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人文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学术新传统的“接续”问题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它首先源自一种对学术纯粹性的体认。从承上启下的七七、七八级一代学人本身看，最直接的需求，自然就是怎么写得更“学术”。
改革开放后开始的跨海、越洋的横向汲取，当然并未中断，但诚如会通中西的史学前辈所言，现代中西学术也存在着表达上的差异。因此，纵向的勾连就必不可少。这里有“接着讲”的意思，却因为隔着一两代，较之前代人“接着讲”的提倡仍有不同。
作为七七、七八级学人代表的陈平原当年的“独上高楼”，一开始也是出于个人的需求，故《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中，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成了探讨的主题，但这仅是个人需求的一个反映。另一个更具体的反映，就是对于近现代中国前辈学者的“述学文体”的好奇以及渴望了解的愿望。后一个关注起先或许并不是为研究，而是为了学习前辈怎么写。所以，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上下求索，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其第一篇研究“述学文体”的论文《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才正式问世。
然而，此文的出现也完成了一个从“私”到“公”的转换和从个人到公共的超越。因为就学术发生学上看，学术出于“私”，即出自个人的感觉、感受，它需要个人独特的体悟和思考，甚至偶然的发现。事先规划好的研究，看上去很齐整有序，但诚如前辈学人陈寅恪、胡适对于齐整有序与历史本貌之间相龃龉的疑虑一样，它至少与学术发生学不相契合，故与学者的关系，不见得在学术，而多在于个人“工作量”的积攒。可是，个人的知识需求，终究只是个人兴趣的蔓延。对于具体的个人，肯定是一种提高和丰富，对整个学界的意义，则只有在将个人所见以学术方式展示于众后，才可能体现出来。而这个将需求、感受变成学术研究的方式，正是由“私”而“公”的转换。
不过，曾经的文化“断裂”，也让学术“接续”变成了又一次筚路蓝缕，摸索的过程远较想象中艰难，只要对比一下《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八章内容，即不难发现其中关注点的游移和内容上的腾挪。由于七七、七八级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已初步成形，他们不再可能是单向的承接，而是在承接的同时，谋求与前辈学人、学术传统的对话。陈平原有关现代中国学人“述学文体”的探讨，即不止于修辞学、目录学或文章学的解析，也要关注“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前辈“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其中的对话意愿，就相当突出。
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诸章节的叙述中，时常会有“我”（作者）的出现，或在引言中，或在叙述中，或是下結论，但最能显示对话意愿的是，在叙述研究对象与同代人的观点时，突然出现的“在我看来”。当然，“我”或“在我看来”的频现，不见得都是有意为之，也未必都在脱离叙事和语境，却不仅是作者潜意识中的对话意愿的呈现，也实际地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表述方式或曰对话体。
“我”的出现，以有关梁启超、鲁迅和胡适述学文体的三章最为集中，这与作者对三位学界前辈的兴趣和喜爱程度相关。因为到真正讨论与“发言”直接关联的演说时，“我”反而出现得最少。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章里，“我”就不再独立高耸，而是与“我们”并立，不仅是“我们”与“我”并用，复数的“我们”还多于单数的“我”。在作者的叙述习惯中，“我们”与“我”的不同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总是在指称那些同行皆知，具有一般性的情况，或需要共同关心的问题，故就有“若能真的‘回到现场’，史家当然承认‘口说’的重要性;只是因技术的缘故，在录音录像设备出现之前，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立字为据’”;或者“谈及演说，我们更多关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义，而漠视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这里强调共谋、共感和共性的一面。当然，在使用“我们”时，也包括反思式的提示，如“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此时，“我们”仍是复数，其所提示的，也是同行一起努力的方向。
“我”的使用则不同。“我”只是单数，是见解表达的个体。像同一文中，“我承认异军突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但同时也不想抹杀当年北大及其他院校训练演说和辩论的意义。后者看似平淡无奇，可它形成一种风气，在读书作文之外，格外看重口头表达。这一现代社会对于大学师生的要求，影响极为深远”，就是典型的个人见解;而更个人化的，如谈及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所谓‘暂向学校借洋五十元办理之’，因至今未见实物，我很怀疑是否真的落实”，则是将个人的存疑落实到一个具体证据上。
在探讨梁启超、鲁迅和胡适“述学文体”的三章里，有关梁启超的一章还算收敛，但“我”已经出现了十次;写鲁迅“述学文体”的一章，尚存有仰视的一面，因而在努力理解和卫护诸如“硬译”、文言述学的正当性，“我”也出现了十五次;到有关胡适的一章，“我”几乎达到了无法抑制地涌现的程度，共出现了十八次。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我”，胡适“述学文体”的“明白清楚”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明白清楚”不会给人以压迫感，其中体现出的平和、理性、平等的态度，最易促发研究者的对话意愿。
在胡适一章“我”空前跃出的十八次中，“我”的姿态也是多样的。归纳起来看，“我”始终是一个观点上的主导（体），具体类型则包括赞同前人的观点，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为胡适“述学文体”的学术影响定位，评述其学术上的得失，甚至还有善意的提醒。对胡适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总体地位的肯定是一个基本前提，故会有“我欣赏余英时和唐德刚的两段话：一是‘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一是‘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而文学方面的贡献又被“我”具体到“述学文体”，故对于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有了文体上的历史性认定：“我想强调的是，这部用东西哲学观念构建的大书，体现的是上层文化的趣味，可用的又是通俗的文体。用白话来‘述学’，在横跨东西文化之外，又加上一层沟通雅俗趣味，这就难怪其一问世便博得满堂彩。”而更深远的影响则与胡适创造的“白话述学”新范式相关，这一点虽然“深藏不露”，“但在我看来，怎么写论文—如何用浅近的白话讲述深奥的古典学问，胡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然是平等的对话，“我”自然要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有关胡适“述学文体”一章讨论的核心，是表达上的“明白清楚”和整体布局上的“精心结构”。从思想史的视角看，胡适之重视“述学”文章的结构，乃是其提倡的科學方法的延续。因为科学实验是可以重复的，科学本身讲究学习和模仿，所以必须“明白清楚”。而具备逻辑推理过程的“精心结构”最易学习和模仿，故胡适最重视“结构”。可“我”的观照点是“文体”，所以，“在我看来，‘结构’并非撰述的第一要素”。不仅胡适以“结构”完整与否评判古代小说，舍《红楼梦》《儒林外史》不取，独青睐《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令“我”感觉“实在无法让人佩服”，而且，胡适“文章讲求‘组织’与‘结构’容易做到条理清晰，布局匀称，便于读者阅读与接受。可也可能留下不少遗憾—比如，平正有余而奇崛不足”;进一步看，“史料不全，得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的意义含而不露，得靠史家的理论意识来阐发。一旦引入想象力与理论意识，所谓‘结构的匀称’很可能就会被打破”。
当然，在国内，胡适与鲁迅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存有神圣性，而前者则早已被“去神圣化”，这也决定了“我”在表达上的反差。在鲁迅那一章，“我”的观点，多冠以“我猜测”“我要追问”或“我想证明”，即便是出现“在我看来”，也是卫护式的。如谈及鲁迅要青年不看中国古书，反对青年从古文中寻求营养，其留下的两部讲义却都是“文言述学”之作，“我”解释说：“在我看来，并非鲁迅言行不一，或故作惊人语，而是基于其‘体式’与‘文体’相勾连的独特思路—对应现实人生的‘小说’或‘杂文’毫无疑问应该使用白话;至于谈论传统中国的‘论文’，或‘专著’以文言表述，或许更恰当些。”而“在我看来，不愿公开发表旧体诗的鲁迅，其选择‘以文言述学’，同样蕴涵着传统文人的趣味”。至于鲁迅文体的独特价值，“相对于‘说什么’的政治立场，‘怎么说’的文体选择，更能显示个人趣味。因而，表面上不太起眼的后者，在我看来，更为曲折幽深”。
然在胡适一章，“我”则仿佛置身友朋之间，可以随意立异，反而显得客观、自然，挥洒自如。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前言中有关史料收集后的贯通，包括“述学”以及相关的“明变、求因、评判”的辨析，“我”的评论就相当直白：“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假设，在实际操作中，都很难真正落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胡适的前一种表述，即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研究，概称之为‘述学’”。“我”并且认为，胡适有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详细解释“就是多余的”。当然这里纯粹是从白话“述学文体”和方式上着眼的，与哲学中的知识论和中西哲学概念差异的比较无关。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了一向在文章中体现平等的胡适在演说中的“居高临下”。平心而论，演说本身要取得效果，就不可能不“居高临下”，这是演说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出于听众的期待。不“居高临下”的，或只能叫“座谈”。可是在胡适一生中，“居高临下”的态度却极少见，故更需要注意。因为演说中即便是“居高临下”，也需要有个“度”;针对不同的听众，在内容选择上也需要不同和自警。“我”正是在这方面提醒胡适的。演说中的“多举例，举好例，增加说服力，横扫千军如席卷”，却也可能“极少自我质疑，迂回前进”，故“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并不美妙的陷阱”。
就文体上言，直接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提出异议这两种“我”出现的类型差别是，前者是在叙事之中，所有说明都是论文叙事的一部分;后者则属于插话，往往会跳脱出叙事的历史语境，或以当下认知为基础阐述观点，或直接对当下发言。
与直接说明自己观点的方式稍有不同，第三种类型的“我”的出现，也是在说明观点，却主要是评论研究对象及同代人之所见。如对钱穆评论近人论文写法的书信中有关胡适的结论，即“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我”就不甚赞同：“只是‘尖刻’二字，在我看来，与适之先生的为人为文均不大能对上号。”不过，钱穆所谓“尖刻”似指胡适书评与序文受西方学术训练而常出现的批评话语，与“为人”处于两个层面。
虽然对话式的学术“接续”更多地出现在成熟学者之间，但其中展现出的平等意识，恐怕也是接续前辈学术传统或者同辈学者交流时值得珍惜，也是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纯粹的学术研究式“接续”是对象化的，即把“接续”的对象当成客体或他者，而对话式“接续”则包含着用身心去体察。从这个意义上看，对话式“接续”的表达方式不是体现学术态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