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法典》是第一个被称为“法典”的法律。之所以叫“民法典”，其中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出于贯彻“依法治国原则”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整合此前众多民法立法，解决其体系杂乱甚至互不协调的问题的需要。大体来说，民法称“典”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民法典》作为依法治国的基本遵循，性质上属于基本法
《民法典》在贯彻“依法治国原则”时承担的使命非常重大，该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贯穿性的作用。可以说，《民法典》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大家想想“基本遵循”这四个字所包含的意思。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而法律中包括根本大法宪法，此外其他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和一般法。《民法典》作为依法治国的基本遵循，性质上属于基本法。基本法是规范社会基本层面问题的法律，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这些立法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大，牵涉的社会利益比较广。这是《民法典》能够被称为“法典”的第一个原因。
《民法典》较大的体量，直接地说就是条文很多
民法作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调整的社会生活领域极为广泛，从而形成的法律规范群体庞大，其他任何法律都没有这一特点。《民法典》体量在成文法国家都是最大的，直接地说就是其条文是最多的。现有的法律大多只有一两百条，还有的条文更少。而《民法典》有一千二百六十个条文，而且这还是一般法部分，要是再加上特别法部分，整个大体系的条文会非常多。之所以体量这么大，是因为它要解决的事情多，需要处理的问题牵涉社会面广，而且是社会上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法人或者团体都必须涉及到的。
一个自然人，不参加政治活动是有可能的，比如他可以不参加选举。但是生而为人，他就是一个民事主体，至少和父母产生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如果成家了，还会和子女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还会产生财产关系和其他人身关系。甚至一个自然人，在没有出生时也会有民事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典》第16条规定，胎儿在胚胎期就会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自出生时正式生效。这个条文的含义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是在成为活体以后开始，但是在之前就有可能有权利义务的发生，权利义务可上溯到相关事实的发生。这其中首先要涉及胎儿的继承权问题，这在法律上叫特留份，就是特别保留的份额。如果在胎儿出生前父亲身故，那么这个胎儿就有继承的份额。关于胎儿的权利，在立法上还有一个虽然没有明确结论，但是学术界却得到普遍认可的规则，这就是胎儿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问题。当胎儿受到损害，就在法律上享有了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比如说，医生给母亲吃的药造成了胎儿的畸形或先天缺陷，尤其是脑部问题。有些孩子小时候很乖，上学之后才发现脑子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母亲出了交通事故导致胎儿有问题。可能出生时看上去正常，但是长大以后慢慢会显示出来。第16条的规定，在法学上被普遍认为可以解决这里的法律困惑问题：这种情形下，由于对母亲造成的损害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因此难以再由母亲直接主张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是对胎儿也造成了损害，虽然这种损害是在未出生时造成，但在出生以后甚至是在其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给其人身带来了确实的伤害，所以应该赋予胎儿损害赔偿的权利。不能因为损害发生时胎儿不是民事主体，不具有权利享有资格，就断然认为出生后不能主张民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民法典》第16条的规定就是要承认，等能够确认胎儿受到损害的时候，支持由孩子去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个问题目前有争议，但是我们法学界多数人主张承认胎儿的这个权利。
当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主要发生在其存活的时期。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去世之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法律上讲，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活在世上的人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去世的人的权利义务会被别人继承，尤其是权利，死者自己不再享有权利也不再承担义务。但是在民法上，这个问题也不尽然如此。因为可能会出现死者的名誉保护问题。《民法典》第185条专门就英烈的名誉保护问题做了规定。革命英烈已经去世，但是需要对他们的名誉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保护，不能随便污蔑英烈。当然，一般人不是英烈，亡故后的名誉也是受一定保护的，比如恶意污蔑亡故的老人，就属于此种名誉保护涉及的范围。另外像专利权、商标权等也会在当事人亡故之后的几十年内有效。因此，民法规定的不止是现世人的权利，甚至出生之前有些权利就开始了，有些权利的保护效果则可以延伸到亡故之后。无论如何，人的一生离不开民法；人的全部法律意义上的活动，也都以民事活动作为基础。人一生的财产性活动和身体性活动都在民法的规制范围之内，所以民法的条文范围很广。
另外民法还要解决企业、机关团体等法人权利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法人的权利义务问题更加受到关注。企业在发起阶段要订立协议，在这一阶段就进入民法调整的范围了，成为法人后，其内部机构，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都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甚至法人破产清算，或者按照规定终止民事活动后，也会产生民事关系，这都是民法关注和调整的范围。民法规范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没有任何法律可与之相比，所以能够被称为“法典”。
《民法典》要承担作为民事法律的一般法、统率全部民法特别法的职能
《民法典》作为法律，它还要承担作为民事法律的一般法、统率全部民法特别法的职能。现在我国《民法典》有一千二百多条，但是其中没有包括知识产权法（包括商标权立法、专利权立法、著作权立法这三部分），也没有包括商事法律中的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等等，世界上通常认为，这些都是民事权利的立法，广义上都被称为民事立法，或者民商事立法。此外，我国还有保护特殊民事权利主体的立法比如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劳动者、消费者等方面的民事权利立法。这些立法的条文如果加起来，民事立法的体系非常庞大。不过，本次《民法典》立法是将民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区别开来，《民法典》只是规定民事活动和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则，关于特别民事权利和特别民事活动的规范，像知识产权立法、商事立法和特别民事权利立法，都没有编入《民法典》。但是，既然他们都是民事法律，他们在法律适用时都要遵从民事法律的基本规则，而这些民事法律的基本规则都是规定在《民法典》之中的。所以通过《民法典》的编纂，我国在法律体系的构成上，就和谐地建立起庞大的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内在关联，这不仅仅对我国法院、仲裁机构适用民法来裁判案件十分必要，而且对规范行政执法机关执法和一般民事主体守法，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孙宪忠，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23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