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遗爱处
龙场地处贵州省修文县郊外，距贵阳市一百公里左右，周围是起伏的山峦，中间是一片农田，在农田的中间突起一座小山，这就是王阳明当年被贬时居住、静坐、悟道和讲学之处。现在这里还保存着玩易窝（非原址）、何陋轩、君子亭、阳明洞、龙岗书院讲堂等遗址建筑及少量文物。阳明洞最为古老，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溶岩洞，面积很大。据说，王阳明曾在这里面居住过，里边保存着他用过的石床，还有几百米长的地下通道。龙场遗址是王阳明遗迹中保存最好的一个，但由于年久失修，石床和通道均未能看到。洞口入口处，有明清以来学者、文人的题字，其中著名学者罗汝芳（近溪）所题“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赫然刻于洞口之上，甚为壮观。整个龙场遗址占地不大，但自成体系，风景佳秀，确是修心养性的地方。
王阳明居黔时，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本人不仅被贬到如此荒远的地方经受种种考验，而且还遭到当权者的迫害，生命曾受到过威胁。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一些有才能的人常常受到嫉妒、排挤和打击，甚至被贬到“八荒”之外。但王阳明毕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以“倡明圣学”为己任的思想家。因此，艰苦的环境变成了“动心忍性”、潜心悟道的场所。就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思想的第一次大转变，确立了著名的“知行合一说”。
“龙场”与知行合一说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在被贬的前一年（明弘治十八年，即三十四岁时），王阳明在京师开始“授徒讲学”，并且与心学家陈献章（字白沙）的大弟子湛若水（字甘泉）“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被视为“立异好名”，说明他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子学发生了分歧，但就其思想发展而言，他还没有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他二十一岁时因格庭前竹子而致病的故事可以看出，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早就发生了怀疑，但是还不能提出新的学说去代替它。经过几十年的思考，特别是受到陈白沙、湛甘泉等人的“心理合一”说的影响，在京师讲学时，思想可能开始有了某些变化，并有意建立自己的学派，但是并没有形成新说。他的思想真正发生变化，应该是在龙场被贬时期，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问题是，在如此荒远而与世隔绝的恶劣环境下，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而是对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进行了一番认真总结，经过“动心忍性”之后，终于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说”。
“知行合一说”无疑是实践理性问题，不是理论理性问题，它要解决的是为何把这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统一起来，如何成为儒家所理想的“圣人”。这个问题的解决，以心性合一论为其理论前提，而心性合一论正是陈献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王阳明的贡献就在于接受了陈献章等人的思想，进一步从方法论上突破了朱熹向事事物物穷理的“格物”之学，把目标转向主体自身，从而确立了道德实践的主体原则。
在龙场，他是通过直觉、顿悟的方式，获得这个认识的。这是一次真正的飞跃。所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就是指此而言的。经过这一“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这次悟道，确实经历了艰苦的磨练，需要坚忍的意志和毅力。他要克服外界的种种不利条件，应付各种各样的困难，专心于内心体悟，而结论的获得，却又那样轻易。想必王阳明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惊喜的。这不仅是王阳明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是整个理学演变以及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年谱》又说，王阳明三十七岁（正德三年）在贵阳，春天至龙场，“始悟格物致知”。三十八岁又到贵阳，提学付使席书聘其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据当地学者考证，《年谱》记载有误，王阳明应该是三十八岁到龙场。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考证，以正《年谱》之误。但我所关心的是，“始悟格物致知”与“始论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先提出格物致知而后提出知行合一？对于这一点还没有人提出疑问和讨论。在我看来，体悟格物致知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知行问题的解决。格物致知固然属于知的范畴，但这不是一般知识论所说的知，王阳明之所以提出格物致知之知“吾性自足”，不须外求，正是为了给“知”界定一个范围，说明它是心性之知或德性之知，而不是客观的对象认识。正因为如此，才有知行合一之说。他批评朱熹认知行为二，也是由于朱熹坚持向心外求知，在事事物物中穷所谓“物理”。既然吾性自足，确立了主体原则，当然也就不用向外求理，知行也就合一了。《年谱》解释说：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圣人之学复观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结，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这段记载本是解释知行合一的，但实际上是说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之“悟”。我们知道，朱陆之异主要不在知行问题，因为陆九渊也主张知先行后说，在这一点上，他同朱熹有一致之处。为此，王阳明曾批评过他。但是，在格物致知问题上，陆九渊反对朱熹的“支离”而主张“简易”工夫，这说明陆九渊的学说还不是自成一贯的完整体系，他没有把格物致知和知行关系统一起来。这正是王阳明所要解决的问题。王阳明当然清楚朱陆二人的思想，但他“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说明他不仅看到陆学之所得，而且看到陆学之所失；不仅看到朱学之所失，而且看到朱学之所得。这个所得，就是朱熹的“心体用说”。这里所说的“悟”，就是龙场“大悟”之“悟”。在王阳明看来，格物致知与知行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席书尚不明白而往复辩论时，王阳明便举出“知行本体”加以论证。
“知行本体”是直接讲知行问题的，但不是讲知行怎样合一，而是讲知行何以为一。按照王阳明之所“悟”，知行之所以合一，是因为有知行本体，而知行本体不是别的，就是心本体，心本体就是性，就是理。这就是说，知和行都统一在人的自在自为的本体存在、本体意识之中了。他虽然还没有提出代表他的思想的“良知说”，但知行合一说中已初步包含着这样的逻辑结论，“良知说”的提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他后来把良知说成知行本体，把知行说成良知之用，就是这一思想发展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龙场悟道”不仅是“知行合一说”提出的标志，而且是王学形成的标志。
“龙场悟道”如何能够？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吾性自足”之性，当然是指心而言的，但他所说的心，不仅仅是陆九渊所说的心。它既是知觉认知之心，又是自我超越的本体之心，既是情感意识，又是道德意识，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体用一源”。由此可见，他的知行合一说，是以心本体论为其理论前提的。他要超越朱熹和陆九渊，就必须总结二人的思想而有所取舍，这正是“悟道”之所难。
“龙场悟道”的事实还说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正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身居“万山丛棘”之中，“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就是高度自觉的心性修养的实践活动。在这里，知行必须合一，否则将“前功尽弃”。他后来把“知行合一”说成是他的“立言宗旨”，也是从这种体验中得来的。“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2] 这“一念”是行为的动机，也是行为的开始。善良动机来源于心性本体，亦即知行的本体，一念发动即意味着行。如果能自觉到心性本体，一念发动就是善的，实行起来也自然合于善的原则。至于为何自觉其心性本体，这是以后所要解决的问题。
儒家思想在偏远地区的传播
这次考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进一步了解到王阳明在偏远地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首先，他受到当地少数民族多方面的帮助和照顾（关于这一点，《年谱》有记载）；其次，他才能够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这里。王阳明一生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都要收徒讲学，开办书院。明朝中后期，王学风行天下，与他的讲学活动不无关系。但细考起来，他的大规模讲学活动当开始于龙场以后。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这里确有龙岗书院遗址，但是不是王阳明亲手所建，尚有争论。据当地学者考证，龙岗书院系后人所建，后人命名。就现存的龙岗书院讲堂来看，坐落在山岗的最顶部，是整个遗址中最大的建筑，很可能是后人所建。我没有查阅地方志，不知详细情况，但王阳明在龙场首开讲学之风，大概是没有问题的。据说，阳明洞（即“阳明先生遗爱处”）便有讲学处。清光绪二年（1876年）龙岗书院讲堂题额后跋中说：“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也，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不管王阳明是否亲自修建书院，龙岗书院因王阳明而建，却是确定无疑的。想必王阳明在此讲学，其门人或后人因此而建立书院，传播儒学，使儒文化第一次进入边陲之地。
如果说，龙岗书院是后人所建，那么，贵阳书院则是王阳明在时所建，并亲自在那里讲学。据《府志》记载，王阳明培养出一批学者，著名者有七八人。这些人对于传播儒家思想文化做了不少工作。可惜的是，我们未能看到贵阳书院，因它早被毁坏，现正在修复中。在贵阳市，还有与此有关的一些古代建筑，如文昌阁与甲秀楼，里面保存着一些与王阳明有关的文物史料和艺术作品。这些建筑体现了古代儒文化的精神，也是儒学在这里传播、发展的历史证据，而这些都同王阳明的名字分不开。
*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第66期，1990年11月，第64‒68页。
[1]《王阳明年谱》。
[2]《传习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