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幼年时期，经历过一个至今难忘的真实故事。
我家住在黄土高原，六盘山下。那里有河有原又有山，自然环境比较复杂。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河谷，河谷两侧便是高原，高原之上又有延绵不断的高山（属陇山山脉）。河谷和原上是耕地，山上则是灌木丛林。
家乡交通不便，缺少燃料，当地农民只能靠烧柴做饭、取暖。我幼年时经常上山打柴。所谓“上山”，其实是到原上的田间草地去割草，并不是真到山上去。只要不拔掉草根，很快又会长出新草，第二年仍有草可割。但割草的人多了，田间草地常常被人割过，就要找有草的地方去割，经常是走很多路仍找不到更好的草。可见，农民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有一次，我跟随一位堂兄到原上去割草，走到离山不远的地方，眼看就要到灌木丛了。我心想，如果进了灌木丛，一会儿就能割上一大捆，满载而归，岂不甚好。但是，再看看堂兄，他却头也不抬，毫无上山的意思，只是继续在原上寻找。我忍不住便问：“漫山遍野都是小树和草，能去砍吗？”堂兄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我好奇地问：“山上有狼吗？”堂兄说：“没有。”其实家乡是有狼的。但是，大白天谁也没有见过狼，何况山下的原上，到处都有人在地里干活，我们即便是上山，也只是到山、原接壤的边缘地带，狼是决不会出来的。我相信堂兄的话是真的。于是我又问：“那为何不去？”堂兄只说了一句：“这山不能去！”表情是严肃的。我继续问，他就再也不回答了。
堂兄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想，堂兄是一位不识字的青年“老农”，未必能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又为何如此坚定，说话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告诫我“这山不能去”呢？我当时已经读小学了，接受的是科学知识的教育，并不信神。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堂兄说这句话时，流露出一种神圣的敬畏感，使我为之一震，不由自主地受到一种感染。就是在这种环境的浸润下，我也就“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了。此后，我虽然到原上打过无数次柴，并且每次走到山下，总有一个问题在心中闪现，但是，和堂兄一样，我一次也未曾上过山。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宁可受困，也不到山上砍下一根枝条呢？我总想找到其中的答案，但是很长时间未能找到，后来也就不去想它了。
原来就在这座山下，有一条深谷，谷里有几处喷泉，十分壮观。泉水源源不断，喷涌而出，清澈透明，汇成溪流。这些泉水算是当地的小小一景，偶尔还有人去观赏游玩。其中有一处位置较高的泉水，便是附近村子男女老幼的饮用水。家乡的人就是靠这些泉水生存的。不过，就我当时所学的那点知识，还不足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山下为何出泉？泉水从何而来？”我只知道，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大概自古如此，将来永远如此吧！
沿着河谷小平原顺流而下，两侧山谷有很多这样的溪流，这些溪流穿过高原，汇入河中，最后流入渭河。每个山泉的周围都有村庄，互相连属。而每座山峰，都是郁郁葱葱、云雾缠绕。正因为泉水源源不断，河水也就四季长流。到了冬天，地上是一层厚厚的积雪，河水结成一条“冰川”，可到上面去滑冰；一到夏天，雨量充沛，河水盈满，可到里面去游泳。那时，我在县城里上学，从我们村子到县城有三里地，每天上学都要经过s形的两个河道，由于当时没有架桥，只能蹚水而过。记得夏天经常在晴空当日之时，突然从山顶上升起乌云，布满天空，接着是雷声大作，大雨降临。雨过天晴之后，大地又是一片生机，空气格外清新舒适，鸟儿昆虫竞相歌唱。这时，我们便跑到原上去采蘑菇。到了秋天，也有阴雨连绵的时节，记得最多时一连下四天四夜的雨。这时，农民们不能下地干活，有的人便到附近的瓜棚里去聊天、吃西瓜。
但是，“文革”前后，在“战天斗地”、“向荒山要粮”的口号下，这座山和其他的山一样，统统被开荒种地了。从此再也看不到莽苍苍的灌木丛了，所看到的只是一块块光秃秃的黄色坡田。耕地面积扩大了，但是，山顶上长出来的庄稼却很稀少，一眼望去，便能清晰地看到麦田里露出的黄土地。更可怕的是，气候一年年恶化，雨水越来越少，冬天也很少看到雪了。据家乡的人说，70到90年代，那里经常发生旱灾，不仅山上，就连原上和河谷地带，庄稼收成也受到严重影响。旱情严重时，连续几年不降雨，种在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除了旱灾，还有洪涝。有一年，百年不遇的洪水冲走了好几个村子，我家附近的一个村子只好全村搬到原上去住了。80年代，胡耀邦同志亲自到我们家乡去考察，提倡种草种树，恢复生态，情况开始有了好转，但是，很快又停止了，已经长到拳头粗的柳树被砍掉盖房和烧柴了。泉水干涸了，河滩上只剩下沙石。村里人只能在谷口入河处凿一个小坑，储一点水，再从坑里取水饮用。坑里的水尚能维持部分人的生活之用，但是已没有多余的水流进河里了。有的人则打深井取水。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变化竟有如此之大，真是始料不及！如果这一切都是由于纯粹的自然原因造成的，那么，自然界的变化就太快了。这使我又一次想起堂兄讲过的话。
堂兄为什么说“这山不能去”？这分明是当地农民自觉遵守的一道无形的“禁令”。这道“禁令”既不是法律条文，也不是某种契约，而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准则，显然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便是孔子的“畏天命”。奇怪的是，当我们谈到传统文化时，总有人说，那是写在书本上的过时了的东西，与人民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与社会进步和变革更是格格不入。上面的真实故事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书本上的词句，也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农民们在一代一代的生命传承和同自然界相处的生活实践之中，深深懂得，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未必相信天上真有神，或者山就是神，但是他们却深信，自然界确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和神圣性，自然界是不能任意破坏的，如果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他们对自然界有一种亲近感和敬畏感，并且将“不上山砍柴”作为一种“自律”来约束自己。从堂兄的谈话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古人说：“天人之际甚微。”良有以也。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一句格言。我们家乡的人就是靠山吃饭的，但是，他们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却知道如何去保护它、爱护它。这里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不能随便逾越的。他们读书不多或者没有读过书，并不知道孔子讲过什么，但是，他们却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东西，以此来面对生活。这也许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吧！但是，这里所说的“知”，无非是指那些多少被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知识”，这是圣人和思想家们的事。但是，古人还说过，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都有仁心、良知，有些事则是圣人不能而“愚夫愚妇”能之者。圣人和思想家们的“知”，并不是悬在空中的，他们所讲的，本来就是“百姓日用”中的道理，可谓“卑之无甚高论”。这些道理，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渗透到人民群众之中，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变成了行为准则，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不能违背。这是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实，所谓“圣人”，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并没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但是却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识及其宗教精神。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就是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地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因此要“分析”，要“分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我堂兄和许多农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在今日的生态建设中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财富，应当保护和发扬。现在，家乡的交通问题解决了，燃料问题解决了，再也不用上山砍柴了。特别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后，那里的生态开始恢复了，人们又能看到山上的绿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也是西北大开发的基础。发展经济，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也要转变人们的观念。在向自然索取时，要不要有一个“界限”，要不要提倡人文精神，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在转变观念的同时，要不要保护和发扬人民身上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的优良传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无数事实证明，正是那些善良的农民保护了野生动物，也正是那些正直的农民不怕吃苦，上山种树，绿化家园。“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农民是欢迎的，是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应当坚持下去。关键是要用持久的法律措施保证农民的利益。“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18日；另有一个版本，见《文史》2004年第6期，第58‒59页，题为《敬畏自然》，文字略异。此文作于2003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