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胡适以科学实证方式识别“白话文学的模范”，其志在树“模范”并建立现代学术范式。《孽海花》不合胡适的“科学”考证趣味，胡适批评《孽海花》“迷信无稽之谈”，是科学与迷信之争。1928年前后，曾朴修改、续写《孽海花》，并回应胡适的批评。曾朴主张有统系的翻译名著，扩大文学旧领域，批评青年人的懒惰及欲速。此时，从本土文学里寻找“白话文学的模范”已达到预期设想，胡适重读及再评《孽海花》意义不大。《孽海花》与名著翻译之争，皆属“创造中国的新文学”的范畴。
关 键 词：胡适 曾朴 《孽海花》 白话文学的模范 翻译 创造新文学
在胡适的交游史里，曾朴所占比重不算重要，但由两人的书信来往、日记等可看出，曾朴与胡适在文学翻译及新文学方面，既有可互相理解的共同志趣，也有无法达成共识的遗憾。今日看来，后学对“老辈”①的无意忽略，有历史遗憾，但也是历史必然。通信中，曾朴显然非常在意胡适的看法，但他在翻译及新文学问题上与胡适交流的一腔热诚，并没有在胡适这里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回应。胡适的书信及日记，礼数极为周到，无任何失礼之处，但胡适似乎无意(或无暇)与曾朴更深入地讨论相关问题。通信中的微妙之处，大致能从侧面见证，部分晚清译家被新文化运动及相关历史书写遮蔽。新旧“逆接”之际，老辈与后辈的擦肩而过，有其难以更改的历史原因在。
胡适嗜读小说与为白话文学树模范的关联
1935年10月，胡适在《宇宙风》第2期发表《追忆曾孟朴先生》，忆及最初得知曾孟朴先生，“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②胡适是嗜读小说的人，据其《四十自述》，在没去上海前，他已读过《第五才子》(《水浒传》)《第一才子》(《三国演义》)《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双珠凤》《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经国美谈》(日本人做)《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等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③“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④另据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28日(阳历廿一日)，“予最嗜小说，近已五日未看矣。考毕，阅《战血余腥记》一帙，竟之，始稍愈”。⑤《战血余腥记》有《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和《滑铁卢战血余腥记》两种，法人原著，均由曾宗巩与林琴南据英译本译出，1904年先后由文明书局印行。胡适到底读哪一本，不详。又，1906年四月初八(阳历五月一日)，“予幼嗜小说，惟家居未得新小说，惟看中国旧小说，故受害滋深”，“且看浅易文言，久成习惯，今日看高等之艰深国文，辄不能卒读”，“因立誓，此后除星期日及假期外，不得看小说”。⑥胡适青少年时期嗜读小说，无疑义。但在上海期间，有没有完整地读过二十回本《孽海花》，难有实证。1907年，《孽海花》分别在《月月小说》《小说林》以“东亚病夫原著、天宝宫人编串”署名连载。这个时间跟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嗜读小说的时间倒是吻合的。《孽海花》的作者、发表、出版、后续修改等情形过于复杂，二十回本《孽海花》虽能及时进入钱玄同等人的阅读视野，但也为后续阅读及持续研究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同时，修改、续写的时间差，为解释曾朴何以写长信给胡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澄衷日记》《四十自述》《追忆曾孟朴先生》等文献来看，胡适知道《孽海花》的连载，但嗜读程度，未必与嗜读林译小说之程度相当。胡适青少年时期的嗜读小说，为他理顺白话文写作的语言问题提供前提，同时为胡适日后创设新文学“模范”提供思路。
胡适在《建议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中认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为工具、方法、创造三步，以工具论，应该“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⑦为白话文学树模范，不是信口开河之举，“嗜读”必为前因。不“嗜读”，不可能通过考证“发现”。对《红楼梦》《水浒传》《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小说的考证及研究，是在最难实现科学考证的文学领域，以科学实证之法为白话文学树模范。说胡适不懂文学、没有文学天分，没有丝毫的说服力，这些经其考证的小说，无一部不是“模范”，“发现”是经典化的源头，其功不能抹杀。以“历史癖”和“考据癖”进入小说研究，⑧从证据的角度进入“白话文学的模范”之鉴别，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是实打实的。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研究法，与文学的审美研究背道而驰，但其巧妙之处在于，如果处处有证据，能考到实处，结论就可信，且有说服力。“历史癖”与“考据癖”，能暂时搁置审美之争，首先把“模范”提出并证出来，之后，在没太多争议的前提下，让“模范”亮相。不能不说，以“历史癖”与“考据痴”等科学之法，佐之以审美之法，鉴别“白话文学的模范”，正是另辟蹊径。胡适对《水浒传》的审美及价值判断是“新见解”与“英雄人物”：“到了明朝中叶，‘施耐庵’又用这个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见解，加上四百年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加上他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⑨(《〈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27日)。胡适对《红楼梦》著者及本子的考证，过于“科学”，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觉得胡适在文学研究上没有悟性及天分。但胡适的寥寥数语可证，其文学鉴别眼光堪称一流，他认为后四十回“写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的笨拙，令人读了作呕”，⑩但后四十回自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叫]黛玉病死，教[叫]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11)这些一带而过的评点，都是至上的审美判断。“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2)胡适志在树“模范”并建立现代学术的范式，无意在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审美范畴里做过多的探讨。考证小说时，胡适可能会选漏，但至少可以说，无一部选错，这正是得力于独辟蹊径的考证法。审美当然可以树模范，但不能说考证就无法树模范。
曾朴与胡适之争，在文学审美、叙事、价值之争，这是最难互相说服的领域。曾朴在意的是文学审美、叙事、价值，胡适看重的是寻找“模范”，两者的重心有差异，那两人就很难有进一步的交流与理解。胡适在寻找“白话文的模范”里，最有成效的是古典小说，在翻译方面树“模范”，则远没有达到他自己设下的预期目标。曾朴其实是真正的同道者——至少是自认为同道者，而且眼光一流，但他的白话文写作及翻译都没有被胡适纳入“白话文学的模范”。
《孽海花》之争
“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孽海花》不在其中，胡适与曾朴之间的真正交流却因《孽海花》而起，更与“模范的白话文学”直接相关。最早的渊源，是胡适由其二哥处得知《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朴。在寻找“白话文的模范”的过程中，《孽海花》进入过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视野。
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寄陈独秀》与胡适商榷，称“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13)胡适于同年5月10日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14)此文对《孽海花》的批评，所占文字最多，“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15)“《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其中，记彩云为某妓后身，生年恰当某妓死时，又颈有红丝为前身缢死之证，云云，皆属迷信无稽之谈。钱先生所谓‘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者是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品花宝鉴》为乾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甚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不知此书之历史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为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后吾国道德进化时，《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矣(美国人骤读此种小说，定必骇惊，同此理也)。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16)1917年，胡适下此断语时，所见《孽海花》版本应该是《月月小说》《小说林》连载版或小说林社版，而不可能是1927年至1931年修改而成的三十五回本。胡适称“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并以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并论，实言初本《孽海花》写“史”没有章法，这是史家之断案，不是文学判断。后人为《孽海花》之结构辩护，常回避二十回本及二十五回本在结构及选材上的问题，以三十五回本理所当然地覆盖二十回本、二十五回本的瑕疵，甚至为此得出胡适固执草率之结论，实属对前人的苛求。同时，《孽海花》不合胡适的“科学”考证趣味，胡适挑《孽海花》“迷信无稽之谈”来批评，是科学与迷信之争。这批评可反证：1917年胡适再度与《孽海花》发生关联，不是出于对小说的“嗜读”，而是出于对挑选“模范”的需要。《孽海花》在胡适的阅读范围，但最终没有进入胡适“白话文学的模范”范畴。胡适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一文中所列古人、今人之第一流小说，无一作者在世，挑选标准是否多少与此有关联，不得而知。所能确定的是，胡适所考证古典小说之相关作者，如石玉昆、韩邦庆、李伯元、文康、吴趼人等，当时皆已不在人世，选择“模范”是否跟胡适疏远“老新党”有关，亦不得而知。
曾朴对胡适的批评，是在意的。曾朴与胡适之争，因《孽海花》而起。曾朴曾就《孽海花》的结构、文学翻译等问题回应胡适，但无论是小说结构还是翻译，曾朴都未能真正说服胡适。尤其是文学翻译问题，胡适并没有进一步与曾朴细致探讨，这是历史遗憾所在。
曾朴在《孽海花》两编(初十回本、初十一至二十回本)修改完之后，写下《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即《病夫自识》)。文中提到《孽海花》的销量，“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不知糟了多少笔墨，祸了多少枣梨”。(17)1906年，林纾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中盛赞《孽海花》(当为两编二十回初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语语投我心坎。……发起编述二君子，吾奈何不知其名耶？”(18)1908年，林纾在《〈贼史〉序》中称，“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19)林纾的初评及后续“揭扬”，对《孽海花》的行销量有直接帮助。不下五万部的行销量说明，《孽海花》在读者层面的影响力并不低。林纾的“揭扬”，可证《孽海花》得到同道中人的肯定。但在新旧“逆接”中，曾朴更倾向于获得少年人的肯定。所以，曾朴对林纾的赞语持有异议。林纾称《孽海花》为“非小说也”(1906年)，曾朴在1928年有一个回应(林纾1924年去世)，此语“意在极力推许，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绝的天才，是我一向倾服的，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吃亏也就在此”。(20)曾朴不认同林纾“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的判断(赞语)，但更在意胡适的批评。曾朴就小说结构与胡适所批“迷离神怪的描写”，在1928年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有一个自我说明。对《孽海花》结构及文学史定位之争，学界已研究得充分，此处不追溯。饶有趣味的是，曾朴非常在意胡适的“老新党”之说，胡适所批迷信，“当时我(曾朴)也没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赚得了胡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还没有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自己也做了老新党，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21)这种差异，从旁佐证曾朴求新求变之心切，“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我，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22)曾朴为“结构”而自辩，是为《孽海花》之“新”而辩。曾朴就“迷信”而自辩，是为《孽海花》之“好”而辩。
1927年，曾朴修改并续写《孽海花》，《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2号开始连载修改后的《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病夫自识》)也发在这一期。1928年，胡适与曾朴有通信。1928年2月21日，胡适写《与曾孟朴先生书》，(23)主要就翻译问题与曾朴探讨。1928年3月16日“天明时”，曾朴回长信给胡适。据《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24)1928年3月28日胡适去访曾孟朴，但此时曾朴长信尚未寄出。这封长信只字不提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但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自陈：虽为老文人，但堪称白话文及“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之同道。曾朴自述与林纾之间的翻译交流：对林纾“贡献了两个意见”，“一是用白话，固然希望普遍的了解，而且可以保存原著人的作风，叫人认识外国文学的真面目，真精神；二是应预定译品的标准，择各时代，各国，各派的重要名作，必须迻译的次第译出”。(25)林纾的反应合情合理，第一点，白话文确实非其所长，第二点，林纾不懂得西文，翻译主动权非常受限。林纾的反应让曾朴失望，这可能是导致曾朴转而寻求年轻人理解与支持的原因之一，(26)“我在畏庐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27)曾朴对林纾贡献的这两个意见，尤其是对白话的提倡，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早。曾朴详谈此事之后，盛赞胡适，“一直到您的《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杂志》上崭然露了头角，我国沉沉死气的旧文学界，觉得震动了一下”，“那时，在旧文学里，第一个抵死对抗者是畏庐先生，在新文学里，扬着三色旗，奋勇直前，大声疾呼，做第一个敢死队的急先锋就是您。您本是我国礼学传统里学问界的贵胄，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在根本上，环境上，看透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弥漫了全国，外国文艺的光华，也照耀了一般”。(28)曾朴长信自述林纾旧事，随后盛赞胡适，实有愿与同道之意。
1927年曾朴对《孽海花》的修改、续写，1927年撰写《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1928年曾朴的答胡适书，几件事情在时间上如此集中，很难说彼此没有关联，更何况，1928年胡适之所以写信给曾朴，很重要的原因是曾朴之前赠送译作嚣俄戏三种。有此前奏，方有后来曾朴的长信。尽管曾朴的回信只字不提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但因为有修改续写《孽海花》以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在同一时段，而曾朴又花费那么多笔墨对胡适讲述自己的新文学历程以及翻译志业，那么，就很难说曾朴全然没有提请胡适重读并重评《孽海花》之意。于曾朴与胡适在《孽海花》问题上的公案，到胡适所写《追忆曾孟朴先生》(1935年9月11日)，在当事人这里，算是有了一个了结，“我在民国六年七年之间，曾在《新青年》上和钱玄同先生通讯讨论中国新旧的小说，在那些讨论里我们当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的好意”。(29)事实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早有明确的辩护之意，但直至曾朴去世，胡适都没有再修正过他对《孽海花》的看法。对曾朴来讲，遗憾在未能获得胡适的重读与再评。对历史而言，遗憾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学”的过程中，“老新党”与“新新党”未能合流发力，“新新党”在某种程度上错过了新文学的重要同情者，这种错过，也推迟了新旧和解的到来。
但是，即便历史存有遗憾，后来者也不能轻率地得出胡适有意委屈曾朴这种结论。从常理及版本变化来看，《孽海花》由金松岑初写六回，至曾朴接手写一编二编，两编修订，时隔十余年，又由二十一回连载，再到三十五回本(原定计划是写到六十回)。版本变化之繁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还是一部未完的小说，这就很难要求胡适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持续跟踪研究，毕竟胡适不是《孽海花》研究专家。更何况，胡适与钱玄同讨论的核心论题是树立白话文学的模范，而不是单独对哪一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研究。时至1927、1928年，胡适的宏愿，“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进展已经很理想，白话文被广泛使用，小说、新诗、戏剧等文学的“现代发生”，已势不可挡，这个时候，胡适等人在本土文学里寻找“白话文学的模范”之任务已经基本达到预期设想。此时胡适假如真地重评《孽海花》，也不会为“白话文学的模范”增益多少。到了1928年前后，胡适更愿意跟曾朴探讨翻译而不是《孽海花》也是历史常理。文学翻译，是白话文“模范”来源之一，也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另一重要内容。
论翻译：“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之辩
寻找“白话文学的模范”是胡适提倡“创造新文学”的工具与办法，创造新文学，离不开翻译。
曾朴的文学眼光及翻译眼光独到。1928年的通信，曾朴也许有提请胡适再读及重评《孽海花》之私意(乃人之常情)，但曾朴有更大的志向，其志在翻译对文学旧领域的扩大，他希望这个志向能得到胡适的理解。曾朴主张有统系的翻译，“我们翻译的主旨，是要扩大我们文学的旧领域，不是要表显我们个人的文章”。(30)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也提倡翻译，“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31)具体的办法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3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33)两人都意识到翻译对新文学的重要性，但两者之间有微妙的差异。曾朴所追求的是文学的伟大，所以他强调对文学旧领域的扩大。伟大的文学一定会突破时间的限制，旧与新之间的关系，曾朴在翻译这里看到“长久”与“再生”的关联，这正是曾朴在文学及翻译方面极有远见的地方。而胡适追求的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这个理想是跟个人自由及社会变革放在一起的，“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34)胡适的想法，是对“问题”(“多研究些问题”)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判断。胡适的远见，更多地是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学术方法的“走向现代”，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胡适也不是不清楚，伟大的文学需要时间，但留给中国之“人的发现”及“走向现代”的时间并不多。
微妙的趣味差异，导致二人在如何定位及创造“中国的新文学”问题上，存在事实上的分歧，在翻译的着力上因而亦有差异。由差异而生的翻译之争，亦可从两人通信得出一二。
1928年胡适写给曾朴的信中提到，“近日因小病，不能作工，颇得余暇，遂尽读惠赠的嚣俄戏剧三种。读后更感觉先生的志愿与精神之不可及”，“先生独发弘大誓愿，要翻译嚣俄的戏剧全集，此真是今日文学界的一件绝大事业，且不论成绩如何，即此弘大誓愿已足令我们一班少年人惭愧汗下，恭敬赞叹！我十二年不读法文文学书了，嚣俄的戏剧向来更无研究，对于尊译，简直是不配赞一辞，止有敬畏赞叹，祝先生父子继续此盛业，发挥光大，给我们做个榜样，使我们少年人也感慨发愤，各依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努力多译一些世界名著，给国人造点救荒的粮食！已读三种之中，我觉得《吕伯兰》前半部的译文最可读。这大概是因为十年前直译的风气未开，故先生译此书尚多义译，遂较后来所译为更流利。近年直译之风稍开，我们多少总受一点影响，故不知不觉地都走上谨严的路上来了”。(35)此时的胡适，应该更愿意就翻译作品来谈翻译，无意重提《孽海花》。在翻译方面，胡适对曾朴的赞赏是实实在在的，但胡适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的人，不至于以赞扬来敷衍老先生。恭敬佩服之余，胡适还是说出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一是强调译者的语言条件及身份。胡适感慨，“近六十年来”，所译名家著作，不足两百种，“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莎翁戏剧至今译出一二种，也出于不曾留学英美的人”。(36)胡适自陈为英美留学生一大耻辱，也许有自我批评之意，但更多地，是对“不通外国文”、“不曾留学英美”之译者的疑虑。二是对翻译“模范”的树立。胡适在给曾朴的信中，极力赞赏曾朴与曾虚白的翻译，也对曾朴的翻译提出建议。据1928年3月28日胡适日记，“他(曾先生)说，嚣俄译本销路极不好！我劝他多译点写实派与自然主义派的作品”。(37)同时，胡适心目中的翻译“模范”另有其人，“近三十年来，能读英国文学的人更多了，然英国名著至今无人敢译，还得让一位老辈伍昭扆先生出来翻译《克兰弗》，这也是我们英美留学生后辈的一件大耻辱”，“近年以名手译名著，止有伍先生的《克兰弗》，与徐志摩的《赣第德》”，在赞扬曾朴所译《吕伯兰》之后，胡适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以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从英文译本的)，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先生曾见此译本否？……”(38)语言条件、身份及“白话”，是胡适在翻译方面树立“模范”的标准。这些看法，有其轻率的地方，对林纾的评价，尤其有失公允，林纾选择翻译对象的眼光常被人诟病，但今天看起来，林纾也许有“化朽腐为神奇”(39)之志——往往二、三流的作品比一流作品更能吸引“大众”，以林纾“化朽腐为神奇”的语言天分，他不可能不懂得一流作品与二、三流作品的文学高下，这种“化朽腐为神奇”之志，与胡适以“白话”改变国民思维方式，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不得不说，胡适的眼光一流，有如选择本土文学中的“模范”，胡适选择翻译的“模范”，可能会选漏，但不会选错，胡适称伍昭扆(伍光建)之译笔“最不可及”——对伍光建翻译的判断，不仅超越同时代人，也远胜今人。但是，在私人信件里，大赞别的翻译家，胡适有言外之意，曾朴回长信自辩，合情合理。
胡适对译者语言条件及身份的看法，有其轻率之处，对伟大文学的判断，也有策略性处理。对此，曾朴有不同看法，并直接提出批评。“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见了，只缺少了伟大”，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懒惰，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学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操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文学的最终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得力全在翻译希、罗的名著。我们却不然，一开手，便轻蔑了翻译，全力提倡创作。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无怪您要诧怪重要些作品，都被老一辈人译了。其实这现象很不好，自己不注意翻译，连带便也少研别国的作品，作风上也少新进益，而且文学的事业，该合全国人——不论懂外国文和不懂外国文的——共同工作，译品一寥落，叫不懂外国文的人，无从加入合作，岂不自己减削了一大部分人的力量呢？这便是速。(40)
曾朴的批评，直接回应了胡适对译者语言条件及身份的轻率看法，无一字不实，无一字不准，真可谓一针见血。曾朴此信，还花非常大的篇幅，讲述自己学法语、与陈季同交往的历史等，这是谦谦君子自辨之道，亦是试图说服胡适的办法。
曾朴的主张，如强调“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创造的源泉”，强调翻译及文学事业该合“懂外国文和不懂外国文”的全国人共同工作，在理解新旧关系、世界文明传统与现代关系等方面，有超越时代之洞察力。曾朴虽没有指名道姓，但很难说这里没有对胡适本人的直接批评。由胡适1935年9月11日所写的《纪念曾孟朴先生》看，胡适基本认同这些批评意见：胡适此文，所述依据，皆为曾朴1928年3月16日长信所陈，文中特别强调曾朴的翻译意见，可见胡适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英美留学生之“毛病”，不是不清楚。
《孽海花》之争，名著翻译之争，皆属“创造中国的新文学”的范畴。目标层面，曾朴与胡适之间，不存大的分歧；路径及思维方式方面存在大的差异；在具体的文学创造及翻译实绩方面，二人存在大的差距。曾朴之志，在新旧之“和”与文学之“伟大”。胡适之想，在思想之“新”与社会之“演变”。曾朴与胡适之论争，实为文学家、翻译家与史学家之论争。这种论争，于当时而言，是难解之局。如果说最大的历史遗憾，那就是新旧关系、翻译对文学创造的重要性、世界文明传统与现代之关系，没有充分地论辩与学术探讨。但到了后世，学界已有充分的时间及足够的理性，来探讨曾朴与胡适之论争的价值。
①此处借用胡适对老先生的尊称，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中称伍光建(昭扆)先生为老辈。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03页。
②胡适：《追忆曾孟朴先生》，《胡适全集》第12卷，第300页。原载1935年10月《宇宙风》第2期。
③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31-33页。
④同上，第33页。
⑤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曹伯言整理，第19页。
⑥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23页。
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第1卷，第60页。
⑧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全集》第1卷，第474-517页。
⑨同上，第512页。
⑩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全集》第1卷，第586页。
(11)同上，第586-587页。
(12)同上，第587页。
(13)钱玄同：《寄陈独秀》，《胡适全集》第1卷，第24页。原载1917年3月《新青年》第3卷第1号。
(14)原载1917年6月《新青年》第3卷第4号。
(15)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胡适全集》第1卷，第36页。
(16)同上，第36-37页。
(17)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病夫自识》)，《孽海花》，上海：真美善书店，1941年。
(18)林纾：《铁笔金针：林纾文选》，许桂亭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19)同上，第70-71页。
(20)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第4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4页。
(23)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胡适全集》第3卷。
(24)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14页。
(25)曾朴：《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11页。
(26)以曾氏父子为核心的“法国风沙龙”聚集了一批青年作家，即所谓的“真美善作家群”，曾朴非常乐于与青年来往并交流。参见王西强：《中西融通与文学互鉴：曾朴、曾虚白父子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27)曾朴：《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12页。
(28)同上，第812页。
(29)胡适：《追忆曾孟朴先生》，《胡适全集》第12卷，第300页。
(30)曾朴：《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11页。
(31)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第66页。
(32)同上，第67页。
(33)同上，第68页。
(34)同上，第68页。
(35)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03-804页。
(36)同上，第803页。
(37)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第14页。
(38)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03-804页。
(39)曾朴认为，林纾“成见很深固，还时时露出些化朽腐为神奇的自尊心”。曾朴：《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11页。
(40)曾朴：《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13-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