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拜读黄秉泰先生中译本著作《儒学与现代化》，受益匪浅。正如这本著作的题目所示，“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已成为中、韩、日等东方国家以及西方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该书提出的观点，具有挑战性，所作的论证，很有说服力，特别是对儒学在中、日、韩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和作用，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得出了独特见解，对于关心和研究东方儒学的人来说，很有启发性。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中国学者更深入的讨论。
儒学究竟能不能推动现代化或适应现代化？这是需要不断从新的起点进行探索的问题。本书运用黄式（或黄型）理论、历史相对主义、历史进化观点和理性批判精神研究儒学，提出儒学作为自然经济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有机整体主义”和“传统主义”两大特征，因而不具有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这个看法有深刻的道理，值得人们深思。尽管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已进入综合时代、一体化时代，但是现代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革命性的历史转变过程，而且是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断分化、不断合理化的过程，缺乏分析和分化的原始整体主义，是决不能推动或适应现代化的。因此，当黄先生提出从结构和功能上调整儒学时，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他对现代化必须包含科学精神、功利主义和民主平等等条件的陈述和分析，有助于从现实主义理性观点考察儒学的功能，而不是从单向度的理想主义考虑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普遍化、绝对化、永恒化，即所谓“永恒主义、泛世主义”的儒学的批判，是符合现代精神的。
作为一本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著作，本书充分考虑到马克斯·韦伯、李文森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其中也很有哲学的“意味”。比如，对情感、欲望、自由理性、求知欲、理智好奇心、工具理性、实用理性和实证精神的充分肯定，同现代哲学的潮流也是一致的。这些都是现代哲学、现代文化的一般特点，也是一种前进运动，不再仅仅“看作”是平面化，当他对中国的泰州学派和李贽、日本的荻生徂徕、韩国的丁茶山等人的思想作出高度评价时，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反传统、反权威的理论勇气，以及实用和实证精神，他们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活力，因而有利于推进现代化的发展。
黄先生提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并说“民族主义”就是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民族主义”必须从现代主义的意义去理解，这一点我很赞同。同时我想指出，民族主义还包含着文化多元化的意义。现代化除了共同条件、共同特点之外，还有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甚至不同“模式”（“黄式”理论也涉及“通约性”的问题）。正如黄先生所说，工具理性造就了现代化，同时却使人变成了工具，出现了人的异化。儒学的人本主义精神经过结构和功能调整，能否为现代化，而不仅仅是后现代提供精神资源呢？这当然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为现实提供论证性说明，而是提供价值目标或价值指导。我想，当儒学为整体主义的封闭体系打破之后，其中关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论，可能有点积极意义，不仅是“补偏救弊”的作用。我愿意就这类问题同黄先生及学者们请教和讨论。
* 原载《当代韩国》1995年第2期，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