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金融学一级教授吴晓求2022年10月26日在人大老校区礼堂“2022年人民大学新教师入职第一课”上的讲座实录。
各位新入职的年轻老师、同仁：
首先热烈欢迎你们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队伍，共同建设人民大学。入职前，有的可能对人民大学非常了解，有的可能不太了解。学校有关部门应该对人民大学的历史向大家做了很全面的介绍。
在座的各位都是全球名校博士学位获得者。你们选择人民大学作为人生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起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来到人民大学求学。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要考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不容易，因为当时招生规模很小。我的本科同学问我想考哪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我说中国人民大学，他们似乎都有所怀疑。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从人文社科特别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人民大学过去、今天乃至未来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所以，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我曾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校长论坛上说，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最好”，不是一个空洞的赞美词，而是我切身的感受。在我读研究生时期以及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人民大学大师云集。4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可真是如日中天，每个学科都有几位大师。我所在的经济学科就有宋涛教授，大家在会后还要看他的展览，有黄达教授、戴士光教授、高鸿业教授、卫兴华教授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真是群星璀璨。我是追随他们来的。
那个年代的大师很多，今天的大师越来越少。大师一定是思想者。中国不缺学术论文，中国缺学术思想，缺原创性的思想，缺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启迪民智、顺应趋势的思想。
思想这个词是很珍贵的。能够照耀人类社会前行方向的才能称之为思想。思想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智慧，一种光芒，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关切。那个时代有很多思想家，今天少了。我是为追随他们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的。
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是很稀缺的资源，到国家部委工作肯定没有问题。去了以后干上几年，做个处长估计问题不是很大，现在有不少已是高级公务员了。我的同学很多都在国家部委工作，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思考来思考去，我可能只能在大学工作，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1990年博士毕业后留在人大任教。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婉拒了多次去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和去企业赚钱的机会，也谢绝了两次去别的学校任校长的机会。30多年了，我就一直留在人民大学，没有离开人民大学的念头。
一、包容是人民大学的精神品格
为什么我会一直留在人民大学？不完全是在人民大学30多年时间里都一帆风顺，都得到重用。我实际上也碰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我喜欢研究、思考未竟的世界。至于赚钱和权力，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多关系。我经常也会问自己，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好选择是什么？就是选择在大学做一名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尤其在人民大学做一名教师，让我感觉到如沐春风、如鱼得水。
人民大学对我有知遇之恩。人大有个特点，不问你的出身。各位可能并不都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在学生时间可能与人民大学没有直接关系，这无关紧要。人大不在乎你是不是“三人”，而在乎你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如果有这些，一定能在这里充分展现你的才华，实现你的学术理想。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投机取巧的东西。学术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要附庸风雅，不要见风使舵，学术永远是学术。
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那时比你们大几岁，学校很快就破格晋升我为教授。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我写了两部著作，也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了论文。就凭借这两本著作和若干篇论文评上了教授。
那是1993年6月，在人民大学这么一个大师云集的地方，34岁破格成教授，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人生的荣幸和机遇，我们的前辈在爱护、培养年轻一代。他们不看你的出身，只看你的学术。这就是人民大学。
年轻的时候，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大概从1983年到1996年，这十二、三年的时间，没事就去图书馆。当时有一位前辈先生比我们更勤奋，那就是方立天先生。他是中国佛教哲学的杰出代表，一年365天，似乎只有大年三十晚上那一天不在图书馆，所以，学校图书馆专门给他开了一个方立天教授工作室。在那个年代房子很紧张，图书馆专门给他开辟一个工作室，可见人民大学的学术胸怀。当然我没有这个待遇，也没有他那么勤奋，更没有他那么大的学术成就。在图书馆，发呆的时间很多。有时候我在想，做学问是要发呆的，没有发呆的时间和精神，天天抖机灵，是做不出学问的。太机灵的人做不出学问，因为他的心思都用在寻租上。做学术研究，理性、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坚守。
在座的各位未来都会成为学者。未来是你们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要想成为学者或者学家，探索的精神不可缺少，走捷径是不会成功的。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勇气和意志。
我的导师胡乃武先生曾给我一个建议，40岁之前不要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专心把学术做好、做扎实。我37岁的时候，财政金融学院重组成立了。学校说要我来做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一位老先生，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胡老师也同意了。
我早期研究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或者说计划经济学，从本科到博士10年的学习生涯，学的都是计划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阶段，实际上我已开始怀疑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缺陷。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和独立性，国家计划都规定好了。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经济活动没有自由空间，学术研究也没有什么前途。计划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再加上一个综合平衡就可以了，没什么值得研究，总供给、总需求这些概念在计划经济中根本不存在。
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初期，市场起一定的作用。无论是供给的形成还是需求的产生，市场开始在起作用了。从研究的角度看，计划经济肯定没有什么研究空间，肯定不是未来中国所要走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已经怀疑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一个严重束缚人的思想，又严重束缚了人的行为的经济制度，怎么可能会有未来？财富的创造，首先来自于思想的解放，创新的思想引导财富的创造。有了不受束缚的思想，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以寻找到财富创造的机制。一种制度如果束缚了市场主体和人的手脚，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无效率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就在于给市场主体和每一个人以巨大的自由空间，各自找到各自的定位，从而把创造性、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我经常说，评价一种制度的优劣主要看这个制度是不是让每个人都有预期，让每个人都有追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不是束缚人们的手脚，等待管理部门一声令下，然后照着做就行。后者肯定没有效率。计划经济制度就是这种没有效率的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座里程碑。由于方向正确，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富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研究开始转向金融领域。金融领域非常复杂而庞大，基于技术进步、信息化以及脱媒的作用，金融的结构和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金融活动日益复杂，不确定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金融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如果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的话，那么金融学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最近20多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约有一半授予了与金融研究有关的经济学家，包括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由此可见，金融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金融学的科学性在大幅度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是计量方法的广泛使用。
皇冠上是有很多明珠。在诸多明珠中，有一颗最耀眼的明珠。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是什么？是资本市场理论。没有这颗耀眼的明珠，皇冠就黯然失色。我是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研究领域。我知道经济学研究过去主要关注利率决定及形成，但现在人们更关注资产价格的决定。从资金价格到资产价格，反映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反映出金融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资产价格涉及到人们的财富和资产配置，内含着不确定性或风险。因此，风险如何定价或者说资产如何定价就变得非常重要。资产定价当然要关注现金流，关注盈利能力，但资产定价本质是风险定价。影响资产和风险定价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原因在于这个时代在变化，科技创新变得非常的重要。由于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对风险的理解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那些研究资产定价、金融危机理论、金融脆弱性以及脱媒理论的学者，原因就在于金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所以说，资本市场理论是皇冠上的最耀眼的明珠。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敢涉及金融问题，是因为金融理论比较复杂，有学术门槛，稍微严谨一些的经济学者是不敢谈金融问题的。一些学者谈谈通货膨胀、cpi变化，没有问题，仍属于经济学范围，但真正涉及到金融的内核部分，就不敢谈了。
金融的教授很多，金融学教授中有研究货币理论、商业银行管理、信贷机制等，但是金融学教授一般不敢涉及资本市场，这里又有一个技术门槛。资本市场很结构化，稍不留意就讲外行话。
过去以为这个研究领域相对狭小，今天看来则很庞大，且非常复杂。我研究的重点、兴趣点不多。1993年之前，主要做经济学研究，重点放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研究过渡期的经济运行特征。1993年之后，转入金融领域，主要是资本市场研究。
对金融的其他领域，我一般会更了解其基本框架，不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里，有些领域没有太多的理论空间，放眼望去就看到底了，尤其是所谓的热点问题，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没有空间领域，似无必要。一些热点问题，只能博个眼球，对基础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房地产问题似乎永远都是个热点问题。我不是说房地产业不重要，它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产业，对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有重要影响。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始终认为房地产研究的理论空间相对狭小。我这里不是说房地产研究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我的认知看，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会有太大的理论空间。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它也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配置，本质上它是消费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投资品，但是，作为投资品则远远不及证券化金融资产带来的理论问题复杂。
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确定研究方向时，一定要思考这个方向的空间有多大，是不是够你一生去研究。而且，这个领域一定是动态的、多变的，不是确定性的空间。如果是确定性的空间，前人早就研究透了。如果是不确定的空间，前人去世了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出现，只能留给后人去研究。我们要追求一个不确定的空间，这很有意义。千万不要去研究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前人都研究透了，你再去研究就没有太大意义。我曾经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互联网金融，对我的触动很大。互联网金融曾像谜一样吸引着我。我知道，金融有脱媒的趋势，科技力量对金融的变革会产生特别重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平台技术，如果与金融结合，它会改变金融的基因。深入研究后，2015年人大出版社出版了《互联网金融——逻辑与结构》这本书。
我从经济学转向资本市场的研究，不少人包括一些前辈老师很不理解。因为我原来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否则也不可能破格让我当教授。他们总觉得我从经济学研究转向金融学中的资本市场研究有点可惜，甚至认为入了旁门左道。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必须站在未来去观察世界的变化。学术问题不能只站在历史角度去看，还必须站在未来角度去思考。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心里要明白。我们的国家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开放的国家，这是对未来的基本判断。
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没有经济的繁荣、发展，没有经济的市场化，没有金融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名学者，对未来要有深刻的洞察力，不要人云亦云，内心世界要深刻而坚定。你可以不说出来，但你心里一定要明白。也许你说出来会与一些所谓的主流观点不协调，但你心中要明白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大事不糊涂。我不相信我们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回到那个扼杀人们创造力的时代。这种信念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形成了，现在更加坚定。
我的经历告诉我，人民大学有极强的包容精神，只要人正派，学术做得好，迟早都会被发现的。我说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指它有极强的包容精神。包容是当今社会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大学是需要包容精神的。教授们可能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极其正常，需要包容这种不同观点，这是大学的魅力所在。只有包容才会有新思想。没有包容哪来的新思想？所谓的思想创新，都是对前面思想一定程度的否定，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然，新思想一开始只有很少人能理解，慢慢地，明白的人就会多起来。学术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大多数人明白才是正确的，有时少数人明白可能更是一种伟大的理论，所以，社会需要包容文化。大学为什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因为是思想的源泉。人民大学具备了这种包容的精神。
人民大学的学科以人文社科为主，不少学科与意识形态或所谓的底线很近，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因为教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警告。大学有两个原则很重要。第一，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老师。我在学校曾分管人事、人才工作的时候，我把这条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能在人大这样的大学任教大体上都有个性、有特点。要爱护老师的个性和特点，不能因为他有这样那样的所谓不足就去谈话警示，更不能随意处分。处分老师一定要小心，受处分了可能一辈子就起不来了，没有未来和前途。人的一生中谁能天天都是正确的？说话、做事永远正确？有时候要站在老师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只要没有违法，一般的问题，都要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
我做过四年多学校教职工纪律处分委员会的主任，遇到过一些很棘手、很敏感的事和人。我的原则是能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对老师要从宽。不要把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升到很高的高度，非原则问题谈一次话，提醒提醒就可以了。在四年多时间里，没有因为言论、观点处分过一位老师。
第二，要关心我们的学生。学生是大学的核心。我们这些人到人民大学来干嘛？不是单纯的研究，而是培养人才，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学生是大学的核心或中心，教师是大学的基石，把中心和基石捋清楚了，就知道该怎么办。千万不要以为校长、院长、处长是中心，不是的。校长也是服务员，都是为中心、为基石服务的。这个理念要非常清晰，没有这种理念大学就无法留住人才。留住人才虽然与生活条件有关，与收入有关，但更与这所大学的品格有关。我开始时就说，你们选择人民大学是正确的，因为人大有这种包容精神和学术品格。
二、实事求是是人民大学的基因特质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经常说人民大学传承了红色基因，我的理解，传承红色基因就是传承了实事求是的基因。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让你变得谦虚严谨，又让你变得自信淡定。谦虚和自信不矛盾。人不能傲慢，空洞的傲慢是无知，谦虚的人内心是自信的。实事求是既能给你谦虚的精神品格，也能给你自信的内在力量。实事求是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自身的实力，又要知道我们的不足，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既深切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重视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是拒绝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唯我独尊。
人民大学的传统是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事物规律。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吸收、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政策和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要向先进学习。
三、人民大学是一所有理想的大学
在陕北公学的时候，我们的前辈就有了伟大的理想。毛主席对陕北公学有一段经典的评价，“有陕公，中国不会亡”。我想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及人民大学的教师都有这样的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大学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大学都有卓越大家的出现，呼唤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是人民大学的责任。
人民大学是一所思想富有的大学。在人民大学，学者之间的思想跨度很大，用一句不准确的话来表达，就是这里有所谓的“左”的，也有所谓的“右”的，他们都活跃在这个空间里，还会经常交流，非常有意思。外面不少人以为，人民大学整体上是保守的或者说比较“左”。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评价。人民大学的教师都有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学术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不能以学术观点去评价一个人。
在人大，学者们追求学术理想的目标不尽相同，我们要尊重这种多样性。他们有理想，不是行尸走肉，不附庸风雅。我不会以他的观点与我相左，就轻视他。学术观点是学者的基本权利，也是他追求学术理想的标志。要尊重他，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尊重他。我说人民大学是一所有理想的大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时候，即2017年，《中国金融家》杂志对我有一个采访。在采访中有一句话，后来编辑用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我说，人民大学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很长的采访，编辑就把这句最具实质含义的话给提炼出来了，用做标题。这是我真情的流露。对我而言，只有在人民大学，我才能做出一点点成绩，才能实现我的学术理想。我希望在座的新入职的年轻教师们，一定珍惜在人民大学的时光，做一名有学术追求的人大人。
来到人大做教师，对学术的热爱，对未尽世界的探究，一定是你们心中的目标。否则，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可能挣的钱会比在人民大学多。到国家机关做公务员，等到了50岁的时候，大概率可能做到司长岗位。为什么没有去实现大概率事件，是因为心中有一个理想放不下，那就是对学术的追求。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当然，有些人做学术研究很痛苦，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很痛苦。如果你发现学术研究是个痛苦的差事，你就要离开它。学术研究一定是快乐的，所有学术上有成就的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多来自于内心的追求和快乐，命题作文是出不了伟大成果的。
我不喜欢申请课题。不申请课题，是因为那些课题很无趣，是命题作文。为了20万或者50万的课题费，要不断填表，填完表还要去给一些人去汇报，坐在那里答辩，有点滑稽。由他们来评判是否能得这个课题，我不太适应这种机制。但是，你们还是要申请，现在没有课题不能评教授。现在评教授都要有课题，我那时候评教授不要课题，就看你的论文，你的教学、科研成果。论文、著作水平到了就可以了，不要课题。我要感谢那个不要课题的时代，现在我估计评不上教授了，因为没有课题。课题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命题作文。命题作文出不了什么好的作品。
所以，在大学任教，一定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你们中的一些人未来也会走向“双肩挑”岗位，既教学研究，也做一些管理工作。做管理工作不要讲条件，不要讲面子。别以为做了教授了，去做个科研处、教务处副处长就委屈了。管理工作也是人生的另一种经历，一种奉献。不要以为当上教授了，就了不得了，谁也看不上，千万别这么想。做点社会工作挺好的。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是，学术研究要离热点远一点。学术有学术的品格，我们可以关注热点，但不能热衷于此。社会热点变化太快，如若总是跟着热点跑怎么得了？要保持内心的淡定，离热点远一点，多做一些基础性理论研究。我不太主张人民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去追求热点问题，热衷于献计献策，写折子、上内参，我不喜欢，也不主张。也有人希望做顾问、献计献策。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本事，不能误事。千万别热衷于献计献策、指点江山。教授们想指点江山就错了，要把心沉下来，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做真正的学问。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经济学院的院长刘守英教授，之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做到正局级干部了，2015年到人民大学任教授。2017年某一天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因为他是搞农村研究的，跟我跨行很大。我当即就把他送给我的著作打开浏览，大概看了几分钟，发现这本书非常有价值，一般学者写不出来，因为是在详实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守英教授经常到农村做实地调查，把案例、数据汇聚起来做分析，数据要一个村一个村去统计，做问卷，之后研究得出结论，很多是原始凭证。我说，守英教授，这部著作写得真好，真有水平，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著作了。我顺便问了一下他哪年来的人民大学，他说，来了两年了。我问他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导报社任社长。我说你加盟人民大学对人民大学经济学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马上就要评职称、职级，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下，你现在是几级教授？他说，三级。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不妥，人民大学引进他时就亏待了他。当年，通过正常程序和投票，还了守英教授一个公平待遇。守英教授现在是经济学院书记、院长，一肩挑，工作很认真敬业，学问做得扎实。
在大学任教，立足之本在学术研究，而不是其它。如果做了院长、校长，做成了官僚那就完了。我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我每天上午开会或在学校办公，下午只要没有会，我一定会去研究平台做研究，和同行合作者讨论研究问题或指导博士生，找一些专家教授讨论问题，晚上有空就写，习惯是下午讨论晚上写。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始终没有停止过，也算与时俱进，不断前行。重要的是要写出高质量论文，而不是让博士生代写。我们有一些教授带了博士生以后就不写论文了，说几句话就让博士生写，然后署上大名。我不认为这是师生合作，这本质上是掠夺学生的成果，剥削学生的智力劳动。有人说这是师生合作的结果，应当提倡。我说，如果任博导期间的论文都是和学生联合署名的，这就有问题。如果这十年导师自己独立发表了10篇，联合发表了10篇，那还说得过去，如果自从评上教授后，就没有独立写过几篇高质量的论文，几乎全是与学生或他人合作发表的，这就值得怀疑。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时候论文都要自己写。到现在，论文我是自己写，有些数据我会请博士生、博士后和年轻老师给我收集一下，但是不能让他们代写。他们写的就是他们的成果，你不可以署名。
我有一些博士生论文写得不错，他说，老师能不能署你的名，这样容易发表。我说，我没有实质性贡献，不能署名，只能署你自己的名，但我会尽力给你推荐发表。你署上我的名，未来你要评教授，我给你分掉一半，你怎么办？除非我写了一半，署上我的名是可以的，三个人合作必须完成1/3。要亲手写，不是说上几句话就可以的。有人说，思想是我的，所以，可以署名。既然思想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写出来？什么是思想？我听到一些老师说该文的思想是我的，文字是学生写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作。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辞。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学风，学风好的人，人们一般都会尊重你。也许发表文章的数量不太多，但仍然会得到大家的尊重。
我不反对合作研究，甚至还提倡合作研究。我和财金学院年轻教授、资深教授都有学术上的合作。我不能孤身一人，谁也看不起。我乐意和他们合作，喜欢和他们探讨，讨论完了以后一般都是我起草研究大纲和主要观点，同时，重要的部分我自己写，相关细化部分由他们展开，这或许是合作。所以，养成良好的学风是你们的立身之本。
除了前面讲了有关教学研究的要求外，我还想告诉各位，有两点要切记。
第一，师风。师风本质上是学风。学风是学者的生命线，千万不能抄袭，搞拿来主义。学术研究当然可以参考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的观点，但一定要注明出处。注明出处了啥事都没有，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瞒天过海。不要以为发现了一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想改头换面去发表。若有这个想法，迟早要犯大事。要尊重他人的成果。学风是学者的灵魂。水平可以有高低之分，抄袭作假则不行。这是我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要切记！学风正，腰板就直了。
第二，师德。师德是形象，是命脉。我以前会收到这方面的举报信。有的举报信说，老师关起门来和女同学谈话，如此云云。一方面我在想，关起门谈话又怎么了？另一方面，我又想，老师为什么要关起门和女同学谈话。男老师要注意这个问题。人民大学女生比例高，本科研究生都挺高的，她们都很聪明，跟学生特别是女生谈话打开门你就没事了，只要打开门没有任何人会有问题。私下千万不要单独带着女学生去吃饭，去参加各种活动。这都是不太正常的事情，会给你带来潜在的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师风师德方面问题都有实际案例，就不具体说了。总之，师风师德要切记。守住了师风师德的底线，你们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实现心中的理想。
我今天讲了很多，尤其后面那两个要求，大家要深刻领会。前面高大上的东西，能做多少做多少，后面是必须做到的。
就讲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