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历史小说中的全球史视野——关于闻人悦阅《琥珀》 -亚博电竞网

与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全球史潮流相呼应，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长时段现代历史叙述的空间视野也出现了向全球史转变的迹象。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存在一个一直在持续、但长期被忽视的重要潮流，即在一部或系列长篇小说中致力于叙述长时段的现代中国历史，可以称之为“重述二十世纪中国”的潮流。从茅盾文学奖这一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学奖来看，自1988年第三届以来，近半作品都是此类创作，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蛙》、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历史的长程叙事，好像当代中国作家展开“竞赛”的一个场域，小说家们得在这一领域拿出重要作品，才能够对得起自身的努力和这个时代。以往这类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视野放在中国的内部。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全球其他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很少有长篇小说作品在跨国情境中叙述现代中国历史。闻人悦阅的《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是率先在此一方向进行尝试的长篇小说创作，将当代中国文坛的隐秘“竞赛”带入了新的层面。 闻人悦阅成长于内地，在美国获电机工程学士和金融硕士，近二十年在香港居住和写作。她对两岸三地的历史与现状都有深入的了解，在欧美多有游历，在文学之外，对法律和财经等领域的情况也颇为熟悉。这些积累，为她在全球史视野中叙述近百年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基础。   家族-地方史的淡出与跨国网络的凸显  《琥珀》的叙述架构颇有野心，主人公的选择和叙述架构的设计别出心裁，勾连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诸多重大问题，例如边疆民族问题、共产国际的跨国合作问题、二战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问题。这些都是以往长篇小说创作中较少涉及的题材和问题，但闻人悦阅在类似“长河小说”的架构中突破自己此前种种名之为“小”的叙述，将大量有关边疆民族问题与跨国关系尤其是中苏美三国关系的讨论置入叙事架构中。 小说人物有虚有实。主人公莫小娴是一个虚构人物，她是清代蒙古王公的后裔；对其生命历程有重要影响的伴侣、民国时期回族将领马仲英则是实有其人的现代著名人物。小说中还提到了盛世才、佐尔格、冀朝鼎等诸多现代史中的人物。这种写法让小说带有较强的演义和传奇的色彩。莫小娴的父亲和舅舅在外蒙追随苏联参加革命，但他们都死于苏联在外蒙的肃反。莫小娴在母亲故去之后，孤身从外蒙前往新疆，投奔家族故交、在哈密有商铺的津帮商人安氏，在途中结识苏联在中国西北的外交官员康斯坦丁诺夫，并因其迅速学习外语的天赋而被康斯坦丁诺夫有意招揽于麾下。同时莫小娴偶遇和爱慕刚在西北起事不久的少年将领马仲英。在新疆期间，莫小娴与马仲英成为情侣，并试图通过康斯坦丁诺夫帮助马仲英争取苏联的支持，以在与盛世才争夺新疆治理权力的斗争中获胜。苏联选择支持盛世才，马仲英落败之后，与莫小娴一起远走苏联。莫小娴在苏联受训成为特工，曾参与共产国际在远东的谍报网络的行动，在佐尔格领导下工作，与中共著名地下工作者、长期在美国活跃的学者冀朝鼎及其战友相熟。二战前夕，莫小娴试图脱离苏联谍报网络前往欧洲，因此与美国在欧洲筹划情报工作的人员产生交集，直到战后，她仍然与苏联、英美、中国的相关人员保持联系，成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保持联系的“桥梁”。一位曾接受过她的帮助、之后参加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犹太科学家在战后回到维也纳，因为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得不到制衡，把准备交给苏联特工的研究材料交给了莫小娴，她藏匿了这些材料。1960年代初，莫小娴派遣手下借赴香港营商之机，将其藏匿的核研究相关材料带到中国。二战期间，德国人把俄罗斯国宝琥珀屋从圣彼得堡运到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二战后不知所踪，有苏联特工怀疑它在莫小娴的手上，到美国后的莫小娴因此多次遭遇麻烦，其多位家人因此遭遇危险或身亡。 跨区域流动是主人公莫小娴生命历程的一个主要特点。无论是莫小娴的早期经历，还是她参与革命进程的经历，以及二战后到美国创办跨国企业，都是在跨区域和跨国的空间中展开的。在这一空间中展开的莫小娴的人生历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相对于常见的家族史叙事，《琥珀》描述的是一个孤独个体在不同类型的区域或全球政治社会网络中活动的历史；二是相对于常见的地方史叙事，《琥珀》脱离了主人公莫小娴生活的本乡本土，书写了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徙的人生历程。 以往有关二十世纪历史的长篇叙事最常见的模式是以主人公的家族历史作为重心展开的。这些家族历史叙述多数以本土本乡作为基本情境，少数以家族的异地流徙为线索（《闯关东》、《走西口》等电视剧创作更为典型）。将家族史与地方史相结合，叙述局部地区的历史变迁，是三十余年来中国作家的长篇现当代历史叙事的主流模式。例如，较早的《白鹿原》即是将白家与鹿家的家族史与白鹿原的地方史整合在一起。这种叙事组织的方式既是对中国波澜起伏的百年巨变的整体性叙述的重要探索，也有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域外作家的影响。 《琥珀》的叙事将莫小娴抽离了其家族及乡土环境，她作为一个孤独个体撞入亚洲革命的跨国网络之中。青年个体离开家族和乡土参加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常见的现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知识青年疏离传统大家族，参加革命运动，开始跨区域甚至跨国流动的生活，蔚为风潮。国共两党的早期骨干，多为走出旧家庭、告别乡土、试图创造新世界的流徙者。然而，家族史和地方史相结合的当代主流叙事模式，偏好以固守一地的家族或家庭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较少关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那些普遍的跨区域流动的人生状态，与革命进程中的跨区域流动现象较为隔膜。家族史与地方史相结合的历史叙事模式，曲折地表达了当代市场社会有关财产所有制的主流社会意识，即强调家族赓续的重要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家族财产积累延续的重要性。《琥珀》以晚年莫小娴及其孙女琥珀等商业圈层为中心，叙述了当代全球化市场的跨国流动，并以此为背景，回溯青年莫小娴作为个体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跨国和跨区域流动，让战争年代的社会流动重新成为二十世纪长程历史叙述的重要主题。 当代的全球化市场流动与上世纪革命年代的全球流动有着类似之处，前者是后者的一种“重复”，但这种重复意味着事件的独特性。与赴美之后开始着手企业运营不同，莫小娴赴美之前全球流动的主要依托不是家族产业，而是苏联、中国、日本等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革命进程中所发展起来的跨国网络；她成为不同阵营之间“桥梁”的自我意识，与家族产业的营造无关（此一时期她已无家业），部分与她跟马仲英的爱情发展有关，更主要的是在参与多国共产党的跨国网络的情报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琥珀》中举重轻重的人物康斯坦丁诺夫，在苏联的三个间谍系统（克格勃、红军参谋总部第四局以及后来解散了的共产国际）“布下的网络比他所谓的构想更有价值得多”（《琥珀》第972页）。小说还借何年之子何作之口提到，莫小娴曾是苏联著名特工、德国记者佐尔格1932年离开中国之前建立的远东小组的一环。何作指出，尽管共产国际解散了，甚或苏联解体了，“但是那存在过的网络不会凭空消失，反而变作辨识忠诚度的某种历史证据”，“最后变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琥珀》，第1055页）这些跨国网络的建构，是康斯坦丁诺夫的人生目标。莫小娴希望成为多阵营的“桥梁”的自我意识，可以看做这种目标的一种变体。“桥梁”仍然意味着一个跨国网络，区别在于，这是跨越不同阵营的连接网络。在跨区域乃至跨国的网络中流动，同时将这种网络建构作为人生与事业的目标，是上世纪革命年代全球流动的重要特点。 在晚年莫小娴及其孙女琥珀的视野中，家族及其财富积聚问题重新变得重要：琥珀对于其奶奶此前人生历程的调查和了解，是其家族商业经营的一部分；晚年莫小娴对其家族财产经营管理的安排，以及将娘家亲戚的小孩莫邪接到身边培养，都是家族发展的筹划。此一时期她作为“桥梁”，充当“化解干戈的催化剂”、“不同阵营之间的缓冲”，也是以其企业经营作为基础的。莫小娴在纽约的家族企业经营，包含了试图超越资本积累层面的努力，这是二十世纪革命进程在莫小娴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在小说的开头（“引子”部分），在莫小娴葬礼举行之际，琥珀与老律师之间的对话和争论，提示了这一微妙区别。琥珀认为，她奶奶“最后相信的还不是资本胜过一切，有了资本就有了话语权”，但老律师认为，“老太太的确觉得经济上的合作能让不同人走到一起来”。琥珀认为莫小娴恐怕看错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实现不了的另一个乌托邦，全球化“哪有可能一劳永逸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恐怕这块大蛋糕越分越不均匀才是”。在琥珀看来，家人未必是她奶奶的主要关心所在，“她即便有胸怀去忧国忧民，但说到底对家人却缺乏应有的心胸”。（《琥珀》，第12-13页）这番辩论以及全篇叙事显示，莫小娴的企业经营，仍然有着超越传统家族及乡土关系的特征。一方面，莫小娴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网络中充当“桥梁”的愿望，相对于此前在苏联跨国网络中的情报工作，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参考琥珀的批评，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能化解全球不平等问题，无法避免利益冲突和危机。另一方面，莫小娴试图建构或者参与建构的全球网络，并不是没有政治能量的，这些网络带有较大的弹性，是推动全球合作的重要力量，虽然未必是决定性的力量。这是晚年莫小娴仍然有着超越家族利益一面的基础。小说有意识地呈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有意识地凸显了全球网络建构对于莫小娴人生的重要性，以及她对于传统的家族视野的突破。莫小娴的人生意义的主要依托，不再是家族的赓续，而是与马仲英的爱情、革命跨国网络中的工作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的构建。    成长的淡出与成见的凸显  莫小娴在跨区域和跨国流动中经历了何种变化，其孙女琥珀在探究其人生历程中的疑点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观察《琥珀》的叙事和思考深度的另一重要问题。 就个体的人生旅程与主体变化之间的关系而言，小说叙事中常见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侧重于叙述个体在人生历程中的变化，所谓“成长小说”即是重要类型之一；一是个体在复杂的人生历程中并无大的变化，个体对其人生经历的观察成为叙事者提供的重要视角和叙述基调。总的看来，《琥珀》对于莫小娴和琥珀等人的叙述方式更接近于后一种，莫小娴的全球流动与其较为稳定的个体意识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其全球流动的过程中，莫小娴的思想意识基本没有出现大的自我调整，她所经历的周边世界的剧烈变动塑造了其思想，但随后人生的波澜起伏对其思想意识的改变并不明显。叙事者凸显的是莫小娴对于中苏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莫小娴的父母一辈成长于晚清时期，深受梁启超等倡扬“中华民族”与国家意识的思想家的影响，其父亲和舅舅有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致力于建立独立强大的中国的政治理想。其时蒙古尚未独立，在追随苏联的革命理想的过程中，莫小娴的父亲和舅舅反对唐努乌梁海独立，不被进入唐努乌梁海的苏联红军看作自己人。他们后来因私通日本的间谍罪名死于苏联在蒙古的肃反运动中。莫小娴与马仲英的副官、后来成为其丈夫的杜以诚在1949年之后居留香港期间，曾有一番讨论，莫小娴指出，大清灭了，革命党的“驱除鞑虏”变为“五族共和”，大清的疆土承继下来，此后付出许多代价，“中华民族”的庞大概念“终于变成了一个国家”。她认为，自己的父亲和舅舅可以说是为“中华民族”的信念死的。 莫小娴承继了其父辈的民族意识，反对和批评苏联在蒙古等问题上的霸权作为。这一看法主导了她对苏联的认识。在她看来，将前苏联在亚洲地区的介入（包括革命网络的建构）视为与沙皇俄国没有太大本质区别的霸权行动。在小说的叙事中，莫小娴参与了佐尔克小组等红色国际网络的情报工作，但她并未将共产国际以及多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网络的跨国合作，与苏联在部分问题上的霸权主义做法进行必要的区分。在莫小娴的这一视野之中，苏联与中国在革命进程中的复杂关系变得较为单一，似乎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否主张国际主义或者有其他标识，都是策略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其一国的私利。康斯坦丁诺夫在就莫小娴与马仲英问题给其所属的苏联情报组织写的报告中指出，马仲英“年少气盛，对苏俄有成见，桀骜难驯”，莫小娴“手段之高超非常”，“间接证明我当年眼光正确，实为值得利用之人”（《琥珀》，第977-978页）。叙事者从多角度描述了不同方面对莫小娴的苏俄观的看法，“成见”是其中的重要判断。 莫小娴加入苏联的情报网络，更接近于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主要是为了与马仲英在一起。她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时期参与跨国革命网络，但对革命中的肃反与跨国关系中的不平等非常敏感，以疏离的方式表示异议。《琥珀》的叙事强调鬼谷子的权变之术，暗示了莫小娴接近乃至参与苏联情报网络的权变特点，以自己的权变回应康斯坦丁诺夫的权变。她经历过共产国际情报网络的工作，但认同程度不高，更不是基于政治信仰。麦家的《暗算》等小说的出现，带动了谍战小说在新世纪初期的兴起，并推动了信仰问题在当代小说中的复归。《琥珀》承其余绪，带有谍战色彩，而对信仰问题的探究在小说中不再居于重要位置。就信仰问题而言，在莫小娴这里，对于“中华民族”信念的忠诚，没有对革命政治信念的忠诚的支撑。 与莫小娴对苏联的认知相对照的，是她对于美国的认知和态度。莫小娴（及其孙女琥珀）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有所观察和批判，莫小娴同样曾指出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霸权色彩，总体上则对美国有较高认同。这种认同在修辞上有突出表现，例如，莫小娴在赴新疆的旅途中与美国传教士伍德交流时，在“田纳西”的发音中感到了“一种奇异的安详”。莫小娴对美国与苏联的看法，以民族观念为主要政治信念的看法，都更像是思想意识更接近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从当代的创作来看，莫小娴这样的人物并不是那么另类，近年的影视剧中，常见这类思想意识接近国民党阵营的红色地下工作者形象。 叙述者通过莫小娴的经历，希望表达其对于中美俄等跨国关系的较为确定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成见”。成长的淡出与“成见”的凸显，是《琥珀》的重要特点，这也是重述二十世纪革命的当代小说的常见特点。从二十世纪革命进程中的自我叙述来看，成长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二十世纪革命进程中的“成长”，关键在于革命斗争（包括隐蔽战线的斗争）往往形格势禁，人们很难随意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需要不断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对局势做客观分析，并由此改变以往的“成见”，是二十世纪革命斗争中的一种常见的知识能力。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从喜欢高头讲章到学会接近群众、深入了解现实情况的变化，暖水屯青年程仁从瞻前顾后到形成明确判断、果断行动的变化，都是在具体政治进程中转变认识的“成长”。在莫小娴这里，这种知识和思想上的调整较为少见，其观念与部分情境之间的冲突较为突出，其个性由此显得比较任性。二十世纪革命的自我叙述对成长进程的重视，既是强调革命主体锻炼和形成的重要性，也是将个人认识变化与现实冲突之间的互动作为革命道路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成长叙事在《琥珀》等当代作品中的淡出，则意味着叙述者主要是将革命进程作为审视和评价的对象，无意切入革命进程内部那些最重要的冲突和矛盾，以及由此重新探索革命道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