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人应对国史与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就要复兴国学，从历史深处寻找民族精神基因，从民族基因深耕精神家园，温古鉴今，探寻传统元素的转化与新生。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存在，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孔子儒学代表了文化的样态与气质，使中华民族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今天我们应寻绎传统，认识国学精华，发扬儒学传统，铺染中国人的生命底色。
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
说到国学，人们皆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内容宽广，义理精妙，历史悠久，根底深厚。尽管人们对“国学”理解不同，但时至今日，已形成两点共识：其一，国学是决定道德与价值信仰的学术，决定国家文化的境界与品质；其二，国学以孔子儒学为主干，以儒家六经为中心。
作为一个概念，“国学”一词出现较早，《周礼》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记载，这里的“国学”指邦国学校。中国自古重视社会教化，“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学记》言：“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古代中国，很早就通过兴办庠、序等学校，向社会传授孝悌之义。
今天所说的国学有所不同，它是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为区别“西学”与“中国之学”而诞生。中日甲午战争前，人们讨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败后，全盘西化的声音甚嚣尘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又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的神话。人们对中国固有学术不断反思。胡适等提出“整理国故”，章太炎等人主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创办国学讲习会，中学、国故、国粹等词汇也成为“国学”的代名词，均指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国传统学术。
说起来，举凡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典章制度，乃至医术、建筑、文字、音韵、训诂等，都可以视为国学。然而，正像一棵大树有树根、树干、枝条以及花朵、果实，中华国学之树也结出了许多文明花果。但必须了解大树的根脉，才能固本培元。要看到国学内容上的宏富广阔，更应看到其体系上的主次分明，走近国学的中心意涵，把握作为文化底层或深层的价值、精神、灵魂。
学习国学，要理解国学之根，认识华夏之魂，挺立民族精神。国学不排斥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各地区的文化特点，但要看清主次，区分本末，“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主流，中华国学有其中心意涵。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明朝曾有人说：“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何以中国？是以中国！
儒学凝结中华文明精华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样，开创了一种思想文化的传统，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但中国文化又有所不同，它有着更为久长的源头活水。孔子思想不是个人的“无中生有”，而是“述而不作”：孔子不仅继承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精髓，不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甚至还研究“五帝”之“德”，为其“开创”儒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人谈及世界文明，喜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理论。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到中华文明在孔子、老子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论及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他们心目中，有对先圣、先王的理解、崇敬、阐释与继承。春秋战国诸子争鸣的时代以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在孔子时代，中华文明已到达成熟期、鼎盛期。
学术研究以及考古材料都证实，孔子儒学思想深深扎根于上古文明的土壤，这棵文明大树的树干之所以粗壮，是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不理解孔子儒学的思想来源，不了解上古三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很难认识理解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宽度及其超越性。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思考孔子学术对中华国学的意义。
早在尧舜时代，中华文明已有了“国家”的基本形态。到西周初年，中国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政治体系中的中央权力机构、设官分职原则、刑罚制度、度量衡制度、祭祀制度等已诞生，民本思想、德治体系、伦常观念等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观念已初步形成。周文化乃是“损益”夏、商文化而来，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制度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章。周公是周朝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孔子所居鲁国乃周公封国，鲁国文化与周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春秋末年“礼坏乐崩”之际，孔子收拾遗散，整理诗书礼乐，赞《周易》，作《春秋》，集合周代典章文籍、伦理道德，全面继承了周代文明成果，从而构建起他的儒学思想体系。
孔子整理六经的过程，也是他阐发学说的过程。整理六经，不是简单的编集，而是一个系统的文明集成。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学说才具有超越其所处时代的突出特征。柳诒徵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孔子站在当时历史的制高点上，承上启下，济古维来，成就了孔子儒学的全体大用。
学国学要得其门而入
国学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是知识精英之学，也是国民大众之学。但是，国学宫墙万仞，博大精深，如果不得其门，难免望而兴叹。学习国学要有抓手，需要得其门而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华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价值体系、思维方式，是国学的根基与灵魂。学习传统经典、走近孔子儒学，是通往国学殿堂的门径，是走进国学的牢靠抓手。
陈寅恪先生曾向夏曾佑先生请教读书问题，夏曾佑先生说自己已经把书读完了。在他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四书五经和《荀子》《老子》《庄子》，这些书最为关键，是“中国”的核心典籍。读了这些书后再读其它，有利于理解多元的思想。要保持社会人心之正，树立正确的价值信仰，就一定要习正学，读正经，不能“索隐行怪”“攻乎异端”。要先读重要的书，先读必读的书。
经典是“入道见志之书”，读经典让人心中有道。经典承载中华民族所信奉的道术、常理，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从个人层面说，人要“志于道”，有目标，不迷茫。儒学教人明德向善，循理而动，遵道而行，这样才能成为有格局、有境界的人。从社会层面说，孔子儒家追求大同理想，希望选贤与能，人人讲信修睦，遵守伦理纲常，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从“天下”“四方”“人类”的整体利益着眼的民族与个体，深刻理解了自己的文化理想与情怀，就能生发出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人能弘道”“道不远人”，从孝悌出发培养爱与敬。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关于“家”的文化，传统儒家把孝悌看成“为人之本”，所以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这是中国“至德要道”所在。为人之道要化为行动，孝悌是行动的起点。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人要成长，就要“明明德”，由爱亲之孝、敬兄之悌唤醒良知良能。亲亲而仁人，仁人而爱物，将家庭伦理推衍为社会政治伦理，可推广爱敬，情满世界。
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以世界视野挺立民族精神。儒学本身具有开放的品格，孔子就不停地向历史、自然、社会学习。今日弘扬国学，建设时代新文化，也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塑造“中国心智”的哲学社会科学，既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也非立足中国实际的当代研究，而是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王学典先生明确指出，这期间形成的“中国心智”是一种“外向型心智”，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态势，当代中国学术可能永远只是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回响。要改变这一态势，还是要立足根本，光复中国哲学的原典时代。
今天，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或激进冒进，或偏执一隅的做法，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现象。我们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要把握中道智慧与中庸学说，执中而行，不偏不倚。要理解把握“内圣外王之道”特性，就要看到它的“道术”特质，有系统思维、整体意识、全局观念。守正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特征，通过温故而知新，处理“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抓住精髓，把握实质，提升史识，考信释古，开辟时代文化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