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妻子不喜欢癞蛤蟆，在这点上，她应该和大多数人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在花园里发现一只大的、胖乎乎的、行动迟缓的癞蛤蟆，她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恶心，并发出恐怖的尖叫。有时候，她让我把它清理掉，弄到看不见的地方，免得心烦。
总体上看，癞蛤蟆的名声并不好。就我所知，“你癞蛤蟆”绝不是赞美。当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抗议雇佣劳动独裁时，他写到：
我为何让癞蛤蟆那样的工作
蹲在我的肩上？
选择用癞蛤蟆作为肩上蹲着的令人恶心的东西很难说是巧合：有很多名声不佳的单音节词表示的生物---老鼠、蛇、猪、狼、狐狸、蜗牛、鼻涕虫、黄蜂、鲨鱼---他可以选用，但只有癞蛤蟆是最恰当的。
不过，我对癞蛤蟆的态度稍微有些不一样，其实我对它们有些情有独钟。
癞蛤蟆曾经对我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影响。我和班上同学到野外玩耍---当时可能十来岁的样子---我碰见了一只癞蛤蟆，它向我证明了大自然虽然美妙无穷，也绝非完全仁慈的。可怜的癞蛤蟆活生生被蛆吃掉了，它的头上爬满了蛆。那个癞蛤蟆还活着，但已经不怎么动了；显然，面对这种令人惊骇的攻击，它已经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了。
我告诉老师所看到的景象，他回答说，那是我产生的幻觉：我觉得看到了什么，其实并没有真正看见，或许他想防止我做噩梦。我把秘密深藏心里，没有辩解；当时，学生是不敢顶撞老师的，但总体上看，我觉得这是好事。
不过，我自己无法否认看到的真相，老师的断然否认让我认识到权威未必是正确的，人们有时候必须坚持亲眼所见的证据（或者其他感官或者推理方式获得的证据），同时也要牢记自己可能犯错，因为自己的权威在别人看来同样带有欺骗性。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那不是蛆，而是一种叫丽蝇（lucilia
bufonivora）的生物，它直接在癞蛤蟆的皮肤上产卵，尤其是接近开口之处如鼻孔或眼睛附近，孵化的幼虫钻进癞蛤蟆的肌肉组织里。癞蛤蟆如果有这种东西寄生在身，几乎可以肯定要死去，虽然我很高兴地说，丽蝇并不是很多，并不会威胁到癞蛤蟆这个物种的生存。丽蝇和癞蛤蟆生活在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丽蝇如果繁殖过快过多从而导致耗尽食物来源，并不符合自身的利益。但是，我讲这个故事的总体道德寓意仍然是，人们应该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证据维持一定程度的信心，即使遭到更高一级权威的拒绝；但与此同时，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无需把自己变成最高的唯一的权威。
对我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很重要的另一只癞蛤蟆是《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出版于1908年，是英国作家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典型的动物童话---译注）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角色，蛤蟆先生（蟾宫的癞蛤蟆toad of toad hall）。是他唱出了称赞自我的颂歌，读过一遍就再也忘不掉了：
牛津的聪明人
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
拥有蛤蟆先生智慧的一半
蛤蟆先生在道德上说具有建设性的含义，这是因为他吹嘘、傲慢、愚蠢而且自命不凡---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喜欢他，那是因为其性格缺陷。他没有恶意，的确如此，但是，没有人愿意将他视为仿效的榜样：不过，没有蛤蟆先生的世界将因为他的不存在而显得贫瘠。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某种宽容，逐渐看到美德并非人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它教导我们认识到清教徒主义的错误。如果人人都是千篇一律的好人，让我们难以忍受的将是一致性而非善良。
现在若遇见一只癞蛤蟆，我往往会将它捡起来，放到屋外的一张桌子上，以便更加仔细地观察它。在我看来，癞蛤蟆总是有一种忧郁而非吓坏了的神情，就好像从来不期待这个世界上会有好事发生的人一样。他还有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架势，正如银行家在丰盛的宴席之后手拿酒杯，嘴里叼着雪茄烟，一边哀叹世界经济陷入困境，这场危机最终将要了他的命。蛤蟆是伤心的生物，或许意识到没人喜欢它。它皮肤上的毒液其实并不强烈，但因为太丑陋了，任何生物都不会把它当作是美味可口的食物。
但是，蛤蟆拥有个非常美的特征，就像善良的人说到丑姑娘时常称赞其眼睛是最美丽的眼睛，是大自然的造化。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orwell）在随笔“有关常见蛤蟆的几点想法”中注意到：
蛤蟆拥有所有生物中最美的眼睛。它就像黄金，更准确地说，就像人们有时候在图章戒指上看到的金黄色假宝石，我认为可以被称为金绿宝石（chrysoberyl）。
如果我来描述蛤蟆的眼睛，我会称之为光线照射下的琥珀。它简直就是蛤蟆的眼睛照亮的灵魂：蛤蟆的思想和情感埋藏得过深，用其他任何表现形式都无法表达。
当然，莎士比亚也注意到蛤蟆的眼睛之美。朱丽叶说，“有人说云雀曾经和丑恶的蟾蜍交换眼睛”，丑陋的眼睛长在美丽的生物身上，而丑陋的生物长着美丽的眼睛。就像上文提到的善良人注意到丑女的美好特征“美丽的眼睛”，《皆大欢喜》中老公爵（duke senior）说，
逆运也有它的好处，
就像丑陋而有毒的蟾蜍，
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此句借自朱生豪译《皆大欢喜》---译注）。
蛤蟆似乎从来没有对我对待它的态度特别感到恼火，它毕竟降低了世人的期待---我并不扣留它太长时间，即便不是将其放回原处，至少是放到我觉得适合蟾蜍呆的地方。它似乎既没有感激也没有不感激，只是慢慢走开而已。它甚至没有表现出认为这是逃脱魔爪的好运气。
当我仔细思考书桌上的癞蛤蟆时，头脑中总是冒出一种特别的、甚至愚蠢的想法：“可怜的家伙啊，它也是身不由己成了蛤蟆，实际上是身不由己，只能成为蛤蟆。”这种想法自然让我好奇人类生活的奥秘，我们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呢？我们生而为人是因为我们有了不起的功德吗？在这事上，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经过不知多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将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同样没有发言权。因为环境或者基因天赋，很多东西与我们无缘，比如在身高方面，我们没有发言权。正如《马太福音》所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马太福音》第6章第28节，第11页。---译注）”但是，我们不能，我不认为自己是培养皿中的细菌，任凭实验室里强大无比的科学家操纵，他通过随意改变我们的化学环境而掌控我们的成长速度。
在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是，就我们所知，在地球上，我们认为自己应该为我们是什么承担部分的责任。当然，不是人人都赞同这一点。决定论者说起我们（说起自己也没有不同，除非他们试图逃避或者回避针对自己的法律诉讼），我们对自己性格的贡献就像其他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是同一性质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影响只是通过现有的东西来实现，而我们拥有的东西可以追溯到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东西上，也就是说，基因天赋和出生环境。因此，我们能对自己负责的程度并不比书桌上的蛤蟆高多少。如果我们准备好说“可怜的蛤蟆啊，它是身不由己成为蛤蟆的，”同样道理，我们也要准备好说，“可怜的人啊，我们也是身不由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以刺杀凯撒闻名的古罗马将军卡西乌斯（cassius）是完全错误的，当他说“亲爱的布鲁特斯，错误不在我们的星象/而在我们自己，我们是下属。”如果错误百分之百不在我们的星象，那剩下的就在我们的dna中了。就是它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除了基因和环境，那里还有什么？还能是什么呢？
但是，这种感觉并不准确，甚至不切实际。在解释人类性格时，我们常常提及塑造性格的种种影响，这的确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这些塑造性影响能解释一切，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是那种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空间的生物，就像一个弹子球碰到另外一个弹子球，我们没有任何能动性，没有活力。果真如此，除非我们声称拥有和那个人完全不同的秩序，否则我们就应该用同样的视角看待我们自己，可我们做不到。
笼统地说，如今在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中有一种趋势，谴责或者至少贬低诸如意识和自我意识等神秘性质的重要性。他们认定意识是一种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是真正发生之事的附属品。当然，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做了同样的事，他更愿意神秘地在自己身份发现其工作原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这是世界历史上独有的）。这里，与其平行的是马克思，声称资产阶级成功逃脱了因为是资产阶级而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思想畸形。
到了此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说情况有所不同，这次我们拥有科学证据证明意识没有那么了不得，它是一种幻觉或附带现象（弗洛伊德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对于人类生活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我看到不少的书恰恰就是提出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这非常怪异。人们能够在没有意识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现意识是附带现象吗？如果能，这样的发现有多重要呢？不言自明的真理（ex hypothesi） ，它什么也改变不了。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意识的无关紧要性也同样怪异。人们不得不提出论证，在人类在整个地球上广泛传播的生物学奇迹中，意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不是说人是进化的终极胜利。我认为我们像头脑简单的恐龙那样生存那么久是不大可能的。）
啊，有人可能回答说，那人的自我创造的奥秘，你怎么解释？首先，我想指出认识到一个答案是错误的，未必一定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其次，我很高兴承认我对这个奥秘没有答案，对我来说，那仍然是奥秘。我还想更进一步说：我很高兴它仍然是奥秘，如果不是奥秘，拥有解开奥秘答案的家伙肯定会滥用，以此扩大自己的权势。我们是注定要寻求自我理解的生物，但我们注定要失败。
从这个悖论看，我觉得蛤蟆是自由的，虽然我不敢肯定。蛤蟆身不由己地坐在我的书桌上，它或许在吟唱其蛤蟆本性，就像英国国王理查三世在吟唱自己的畸形一般（历史上最恶毒的遭人唾弃的国王，暴君，据说是一个手臂枯瘦、畸形驼背的、残忍、精于算计的人，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而不择手段。---译注）。
译自：the mystery of life and mr toad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articles/the-mystery-of-life-and-mr-toad/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作有《不是喇叭也不是小提琴》（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和萨缪尔胡克斯合著）、《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和《法老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