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创新”，信息时代要创新，知识经济时代要创新，跨世纪人才要创新。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传播和更新，人们进行创新的客观条件比过去更便捷，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创新并不多，反而有不少假冒伪劣的“学术成就”充斥世面。同时，对这些虚假学术成就的批评却很少见。在本刊就尼采著作新旧版本问题的讨论中，来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读者也表示了对这种现象的不满和担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应该如何做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专家蒙培元教授的一些看法，也许会对解答这些问题有所帮助。
一、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研读原著的基础上
谈到学术创新，蒙教授特别强调，读原著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前提，不懂前人创造的成果，就无法进行新的创造，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过去，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学术研究人员没有机会主动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现在重新提倡学术创新，鼓励研究人员表达独立见解，标新立异，这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所谓学术创新，应该建立在博学、明辨、严谨之上。深厚的知识与创造性思维并不是对立的。孔夫子有句名言，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主张学问之后而创新，是中国历代学者的传统，也是世界学术界的一贯准则。
真正意义的做学问，特别强调读原著、读基本理论著述。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必须研读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必须读懂中国传统哲学原著。读经典原著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现在有些学者所做的“创新”，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想象力很丰富，但学术功底不牢靠。从事学术研究不读原著，单凭二手资料写论文、写书，这种现象很普遍。以这种方式做出的研究结果，尽管充斥着华丽的辞藻，给人一时的新鲜感，但由于缺乏扎实的学术功底及严密的理论思维，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读后往往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一般来讲，年轻人非常不容易做到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他们往往急于求得学术成就，忽视了创新过程的艰巨。我在读研究生时，开始也对读原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那时我已是北京大学哲学本科毕业生，本科阶段课时最多的课程是中国哲学史，我的最大兴趣也是中国哲学史，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我自以为已经读过很多书了，考取研究生就可以做学术研究了。可是我的导师冯友兰先生仍然要求我们读书，他为我们开列了一长串读书目录。当时我很不理解冯先生的这种做法，觉得在大学时已经读过这些书了，以后在研究过程中再读也不晚。冯先生却认为，研究生仍然要通过读原著打好基础。读经典原著是北大的学术传统，在研究生阶段不要求写多少东西，但一定要读好学术经典原著。当时我看到别的同学发表文章，心里很不甘心。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受益匪浅。做学术研究需要才气，但不能仅靠才气，不能把才气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研究应建立在求实严谨的学风上，建立在精读经典原著的学问上。
二、学术创新应严格遵循规范化
现在有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年轻学者著书立说，年轻博士撰写论文，自认为作出了创新，而实际上所“创新”的观点却是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而且从他的文章中，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些观点是别人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这种行为，既可以看成是孤陋寡闻所致，也可以被认做是故意剽窃抄袭。这是长期以来不强调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恶果。大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曾有过一段讲求学术规范化的最好时期。文章中凡是引用别人的观点都必标明出处。这样做既尊重了别人的劳动也显现出了你的创新。
讲求规范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要尊重前人对某些特殊资料的首用权。在学术研究中，正确使用相关资料非常重要。使用资料的目的是为说明观点，选择使用哪些资料是由说明观点的需要决定的。目前学术研究不规范，同样表现在资料的使用上。某些人滥用资料，不加选择不标出处，以二手资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别人引用错了，他也跟着错；或者不尊重前人对一些特殊资料所做的发掘研究工作，把前人研究成果连同资料一起窃为己有。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各类资料浩如烟海，以至从中发掘出以前没有被人利用过，且对某项研究起关键作用的资料本身，就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有些发现甚至在学界内也未必人人知道，只有对某项研究下了一番功夫，才会发现这类深层次的学术问题。通常发现这类资料常常导致产生新的学术观点，资料的发现者和新观点的提出者往往是同一个人。后人在引用这类资料时，应该进行规范化处理，标明该资料首次使用者及出处，即使别人未必知道。
学术规范化从根本上说是学术道德问题。国外学术界一直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我国学术界在强调规范化方面做得很不够，客观上纵容了某些人变抄袭为创新；长此以往，危害无穷。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但真正的创新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哪怕是一点点创新，对于学术发展也是有益的。不要想一下子创造许多东西、创造一个体系。目前一些虚假的创新掩盖了学术的贫乏和肤浅，是学术研究致命的内伤。虚假创新的结果只会是学术垃圾，表面上一本一本的学术著作，内容却没有一点学术价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虚假创新还“造就”了一些假“名人”，无形中压制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压制了有真才实学的学术新人的成长。
三、学术批评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学术批评与学术创新一样，是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之一。我国目前在学术批评方面，至少存在这样三个问题：首先，开展学术批评时缺乏人人平等的气氛。有些人抱有极深的等级观念，总以某领域权威自居；或自认为是名人，似乎名人的话就会让人敬畏三分，不能平等待人。其次，在学术批评中自认为代表真理，自封拥有“真理解释权”。一些人总习惯用学术之外的尺度衡量学术争鸣。这种心态与过去教条主义盛行有关。现在情况已有所改观，但仍未彻底消除。最后，有些人在学术批评中缺乏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在学术批评中出现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可以互相启发，不同观点可以保留。但不同的观点是以共同公认的事实为基础的，学术争论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争论是为了求得以客观依据为前提的共识，不能置客观事实而不顾，否则没有共同语言。比如关于尼采著作新旧版本的争论，新版本优于旧版本这是事实，国外学术界研究尼采采用新版本也是事实。中国学术界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尽快在今后的研究中使用新版本，缩小与国外学术界的距离。如果置客观事实于不顾，继续使用旧版本作为尼采研究的依据，就无法与国外学术界交流对话。当然，关于新旧版本的有些问题是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例如新旧版本差距到底有多大、新旧版本各自的学术价值等等，这是可以探讨的。
四、学术界宗派倾向阻碍正常的学术批评
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学派很不容易，形成宗派却很容易。学术界应该鼓励不同的学派，像有人提出“清华学派”，究竟是否成立，可以研究，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形成更多的学派对学术发展是有益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正常的学派很难形成。与此相反，学界的宗派却很不少。有些人打着学术同仁的旗号，在某一个学术机构、组织、刊物、杂志的名义下形成小圈圈，轮流出台，靠互相吹捧扩大影响，一些书评无视客观标准，其内容毫无价值。这种小团体似乎很像学派，但他们从事的研究不一样，学术观点也不一样，与正常的学术学派本质截然不同。学术研究是件严肃的事，正直的学者并不惧怕孤立，同样，正直的学者也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宗派倾向扼杀学者，扼杀学术。
五、从事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良知
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人人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都需要遵循特定的行为规则，有些规则是社会规范，有些属于自律规则。这些规范规则的作用是解决做人的问题，使人变得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做学术研究的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在西方有学者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这反映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学术信念。西方学者的最高境界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发现真理是幸福，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和做人是统一的，搞理论研究讲求身体力行，其基本要求就是要讲学术良知。
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良知，要有公正的善恶是非观。为什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决定的，他要用自己的人格向社会担保，这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知识分子的内心追求。冯友兰先生曾引用过庄子的一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阻。知识分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追求，不为外界的毁誉而改变。中国的学者历来是清贫的，但这不是说学者没有价值。学者的价值无法以市场经济价值来衡量，关键在于学者的精神追求、人格力量。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学术良知，是非不分，善恶不分，那学术就只是工具。
在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学者的经济收入不一定最高，但他能保持住应有的社会尊严。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分配上问题比较大，一部分学者就可能放弃原有的追求。现在有些学者急功近利的做法，有其社会根源。然而这并不是说可以原谅学者所做的过分的事。外界的诱惑可以被内心坚定的意志所瓦解，知识分子能够坚持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有些年轻学者迫于某种原因跳入商海，期望有朝一日自己富裕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再返回学术界，重新做学问。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这样做的人，但他们最终返回学术界并不是基于当初的幻想，关键在于做事过程中还有理性的反思和体验。学者改行做生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经商下海同样有做人的问题，要按照市场规范行事。正直的知识分子投入商海对我国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有好处。现在的问题不是学者要不要下海赚钱，而是不论扮演何种社会角色，都要遵守各自领域的行为规范。
蒙教授认为，以上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尽管不是主流，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影响到我国学术界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影响到我国学术界的声誉。特别是对于目前盛行的浮躁、肤浅、以浅薄当高深的学风，学术界有必要作理性的反思。
（《大学生》杂志记者：杨晓蔚）
* 原载《大学生》1998年9月号，第36‒37页。原题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蒙培元教授谈学术创新、学术批评与学者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