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日本政府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全保障文件。这三份安保文件不仅发生了“质”的转变，也意味着日本的安保战略由此转“守”为“攻”。
日本政府弃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于不顾，通篇言必以研发和进口更具“攻击力”的高精尖武器装备守卫日本及地区和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着侵略东亚各国“黑历史”的国家，能够以“武力”维护地区和平。为了改变“战后体制”，实现日本所谓的政治及军事大国化，“安保三文件”大肆渲染地区威胁，首次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这种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做法，大有破坏东亚地区和平安全环境的意味。
一是渲染“地区威胁论”，将矛头指向中国。作为三个安保文件总方针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近年来，“日本处于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之中，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压力高涨”，同时提出，“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实现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的平衡”。此外，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还进一步写明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合作进行应对，与此相对，2013版仅把中国表述为“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环境与课题”，2013版将中国列于朝鲜之后，而新版的顺序则改为中国、朝鲜，并新设了俄罗斯一项，称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地区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新安保三文件还例举了朝鲜导弹技术和能力迅速发展与加强“核战力”的方针，称之是“比从前更严重且迫切的威胁”，还强调俄乌冲突是“欧洲方面最重大且直接的威胁”，同时提及中俄在日本周边开展联合演习等合作“是安保上的强烈关切”（参见共同网12月16日报道）。由此可以看出，该安保战略不断炒作日本周边面临的重大安全变局，声称存在“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地区威胁论”，要与同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应对，并将一贯坚持睦邻外交政策的中国推向对立面，其对华针对性跃然纸上。
二是违反国际法，在东海单方面非法划定所谓“专属经济海域”，“碰瓷”中国内政，混淆国际视听。新版《国家防卫战略》去掉昔日《防卫计划大纲》的一切伪装，赤裸裸地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罔顾海洋相向国家海域划界的通识与法理，在东海单方面非法划定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并妄言今年8月中国在台海“演练”是向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发射弹道导弹，表示“地区居民认为受到威胁”，对华针对性十分明确，大有挟“地区居民”绑架国际社会舆论、误读国际法的战略企图。尽管日本执政党内部以“黑脸”和“红脸”扮相，表面上未明文写入“中国威胁论”这一字眼，但是新的三个安保文件通篇内容无不是以“中国威胁论”为立论基础，已经将中国喻为日本及地区安全的危险源，借此炒作东海、南海等议题，为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安全战略机制，遏制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2021年11月25日，日本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举行抢滩登陆夺岛演习。日媒声称这是在提升所谓“防卫能力”，以应对中国在“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施压。
三是对中国的台湾事务指手画脚，背离中日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日本将“在期待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立场下，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方针，日本一边高举“和平主义”的幌子，展现出维护地区和平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又加紧提升对敌基地及指挥系统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公然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渲染“地区威胁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应重温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总结历史经验，维护两国关系发展，孰料中日关系中敏感的“台海问题”竟然成为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渲染“地区威胁论”的缘由，这严重触碰了中日关系的底线。
四是日本将进一步与美国强化同盟关系的对华针对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于明年一月访美，并计划在与拜登举行的首脑会谈中提出修改规定“日本有事”时自卫队与美军职责分工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改变日本长期为“盾”、美国为“矛”的态势，实现日本为“矛”的攻击能力。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实质是要改变过去美国与日本不对等的同盟关系，推动日美同盟对等化发展。届时，日本渲染“地区威胁论”将会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日美军事同盟在东亚周边海域耀武扬威，不断开展军事演习，给东亚地区的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随着日本防卫实力的不断提升，其攻击性将日益显露，随之强化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势必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更多不安定、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内阁通过安保三文件引发各界担忧和批评。图为当地时间12月16日，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高呼“违宪”等口号。
总之，新版“安保三文件”不断渲染“地区威胁论”，无不透露出一种对华针对性。究其缘由，显然就是在为日本突破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行使对敌基地反击能力，提高防卫力等寻找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的“安保三文件”把《防卫计划大纲》更名为《国家防卫战略》，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表现出背离“和平宪法”理念，以提升“防卫力”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此外，《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中写入拥有以“自卫”为幌子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反击能力。这突破了“和平宪法”规定下的“专守防卫”，表明日本不愿再受“和平宪法”的束缚，将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展现出谋求政治及军事大国的意向。这也是二战结束以来，整个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局。
日本在新的安保三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明显背离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也与中国在发展双边关系中实施的睦邻外交政策相背离，无形之中把中日关系推向了恶化乃至对立，将给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造成很大影响，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