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依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受到的生态制约这一现实，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目的出发，提出应当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通过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态意蕴主要体现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基础；把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途径；把“以人民为中心”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人类情怀”规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取向；把“五个文明”共同协调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看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应当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和基础地位，从而从根本上使中国式现代化与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背离的畸形、片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区别开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和科学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当代价值在于回击了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西方中心论”与“历史终结论”的错误观点，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基于中国国情独立自主探索的结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懈探索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结果和奋斗目标。在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一方面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五点内容，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大战略部署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态意蕴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基础；把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看作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途径；“以人民为中心”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人类情怀”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取向；“五个文明”共同协调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目标。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突出特点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三个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上。
“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含义是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生命共同体”概念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本体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则是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根据马克思关于自然既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的来源，也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的来源，人类就是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的这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决定了人类只要善待自然，自然就会馈赠人类，而人类的活动违背自然规律，自然就会报复人类。因此，“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际上，这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进一步强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的重要性，要求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敬畏、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则是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关系的维度，强调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在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坚守生态共同体的底线与边界才能保证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和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化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避免人类的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系统的边界和底线，为自然生态系统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平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个概念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吸收西方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理论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西方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理论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和机械论、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立足于生态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和所秉承的普遍联系、整体论的方法，强调世界万物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中，主张立足于“人—社会—自然”的相互联系的立场，把“自然”看成不断生成的存在物而不是像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存在物，反对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控制和被控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主张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成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坚持“天人合一”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用万物平等和“民胞物与”的命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提出了中庸之道与“持中贵和”追求的“和”的文化价值观，要求人类应当奉行节俭和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的生活观，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认为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但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生态创伤，强调树立生态哲学世界观的重要性。“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同时，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持中贵和”的生态观念，“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取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并认为把中国古代这些生态观念外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国家制度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自然，是在与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决定了人类只有善待自然，自然才会馈赠人类，指出人类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敬畏自然，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习近平进一步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揭示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基，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与演进，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和追求发展不能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作为哲学基础，强调只有摒弃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根据欧美现代化道路给人类所造成的生态创伤的历史教训，强调“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这里所说的“科学发展之路”，就是追求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基于以上认识，习近平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使得我国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而且完成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在肯定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强调应当看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还存在着诸如经济总量大而不强，经济发展速度快而不优，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突出等，特别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既使得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也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提出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念，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优先的方针，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让人民群众既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又能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与美丽。
二、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途径
习近平反复强调发展理念对于如何实现发展的重要性，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向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表现”，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变革发展理念。习近平是通过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和对中国长期盛行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反思，强调应当摒弃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强调树立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习近平在肯定西方现代化道路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指出由于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资本获取利润，因此不仅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结局，而且因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也造成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习近平批评这种现代化道路放任资本逐利，“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习近平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以环境污染、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边发展、边污染的现代化，并基于长期以来我国流行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制约的现实，强调中国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必须改变不顾生态环境制约，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发展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道路。
要真正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正确理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并具体展现在“要不要发展”和“如何发展”两个问题上。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上，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习近平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反对像西方生态中心主义那样为了维护生态整体的和谐与稳定，把生态整体的利益与人的生存权利与利益对立起来，进而否定技术运用和经济发展。习近平认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反对抽象地谈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脱离发展谈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必然流于空谈；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习近平又反对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强调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后，从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执政目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出发，“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和唯gdp的发展观，代之以绿色低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发展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有机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又要肯定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解决二者矛盾的关键就是必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把“绿水青山”既看成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又看成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形成与保护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从形成与保护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看，就是摒弃传统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而是要通过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代之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生态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应当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党的领导和统一规划，各级党和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和相互协同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实践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内；从形成与保护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看，就是要摆脱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耗费、大量排放”基础之上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树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珍惜生态、珍爱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从而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人类情怀”的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情怀和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区别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的突出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鲜明的价值取向。由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因此其理论和指导的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必然缺乏“社会建设”的维度，不可能把满足人民的需要和追求人类的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其理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归宿。
生态中心主义者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这使得其脱离社会历史的维度，不去考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实际过程是如何发生中断的，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从而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归结为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的是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并借口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反对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任何行为。这种观点不仅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而且其价值归宿和目的是维系资本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否定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发展中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需要，否定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意味着他们所追求的生态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的愿望必然落空。因为一旦人民群众无法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必然会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追求生存；西方绿色发展思潮尽管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同时，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改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标榜其所主张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代表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所追求的经济增长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西方发展理论既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维度，也决定了其所标榜的代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阶级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价值观，意味着其理论必然缺乏人类情怀。
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又肯定人类可以通过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要求在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上必须从分析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并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以人与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的危机，只有从分析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实际过程出发，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必然把“社会建设”看作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价值归宿。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态危机的本质要求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协调好人与人在生态资源上的矛盾利益，这就意味着以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必然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核心和关键；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为基础和前提，只不过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否则在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谋求生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把民生建设置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环境民生论”的命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和目的定位于提升民生，强调人民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并由此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和生态为民，并把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看作评判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强调“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种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情怀，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看作奋斗目标，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共同富裕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本质特征。由于绿色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又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而当前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这就决定了必须把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提升民生的优先领域，特别是把“污染防治”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以回应人民群众的生态关切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人民情怀，而且还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体现了其鲜明的人类情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只有一个人类地球家园出发，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既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每个民族国家都不能置身于全球环境问题之外，都应当立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摒弃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承担起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责任，通过建构尊崇自然和绿色发展的经济体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人类绿色地球家园。立足于对人类未来的责任，习近平把“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并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制度创新、发展方式、节能减排、碳交易等问题上做出了具体部署。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还要求我国应该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并通过国际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建设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提升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种鲜明的人民情怀和人类情怀，一方面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把实现共同富裕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摈弃依靠殖民和暴力掠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鉴，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现代化。
四、“五个文明”协调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和基础地位，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长期探索的结果，又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此，习近平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深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艰辛探索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探讨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借鉴苏联模式到独立自主探索的历程，最后形成了立足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如何通过工业化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这一探索过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而且在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从环境保护理念到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化发展过程。从建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从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出发，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环境保护写入宪法，使环境保护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党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采取发动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大兴全国性爱国卫生运动等措施，注重科学技术在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资源和提高发展的质量中的作用，注重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但这种环境保护思想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并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遇到的生态制约的现实，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切出发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这里所追求的发展不应当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只注重发展数量和发展速度的粗放型发展，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以实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目标的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但自然资源的制约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既使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也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制约。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目的出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和基础地位，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这实际上是要求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点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通过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把“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此，习近平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了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在要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念的同时，还通过改革党和国家机构，加强了党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不仅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的阶段性目标，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五个文明”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而且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三个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和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和科学指导，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的生态意蕴。厘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上述关系，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世界意义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和科学指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的科学把握与理论表达。其一，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的维度看，虽然生态文明思想已经广泛存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但作为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则是以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一书为起点，并逐渐发展成为包含多种理论流派的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人类中心论的“浅绿”发展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它们都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目的探讨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对于反思人类实践的后果和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不仅没有科学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或者没有解决好技术运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而且都没有解决好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即基于生态文明理论的服务对象而形成特殊维度和普遍维度，基于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形成应然维度和实然维度两个方面的矛盾，因此，它们都是一种有内在缺陷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了技术运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和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是一种指导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和指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境界论的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其二，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的科学把握与理论表达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一方面是经过改革开放和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改变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受生态制约难以为继，也形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从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实现党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一执政目的出发，就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通过生态文明这一发展道路来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如何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并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归结为“五个文明”协调推进，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依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结果，有力回击了“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必由途径。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结合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始终强调应当把通过工业化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展开平等交流和文明的互鉴；同时既反对那种把西方现代化模式看成绝对和唯一的“西方中心论”，又反对那些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代表着人类历史未来的“历史终结论”的论调，强调在树立“四个自信”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把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着力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通过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又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且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发展选择。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认为现代化是其内部现代性因素逐渐累积，从经济现代化逐渐拓展为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虽然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但这种文明不仅是依靠资本对落后国家殖民和掠夺活动实现的，而且也是通过资本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实现的，其结果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背离，这就意味着西方现代化所造就的现代文明是一种畸形、片面和有缺陷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破除西方现代化资本支配人和自然的同时，积极发挥资本文明一面的作用，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不同文明之间、在平等对话和互鉴中实现现代化和人类共同发展，并明确提出应当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发展，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形成了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和整体的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西方，西方现代化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而且使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但同时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出发，设想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人类造成的痛苦，形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变为现实，不仅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且也为那些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注释从略）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