊兄：接复示并新稿，喜不可支。书简往回如打乒乓球。”因为快到中元节了，就在信中谈起江南过中元节的风俗。俞平伯8 月21 日的回信：“圣兄左右：诵十八日书，‘往回如打乒乓球喻妙而切”，随后说到北京有别于江南过中元节的风俗，说“江乡昔梦已远，晚节京尘重叙，足谓非胜缘得乎”。叶圣陶1976 年1 月28 日给俞平伯信的开头写道：“平伯吾兄赐鉴：上午接复示，长至四页，大餍贪食多多益好之鄙怀，于此又见兄兴致之好，腕力之益健，总之，悦怿无量。” 随后抄录了他在《人民文学》新春座谈会上吟诵的《水调歌头》，请俞平伯指教。俞平伯2 月1 日回信说：“得读新词甚佳，弟病中惮于构思，殊有望洋之感耳。” 随后说到“新词”有一字可“避”，并列出可选用的几个字，供叶圣陶斟酌，叶圣陶自然十分欣喜。俞平伯1976 年4 月1 日给叶圣陶的信开头写道：“诵上月廿八手书，内容丰富，应接不暇。”在当天写的第二封信中说：“圣陶吾兄左右：前书有三纸，语竟未说完，可笑。”叶圣陶4 月2 日回信说：“又连承两球，敢不勉还一击。”叶圣陶4 月10 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连承两球，妙绪络绎，览之放下，重复展观。”
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有的信长达4000 字。俞平伯1976 年6 月25 日给叶圣陶信的开头写道：“圣陶吾兄尊鉴：每得赐书，均要言不烦，意切而情真，辄低徊三复之。弟妇亦言，圣翁之书必须读两遍。层楼兀居，倥偬中有岑寂。庚（1930）辛（1931）归京，即住建外，如客异地，不觉其在北京——自前乙卯（1915）来京六十一年矣——曾有句云，‘一似迷方感，归来懒出门。至近日两人都病，更极少出门，出则必多劳人力，不喜为之。雒诵来书，如清风披拂，涤我烦襟，是为不可缺之俦侣，又不仅是‘上娱已也。又闻将宠弟等以新篇，不胜欣企之情，惟只宜从容以之遣兴耳。”（《暮年上娱》，第147 页）叶圣陶6 月27 日回信说：“平伯兄赐鉴：昨接大札，反复观之数遍。兄言弟书‘为不可缺之俦侣，此正弟之所欲言，弟于兄书亦复如是。打乒乓虽是戏言，而往复心通，殊非易得。得之则惯之，发出一书，即计来书之时日。邮递同志每日来二次，其到达之时刻萦绕于心，苟来时无所盼之书，则有失望之感矣。”（《暮年上娱》，第148 页）可喜的是推测的“来书之时日”，从未让他们“失望”过，“语少而意富且旨”，全是“真情实话”，“展诵之欣，如饮醇醪”。
叶圣陶人脉较广，性情敦厚谦和。俞平伯性格内敛，我行我素。他俩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得缘于他们的为人处世都极其认真，又都能真心诚意地为对方考虑，奉行一种最典型的“利他主义”。1976 年3 月15 日，叶圣陶听说朱自清夫人陈竹隐病了，就写信告诉俞平伯，说一定要去看望她，“期于‘五一以后”，“届时兄能出门，弟当致一小车同载往返”。当时叶圣陶的待遇已经恢复，出门可由教育部配车，可真到要车的时候又觉得因私要车不合适，决定改乘公共汽车。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俞平伯住在永安南里，陈竹隐住在清华大学，途中要换几次车，叶圣陶担心俞平伯的身体吃不消，就给他写信說：“弟可以要教部之车，而清华道远。耗油量多，不欲以私事而享此‘法权。至于雇车，其事不易，费亦不少。考虑久之，是否容弟先往，缓日再为偕访。”（叶圣陶1976 年5 月22 日致俞平伯）
俞平伯回信说：“诣清华访陈夫人尊意至妥。弟近尚不宜远行，俟迟日体健再拟同往。”拜托叶圣陶“晤朱夫人时，祈为我等代候”。叶圣陶5 月31 日给俞平伯写信报告陈竹隐的近况。俞平伯6 月2 日回信对“竹隐夫人晚岁独处一室”深感忧虑，而对叶圣陶的“郊行愉健”，则深感欣慰。
其实，叶圣陶的“郊行愉健”，全是报喜不报忧。叶圣陶5 月30 日记：“晨间偕至善出门往清华园。本当到平安里乘出城之汽车，而至善误记，以为须到和平里再乘车。以此之故，多走了好些路，耽搁了时间，十点乃到朱夫人所居之宿舍”，“坐约一小时而辞出”，“到家时已十二点二十分”，十分疲惫，毕竟已是82 岁高龄的老人了。陈竹隐告诉叶圣陶，说新中国初期放在朱自清书房供人参观的二册《犹贤博弈斋诗抄》丢失了。叶圣陶一到家，就分别给北京图书馆以及朱光潜、吕叔湘等他认为有可能知道线索的朋友写信打听，并和吕叔湘、季镇淮一起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这让俞平伯极为欣喜，他在10 月9日给叶圣陶的信中说：“三君寻求之力为不虚矣。异日吾兄必有抄本，弟当假观，重读而细绎之。”（《暮年上娱》，第173 页）
叶圣陶处处为俞平伯的健康着想，对他的心情关注得尤其多。1976 年2 月16 日，俞平伯与夫人许宝驯在家中开“鹧鸪天词歌唱录音曲会”，唱词是许宝驯所填的《鹧鸪天·耐圃八十自嘲》，词云：
少小不诸世俗情，老来犹乏应酬能。躬逢盛世容吾拙，白首相将度岁春。 心寂寞，意沉吟。天涯芳草倚阑人。如梭岁月无知过，试向新来学习增。
这首词由谢锡恩谱曲并指挥，周铨庵、张允和、朱复、陈颖、俞成参加演唱，好不热闹。许宝驯是俞平伯舅舅许引之的女儿，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晚年自号耐圃，长俞平伯4岁，浙江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许宝驯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弹琴、度曲、作诗、绘画，并善书法。俞平伯觉得《鹧鸪天》词好，“谱在昆腔西乐之间，亦尚好”，就请叶圣陶到寓所聆听曲会录音。叶圣陶听了总觉得词调有些“寂寞”，4 月10 日给俞平伯写信说：
在尊处听唱《鹧鸪天》，又闻“寂寞”之语，乃于信笔涂抹之间自然脱颖而出，不俟思索。苟能于教宗起信，必无所谓寂寞。惟其寂寞，故贵真朋友（此朋友包括家属在内）。真朋友相值，暂时得不寂寞，斯至乐矣。恐此亦是年岁较大之人之通病欤。瞎说一阵，兄将笑之。（《暮年上娱》第107 页）
老年人免不了会有寂寞之感。可俞平伯夫妇都信佛，叶圣陶就讲起“苟能于教宗起信，必无所谓寂寞”的道理，希望他老两口达观快乐。俞平伯在4月13 日的回信中说：“手示中有一括弧，‘此朋友包括家属在内，亦中肯之至言，天亲人伦之征。见乎辞矣。” 又说：“承提及《鹧鸪天》中一语，已转录示内，伊必惊且喜也，感谢感谢。”
俞平伯与许宝驯感情深笃。俞平伯享受了“丈夫”加“弟弟”的种种幸福，就连1966—1976 年间在河南干校，也仍在夫人亲自料理之下独享清福。1982年2 月7 日，夏历壬戌元宵节的前夕，许宝驯撒手人寰，64 年恩爱夫妻成永诀。哀伤中的俞平伯陆续作《悼亡诗》二十首，他把《悼亡诗》连同他拟的一则联语“此后无人惊独语，更从何处话前尘”一并抄寄给叶圣陶。叶圣陶2 月27 日回信说：“迭诵所示诗，悉心默念，似有所会，不敢评议，不敢劝慰，惟恐其渎也。”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早在1957 年3 月2 日就去世了，因而更能体会俞平伯“独居”后的心情。他太了解俞平伯了，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劝慰的话都是无用的，就抄了两句他当年写的诗“永劫君孤往，馀年我独支”，作为对俞平伯《悼亡诗》的“敬答”（《暮年上娱》，第459 页）。俞平伯在3 月1 日的回信中说“敬答”言简意深，不仅让他所“喜读”，也成了“逝者之幸”。
切磋诗文，那是二人谈得最尽兴的事
“五老”的交往中有很多很好的“传统”。1966年前叶圣陶家的昙花每年都开花，开花之时一定邀请王、顾、章、俞前来观赏。俞平伯的《秋夕叶圣陶招饮看昙花》中写道：“移从灵鹫瑶华远，传作轮王瑞应看。惊喜翩然开夕秀，秋窗留醉话苍颜。”d“话苍颜”说的是“五老”在一起赏花饮酒畅叙。叶圣陶的宅院中有二株树龄高达百年的海棠，每年海棠盛开时，必请王、顾、章、俞前来共赏，戏称“五老会”。叶圣陶1980 年6 月为俞平伯长卷《重圆死花烛歌》的题诗中有“周甲交情回味永，海棠花下今又春”，这“海棠花下”说的就是“五老会”。王伯祥过世后改为“四老会”，顾颉刚过世后改为“三老会”。1982 年的春天来得早，海棠花也开得最为繁密。4 月10 日，叶圣陶把俞平伯和章元善接到家里饮酒赏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至善于八点二十分出门，往迎元善与平伯。……与元善、平伯共谈。三聋居然彼此能大略听清，如此晤叙共言难得。又言看海棠适盛开，尚未有一片花飞，亦为可喜。……调云（阿姨）治馔益精，共言色色俱佳。……食毕复闲谈，至两点客去……皆折海棠一支。
俞平伯4 月16 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说：“十日欢叙堪称良会，晴和花开，视去岁雨中尤胜。兼晤郎媛（至善、至美、至诚）三君，喜慰。新枝海棠携归盛放，得驻春痕二日。”（《暮年上娱》，第466 页）章元善过世后“赏花”改为“二老会”，海棠盛开时还是接俞平伯前来观赏，难怪俞平伯总说叶圣陶对他“宠爱有加”。
俞平伯心里也总是惦念着叶圣陶。有了好的“花种”，会分送叶圣陶种植;家里的花开了，就选“缤纷繁丽”的花朵压制成标本，送给叶圣陶欣赏（《暮年上娱》，第5、6 页）。得到上好的“花笺”，会分送请叶圣陶“乞闲时挥写”（《暮年上娱》，第7 页），偶获“珍稿”，也都送请叶圣陶一一展观（《暮年上娱》，第10 页）。至于切磋诗文，那是二人谈得最尽兴的事。1975 年1 月3 日，叶圣陶为了纪念他们共同的朋友朱自清作了一首《兰陵王》，初稿写出后即寄请俞平伯“严格推敲”（《暮年上娱》，第23 页）。一时间二人的通信竟达到每日一封的程度，来往书札多达18封，还于2 月10 日面谈了一次。俞平伯1 月6 日在信中列了一个表格，分为“原作”“拟改”“附记”三栏，提出了十四条修改意见，并另写三张信纸，分别对每一條意见做了详尽的阐释。叶圣陶看了，逐字逐句地提出讨论，采纳的说出好在哪里，不拟采纳的也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字斟句酌，反反复复地来回商定。《兰陵王》调分三片，属长调，但终究字数有限，篇幅不大，要容纳他们二人对朱自清几十年的忆念，是件极难的事情。但经过他二人反复磋商与推敲，终成杰作。现抄录于下：
兰陵王
一九七四岁尽前四日，平伯兄惠书言：“瞬将改岁发新，黎旦烛下作此书，忆及佩弦在杭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e 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览此感逾邻笛，顿然念之不可遏，必欲托之于辞以志永怀，连宵损眠，勉成此阙，复与平伯兄反覆商讨，屡承启发，始获定稿，伤逝之同悲，论文之深谊，于此交错，良可记也。
猛悲切，怀往纷纭电掣。西湖路，曾见恳招，击桨联床共曦月。相逢屡间阔。常惜、深谈易歇。明灯坐，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 离愁自堪豁。便讲舍多勤，瀛海遥涉。鸿鱼犹与传书札。乍八表尘坌，万流腾涌，蓉城重复謦欬接。是何等欣悦。 凄绝，怕言说。记同访江楼，凭眺天末。今生到此成长别。念挟病修稿，拒粮题帖。斯人先谢，世运转，未暂瞥。
“猛悲切，怀往纷纭电掣”，说的是俞平伯的信“猛”地触发了他怀念朱自清的思绪，无数回忆“电掣”般袭来。1921 年10 月，叶圣陶应邀在杭州一师任教期间，与朱自清联床共灯，朝夕相处。后来进了商务印书馆，把家搬到了上海。朱自清先是在浙江几所中学教书，后来到清华大学执教，假期回扬州老家总要路过上海，相逢的时光每每间断很久，常常惋惜深谈之容易被打断。“明灯座，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是说朱自清爱喝酒但容易醉，醉时双眼迷蒙。“离愁”四句大意为：离愁自可免除，即便在大学里教课很勤劳，去国外游学走得很远，还有邮递员给我们传送书信。“乍八表”二句是说抗战全面爆发后，茫茫大地烽烟四起。“蓉城”二句指与朱自清在成都相见。“记同访”二句说的是1941 年4 月26日的事，叶圣陶是日记：“乘车至佩弦所”，“佩弦近耽诗，谈诗甚多”，“二时，携酒至望江楼，登楼啜茗，继之小饮。此会殊难得，不欲遽去也。五时，乃分手而归。”“今生”句说“成都重晤”，竟成永诀。“挟病修稿”是说朱自清去世前20 天还来信谈合作编撰教科书的事。“拒粮题帖”是称赞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斯人”三句说朱自清先于新中国成立之日离开我们。“世运转”，而他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连一眼也没有见着。叶圣陶与俞平伯字斟句酌、来回商定的例子能举出很多，如“击桨”，初稿中是“拨桨”，俞平伯觉得“拨”弱，建议改用“打”。叶圣陶觉得“打”字显得粗些，经过反复磋商，最后才改为“击”。写定后俞平伯把这首词抄送朋友们共赏，在评语中说：“此篇用美成四声，参考近人《周词订律》，用力至劬。如首三字，尾六字，悉符清真原唱。其他亦备见匠心，兹未及覙缕云。……清真只赋情艳，衡以今谊，犹病凡俗。此则笃念心交，事连宗国，尽柔刚之美，与《兰陵王》之声情清越者相应，若青蓝竞彩冰水增寒矣。”
叶圣陶帮俞平伯打磨诗文的事例也很多。俞平伯1982 年8 月19 日给叶圣陶的信中说有篇“错误的文章”登在《南洋商报》上，“很糟心”。这篇文章题为《杂谈曼殊诗〈简法忍〉》，刊登在8 月9 日新加坡《南洋商报》上，文章谈“欣赏与了解”的“孰先孰后”，按“常情”应该是“了解为先”，不过“不了解”的也可以欣赏，“欣赏亦可先于了解”，列举的诗是苏曼殊的《简法忍》，诗云：“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
俞平伯说这首诗“觉得不好懂”，“只有第一句邀客饮酒是明白的。以下三句似乎有问题。如第二句、第三句相连么？牡丹和落花有关系么？画的自不会落。且牡丹名贵，花落亦不会深至一尺。就三、四句说，即使庭院花深盈尺，为什么就不带蒲团，难道打坐在满地残红上么？诗人之言固不宜呆看，而总觉不明。虽是不明无碍其好”。f 文章见报后才发现“论证未确”，就写信告诉叶圣陶。叶圣陶1982 年8 月11 日回信说：
尊稿论曼殊诗者已看毕。欣赏不一定后于理解，兄意多层，弟皆信从。曼殊此诗，总之，要法忍来（四字原旁圈），其他都是兴到之语。第二句或是隐语，或是说来（原旁圈）共画牡丹寄兴。兄以为有此可能否。至于“落花深一尺”，亦如“白发三千丈”“桃花潭水深千尺”，尽往多里说。说了落花多就想坐落花，于是来了“不用带蒲团”。如此浅说，不知说得过去否？（《暮年上娱》，第487 页）
《简法忍》中的“简”似应作“柬”字解;“法忍”当是一位和尚的法号。落花既深一尺，可作坐垫用，大可以不带“蒲团”了。叶圣陶的“浅说”，对《简法忍》做了极精辟的解读。俞平伯8 月14 日回信说：
前以小文复制清本奉呈，遂得指正，幸也。读之惊喜逾恒。“浅说”岂但“说得过去”，竟是一语道破。其妙处正在于浅。弟以妄想引起曲说，走入迷宫，愈走愈远，片言唤醒，恍若发蒙。原题只云“简法忍”（“简”字通“柬”），不言约在酒家，则禁忌、晃子等等都落空了。拉扯就是附会，曲解就是穿凿。还有一点，前文未提到法忍其人亦欠完全。《燕子龛遗诗》在此诗下面有《南楼寺怀法忍，叶叶》：
万物逢摇落，姮娥耐九秋。
缟衣人不见，独上寺南楼。
“姮娥”“缟衣”，盖谓女子。曰“缟衣”者，以别于缁衣，其在家修行，非比丘尼。有关佛教，就说到蒲团。原约她来饮酒赏花作画，甚连吃肉，无乃好笑。“深一尺”不必泥定是何花，甚言之以示春色阑珊，宜及时行乐耳。“来”字领起，以下一气呵成，行云流水直贯篇终。诗心通乎禅理，而兄之勝解如之，弟作庸妄可烧矣。若夫切磋论文之乐，于尘缘为希有，而况同在晚岁欤。（《暮年上娱》，第487 页）
10 月4 日，俞平伯在《南洋商报》发表《〈谈曼殊诗〉一文订误》，开头写道：“八月九日，《南洋商报》载我的《杂谈曼殊诗〈简法忍〉》一文，论证未确，恐生疑惑。爰录近与叶圣陶先生通信二则，以代更正，并此致歉。”通信二则即《叶圣陶1982 年8月11 日来书》和《俞平伯同月14 日复书》。俞平伯在为叶圣陶“来书”加的附言中说：“叶老之书佳绝，可细看，则前文可废。我称为‘简而深，直而和，金玉之音，盍不虚也。”g
广博深入 无所不臻
1976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红楼梦》校注出版小组，校注《红楼梦》。4 月，冯其庸来到叶府，恳请叶氏父子（叶圣陶和长子至善）审读《红楼梦》校订样本及注释稿。叶圣陶答应后就写信告诉俞平伯，并就《红楼梦》的版本、标点、注释、作者，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诸多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叶圣陶1976 年5 月22 日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说：
上周陈次园来，谈及兄为英文本“红楼”之译者杨君解决“享强寿”三字之义。看“红楼”已不知其几遍，近时亦偶翻一回半回为遣，而于可卿出殡之铭旌迄未留意，方次园举出此三字时，闻而茫然。及闻述兄之解释，乃信兄读此之精审不可及。特未知一般铭旌是否书明年寿，抑此为曹雪芹之偶尔弄笔。又，秦可卿终年三十有馀，似嫌其大，凤姐长一辈，犹仅二十馀岁。偶想及，书之为谈资。（《暮年上娱》，第132 页）
仅就这封信而言，涉及的学术问题就有很多。再如，俞平伯1979 年2 月28 日给叶圣陶的信中说，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似与“鄙见有合”。叶圣陶3 月9 日回信说：“观其（戴文）所举诸内证，皆明全书行文自相矛盾，似可相信。戴文颇长，态度欠佳，甚不明快。”（《暮年上娱》，第303 页）俞平伯3 月11 日回信说：
戴君之文有新见解。弟方在研读，亦觉其稍冗，未脱自传说与脂批之笼罩。其说若行：一、摇动曹雪芹之著作权，二、降低《红楼梦》之声价，影响非浅，想红学家当众起而咻之，争鸣结局如何，良不可知也。其说之后半（即曹雪芹整理）易成立，而其前半（石头玉兄创作）则否。岂贾宝玉自作《红楼梦》欤？殆非常情所许也。（《暮年上娱》，第304 页）
随后又谈起新创刊的《红楼学刊》。叶圣陶9 月8 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红楼学刊》中“尊诗及他友诗词皆有错字，校对疏忽，见之殊不舒服。此册中弟以为王朝闻与蔡义江两篇最佳，王君于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真能心知其故，今时未可多得。不识兄以为何如”（《暮年上娱》，第337 页）。俞平伯9 月10日回信说：“学刊中颇有文章，（王蔡文容细读）补注亦均妥，只讹字太多，累及书品耳。”（《暮年上娱》，第338 页）
两位老人谈论的议题当然远不止这些。文学、历史、宗教、哲学、唯心唯物、有神无神乃至马恩学说无所不谈，还论及金石字画、电影戏曲、山川园林、花虫鱼草以及休闲方式等，真可谓“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俞平伯1976 年5 月28 日给叶圣陶的信中说：
圣陶兄大鉴：
此书冗长，有“前言”祈先省览。近所讨论题目太大，实是地老天荒的，也就是来札所云“历万世而不已”的问题，以弟之孤陋恐未能胜任，故前书有姑作为漫谈之说。然如能在谈论之初，先把立场表出，庶不至于游骑无归，而吾二人间取同存异，亦方便良多，可省无数闲笔墨也。其另一点，吾兄处人事较繁，弟杜门养疴多暇，拉杂妄涂聊代晤面，每不觉言之长矣。承不弃屏，且引为“上娱”至感至感，又深知雅怀诚挚，辞无虚设也。但义既虚玄，辞又謰謱，以之尘渎，似觉未宁。窃谓如值事多，信到无妨暂搁一边，俟暇时藉以遣兴，再答亦未为迟也。（《暮年上娱》，第135 页）
随后就“神秘的看法”“唯心唯物之论争”“常识、情、理三者” 等诸多方面展开谈论，仅“理”就涉及《起信论》《心经》和《圆觉经》。其实，“如值事多，信到无妨暂搁一边”的话是一时的客气，既然是“打乒乓球”，一旦发了球，就总盼望对手挥拍对打。俞平伯1976 年5 月30 日给叶圣陶的信中说：“严译《天演论》多识前言，良为奥博，惟每羼杂己见，其论业力、遗传（九十四页）似混心物之辨;言瞿昙创教似一完整体系，而大小两乘实有原始后起之別，无容混为一谈者也。与吾兄共读是书诚为难得之机会，盼得攻错，释疑匡谬。”（《暮年上娱》，第138 页）。叶圣陶5 月31 日回信说：
平伯兄赐鉴：昨今两日上午皆接覆书，计共八笺，如此殷勤言语，敢不反复含咀，兄书越来越可珍矣。“前言”二点，自谓能领略。弟不甚想到究竟方面，而兄之所诣颇愿听闻，虽听而不悟，亦不碍其为上娱。打破乌盆纹到底，终是个不可知，恐怕永远如是。
廿八夕尊书至为丰富，拟排日观之味之，今不多说。严氏译《天演论》，去年曾借早期印本抄写一遍，昨日尊书对此译有评议，亦将据所示而重读之。（《暮年上娱》，第139 页）
叶圣陶的回信至少有这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俞平伯提出的问题他会“反复含咀”;二是 “严译《天演论》多识前言”，均“能领略”;三是“将据所示而重读”《天演论》，而在1975 年他已经“抄写”过一遍了。至于“打破乌盆纹到底”云云，意在表明他会与俞平伯好好探讨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叶圣陶爱抄书，直到1975 年还在“抄读”《天演论》。这一年，他81 岁。
1984 年秋，俞平伯来信说到他4 岁读《大学》，引起叶圣陶重读《论语》的兴趣。俞平伯9 月22 日回信说：“偶呈管见，乃深蒙奖借，引及《论语》，何幸如之，惭愧感激！引起我兄读《论语》之兴味，则更堪喜悦。有《四书便蒙》之大字本即弟四岁时所读者，拟借奉披览，尽可从容，留时邺架。书有十本，拟嘱韦柰（外?）暇时送呈左右。弟曩在吴门，屏居书房，未能与诸友共学，咫尺天涯，视为平生之缺憾;于今耄耋京尘，以儿时课本得与尊前同读，或亦有似补天荒石欤？”（《暮年上娱》，第591 页）叶圣陶接到《论语》后，边读边与叶至善讨论。俞平伯1985 年5 月12 日给叶圣陶信中说：“昨至善君来，携致《论语》，欣感。”（《暮年上娱》，第600—601 页）叶圣陶对《论语》的阅读揣摩长达七八个月之久，这让俞平伯很欣喜感激。
叶圣陶给俞平伯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85 年1月2 日，信中说：“兄出诗集，弟举双手赞同。惜诗既难于注，而兄又是反对自注。须嘱出版社特别留心校对。再则既已说定出书，须说明不要太迟缓。太快不可能，以今日之实况言之，交稿齐后一年出版，差不多矣。写字越不像样，观之自厌。”（《暮年上娱》，第597 页）这一年叶圣陶91 岁，视力极差，写字时手脑不能并用，手不听大脑的指挥，字写得歪歪扭扭，也就不再写信了。信中说的“诗集”是《俞平伯旧体诗钞》。见叶圣陶赞成出版，俞平伯就请他写序，在5 月12 日的信中说：“盼得吾兄数语宠之，胜似千言，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且亦读者所期望也。”（《暮年上娱》，第600—601 页）叶圣陶一向是有求必应，只因住在北京医院，写字又极其困难，就让俞平伯的女儿到医院来，把他要说的话记下来，送交俞平伯过目。俞平伯6 月16 日来信说：“小女笔录最疏，恐未适用。最盼口授删改，仍嘱至善君整理定稿，多改不妨，乔梓口气总相似也。”（《暮年上娱》，第601 页）这是俞平伯写给叶圣陶的最后的一封信。
《〈俞平伯旧体诗钞〉序》写定1985 年7 月14 日。叶圣陶在《序》中说：“中年以来，我对新体诗的看法是‘尝闻瓶酒喻……念瓶无新旧，酒必芳醇……我是做不到‘酒必芳醇的。我的无论什么文辞都意尽于言，别无含蓄，其不‘芳醇可知。平伯兄可不然。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他后来写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称赞俞平伯用“写新体诗”的手法来写旧体诗，使之到了“酒必芳醇”的境地。两位老人真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兴奋到老，激情到老。叶圣陶、俞平伯都是文学修养极高的人，经典满腹，学富五车。《暮年上娱》是他们的私下心坎独白，犹同经书那样，学路完整，大气千秋。他们所追求的是“毕写吾真”。即便是“懵懂愚顽”的“芹言”、“七情所幻”的“情魔”、“迂阔堪嗤”的“俚语”，也都清真沉厚，别具风致，让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家晚年的辉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