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谢 春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请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解读：王学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部分，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初步结合，到1943年5月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再到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初步结合、深相结合至有机结合，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领悟愈来愈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越来越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愈益彰显出理论的光芒与文化的底蕴。
百年的结合历程已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深深相契且道理相合的。因此，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去探寻二者高度契合性的“可能性”，不再是追问“是否可能”，而是重点总结“因何可能”，进而更好地为今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积累可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故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内在的现代性。与之不同，中华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二者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有选择性的亲和”，并非一 一对应的机械复制粘贴，亦非此消彼长的互相竞争替代。这势必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善于进行“传统的发现”，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契合处，为科学理论深深扎根中国筑牢基石，又当善于进行“传统的发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长存华夏文明之内的文化基因，为优秀文化久久承继弘扬创造条件。
尚需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属于两大思想文化体系的相通互容，并非简单理念上的对应，更无“照方抓药”式的模板可供依循。为便于解释二者间的高度契合，拟从四个层面大致剖析该种“可能性”。
二者在世界本原的认识上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有其客观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资源。比如，在世界的本原、人的起源等问题上，儒家讲“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生烝民”，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包含类似的思想元素。
二者就辩证方法的理解相契合。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科学方法，核心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主张坚持发展地而非静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普遍联系地而非孤立地观察事物、看待问题；主张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丰富而深邃，比如《周易·系辞》中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德经》中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论语》有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思想资源被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他在撰写《矛盾论》时，就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二者对实践的把握相契合。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这种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亦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荀子讲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张载提出了响彻古今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提倡“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不是强调认识与实践的一致性。
二者对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认知相契合。《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指明了方向。自古以来，“大同理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比如《礼记·礼运》描绘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景象；《孟子·梁惠王上》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也有“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观点。于此不难看出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项实践课题，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总而言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仍需遵循持续发掘更深层次“契合”处的经验，沿着趋于更加有机结合的路径，为实现创造性的“融合”孜孜以求、久久用力。
（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2月2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