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学术和思想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是国际治理秩序之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相互激荡，意味着人文学术面临新的现实挑战和发展机遇。深入扎根变革的时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这是大变局时代人文学术的使命。下面就人文学术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谈一点体会。
主体问题，着眼于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文化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学术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不立足本土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就没有根基、没有特色、没有主体性精神；不放眼世界，在世界学术的格局与趋势中观察中国、思索中国，中国学术就会孤立于世界学术主潮之外，缺乏创新、缺乏活力、缺乏普遍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新时代的今天，中国案例、中国文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乃至中国方案，必须也必将成为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术需要进一步强化主体意识，既要破除对西方思想体系的迷信，又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基础性和前提性判断。
价值问题，着眼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学术的价值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广泛而深刻，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宏伟而独特，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人文学术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的时代课题正在成为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心系“国之大者”，强化问题意识，围绕国之大局、国之大事、国之大计，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这是大变局时代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着眼于用创新理论解释世界，应用研究注重用研究成果改造世界。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学理支撑和知识储备，应用研究为基础研究提供问题起点和实践路径。基础研究必须是对时代之问的理论提炼才能深入人心，应用研究必须是对时代之问的实践应对才能价值实现。立足实践发展，回应时代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到群众心坎里，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这是大变局时代人文学术的使命和责任。
路径问题，着眼于学科主体与学科融合的关系
学术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本身，更在于社会发展。学科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没有学科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文明；学科融合则是近百年来社会发展，尤其是大变局时代的现实要求，其实质就是要突破学科分化的藩篱，尽可能直接地面对世界本身，面对事物本身，回到问题本身。全部的学术史既是一个学科不断分化、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科不断交叉、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融互渗。中国学术4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一个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为各专业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知识增长点的过程。质而言之，交叉融合是发展趋势，是创新路径，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需要。当然，必须同时强调，学科融合绝不是学科溶解、学科消弭，其前提是立足学科主体，其目的仍然在于凸显主体学科的学科特色，彰显其价值，强化其优势。
方法论问题，着眼于大数据与扎根研究的关系
近年来，“大数据方法”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数字人文”方兴未艾。人文社科领域利用大数据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这是技术发展的成果，也是学科融合的成果，其发展前景不可小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大数据方法和数字人文研究既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也不是学术研究的终点和归宿。量性研究必须和质性研究相结合，才能透过现象迷雾直抵事物本质；大数据研究必须与扎根研究相结合，才能突破技术思维理解和把握现象与社会本质。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担当起回应时代呼唤、解决时代问题的重要使命，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