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 | 吴万伟
学界的竞争性本质产生了一种群体思维倾向，这种倾向恰好被骗子利用了。
1996年春，享有盛誉的著名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 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学界讨论最多的论文之一：《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这篇文章提出了若干牵强的主张，包括物理现实并不真的存在，而是“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和语言构造的产物”。的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的后现代圈子里并不是从未听过的奇谈怪论，但是，让《超越界线》一文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作者写这篇文章纯粹是为了恶搞。该文的作者是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他根本没有该期刊所在的专业领域的知识。但是，他的恶搞骗过了所有人，一路进入被学界敬重的名牌期刊，并顺利发表出来。这个事件创造了历史。
学界造假骗局本来应该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事。期刊编辑和同行评审者——他们大都是花费了一辈子时间确立起专业知识基础的学者——本该有资格和能力辨认出弄虚作假者的猫腻。但是，从“索卡尔事件”到近期的“苦情研究事件”（grievance studies affair，由詹姆斯·林赛[james a. lindsay]、彼得·博戈西昂[peter boghossian]和海伦·普拉克罗斯[helen pluckrose]等三位作者，在一年之内以女性主义语汇、少数族裔身份话语、动物保护和生态主义为主题，附加随机编造出来的数据、引用和人名，拼凑出20多篇虚假论文向学界期刊投稿，最终有7篇通过了严肃的审稿流程被发表出来。——译注）等针对人文学科期刊的学界骗局，已经变成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了。
“苦情研究事件”的恶搞者给期刊投的论文，声称要表明“遛狗公园是‘强奸诱导空间’，是犬类强奸文化猖獗和对“受压迫的狗”进行系统性压迫的场所，人类对这两大问题的态度能够通过黑人女权主义犯罪学进行评估和分析”。
编辑的反应呢？这是了不起的学术研究，我们为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深感荣幸。其中一位同行评审者写道：“这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具有不可思议的创新性，分析很丰富，文笔非常好，鉴于其极多的引用文献和处理的众多理论问题，这篇论文的结构组织堪称严密。”
这样的骗局不仅仅是在嘲弄整个学术体系的一系列荒谬论点，而且拥有严肃的思想要点：当今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竟能够如此轻易地被伪造，这实在极其危险。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恶搞者已经暴露自己的恶搞行动之后，骗局的受害者们常常仍看不到问题所在。虽然索卡尔毫不含糊地承认，他那篇文章是带着恶搞的目的写出来的，“里面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胡言乱语”，但《社会文本》的编辑仍然坚持“该文作为滑稽模仿的地位并没有实质上改变我们最初的认识，并没有减少我们对它的兴趣和文本本身作为罕见症状的文献价值。”
当索卡尔在其恶搞的文本中写到，“在异议者或者边缘社群的反霸权叙事方面，科学界的话语不能确认其认识论的特权地位。”他的本意，这不过是一个意在刺痛他人的辛辣玩笑。但是，玩笑嘲讽的对象却并没有被刺着。
人们心中自然出现两大问题：这怎么可能？这说明学界出了什么问题？
就像很多动物一样，人类倾向于群居生活。群居本能帮助我们在人类演化历史上幸存下来。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得出结论，“群居生活是我们的主要生存策略”。当我们感受到威胁时往往组成一个群体。我们作为群体辨认出或者制造敌人——然后想方设法与其斗争。群体给我们安全感和动物的温暖，一种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群居生活创造文化。群体不仅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这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开端。因为群居能很容易插入我们自己和对真理的追求之间。有时候，没有什么比我们头脑中的群体意识与真理更加格格不入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需要取得思想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就需要限制群体本能，甚至彻底阻止它——但是，最近在人文学科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两者存在的证据。
出于对安全和舒适的需要，我们构成群体，如患上强迫症一样围拢在中心周围，那里聚集了最大的权力、最多的资源和制造名望的各色机构。我们使用花哨的词语来描述自己在做的事（我们不是群居，我们是在构建网络），但是，我们的行为核心就是依靠群居本能构建和指导的。
要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中获得出头的机会，学界人士不得不融入到这个或那个群体中，迎合该群体的需要和优先选择，按人家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群体的个别成员究竟在想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如果他们是优秀的战士，就需要让自己的思维服务于群体利益。假如你要获得资源、权力和资助，就需要作为群体来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群体思维就必不可少。
这的确令人担忧。学者当然需要合作，但是当合作已被简化为简单的群体活动，学术研究的诚信不可能不丧失殆尽了。因为他们不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群体已经在替他们思考了。学界骗局屡屡得逞，已经充分显示出学界正在发生了什么了。
作为学者专业名望的主要源头，学术期刊是学界游戏中的重要玩家。它们能给予学者威望，也能让其威望瞬间崩溃；他们能塑造学者的职业生涯，也能将其摧毁。更重要的是，学术期刊扮演了守门员的角色，将由它们来决定将哪个学者纳入某个群体，或将其拒之门外。
期刊编辑不断获得新的投稿，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统一的外部标志、群体的内部规则或正统思想为标准对稿件进行扫描，如具体的专业术语、权威群体的引用、最喜欢的主题和话题，甚至术语和修辞手法的使用频率等，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属于某个学界群体的圈内人用来表明自己成员身份的标志。
优秀的恶搞者对此再清楚不过。当索卡尔想获得进入后现代文化研究群体的资格时，他使用了其中一些关键词和专业术语，如“认识论特权地位”“反霸权叙事”“边缘性社群”，那个群体的大门就会豁然敞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苦情研究事件”的恶搞者身上。他们需要做的不过是炮制出群体内可辨认的噪音，如“系统性压迫”“酷儿表演性”“强奸文化”等，随之他们就被允许进入了。
一旦期刊编辑辨认出投稿的统一标志，他们似乎就不再关注文本本身了——如果他还没有彻底停止阅读它的话。这些标志的存在对于守门员来说具有如此强大的催眠效果，以至于他们将嘲讽的胡说八道看作了不起的科研成果。
诱人的语言包装上看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声名赫赫的学者却没能看出那些文本之外发生的事——论文本应该讨论的真实世界，那些主张如果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将会显得多么荒谬不堪。
最终，让学界骗局如此轻而易举得逞的，是期刊编辑用作者写作时采用的那种流行病一样的方式来阅读论文。他们对文本的投入就像作者对该领域的投入一样肤浅。
欺骗的艺术——就像任何骗术或艺术本身一样——都严重依靠移情效果。在恶搞者着手炮制虚假论文之初，他们就已经偷偷进入可能要阅读这些论文的编辑心中，进入占据其头脑空间的群体意识中，并从那个视角看待一切。置身于群体心理之中，哪怕只有很短一段时间，足以让恶搞者了解到他们表演成功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学界骗局是深刻的后现代事件：它发生在语言之内，也在语言之内耗尽。它依赖奚落和讽刺，却没有显示出对“认识论特权地位”的任何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搞“破坏”和“越界”。后现代受害者如果听懂了笑话，可能会觉得受宠若惊。可惜他们没有。
译自：what’s behind a successful academic hoax？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deas/agora/2022/08/whats-behind-successful-academic-hoax
作者简介：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版编辑，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哲学荣誉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和《失败颂》（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出）。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编辑时对文中内容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