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一生，数易其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居名、室号，可以反映其治学取向、人生态度的前后变化。我把我所寓目的有关材料试着整理了一下。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氏生于浙江省海寧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州城内的双仁巷，后迁城西南周家兜，一直到二十岁。
二十岁以后，他去了上海，先在《时务报》打工、东文学校学日语，后追随罗振玉办新式教育，先后到过武昌、南通、苏州，一直到三十岁。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亦作“伯隅父”）。其父王乃誉称他为“静安”“静儿”“静”“安”，其弟王国华称他为“静兄”“静哥”。
我理解，名、字相应，“国桢”“国维”与“伯隅”“静安”有对应关系。
“国桢”是国之桢干，桢者柱也，犹房屋有四柱。
“国维”是国之纲纪，维者绳也，犹帐幕有四维。《管子·牧民》：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四维张于四方，四柱立于四隅，所以安天下，皆取安邦定国之义。故以“伯隅”“静安”为字。我怀疑，“静安”最初是家里人对他的称呼，相当于小名，后来才用为字。
时人与王通信，“静安先生”（安又作庵、菴、盦等）最常见，使用时间最长。
一九0七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赴北京，在清学部上班，赁居于新帘子胡同。新帘子胡同在宣内大街以东，学部在宣内大街以西（今教育街1 号和3 号），两地相距也就一二里。罗宅在象来街（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60 页引孙雄说），位于学部以南，也不远。刘蕙孙说，罗宅在骡马市大街（龙峨精灵《观堂别传》）。骡马市大街在菜市口以东，则在宣武门外。
一九0九年，王国维有《片玉集》二跋，一跋自署“宣统改元秋九月，为伯宛先生（吴昌绶字伯宛）校于宣武城南之学学山海居”，另一跋时间相近，自署“（宣统元年秋九月）越二日，人间录于宣武寓庐之学学山海居”。一九一0年，王国维于《人间词话》附记自署“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宣武城南寓庐”。看来，所谓“宣武城南”，并非宣武门以南，而是西单以南、宣武门以北、宣内大街两侧，属于北京内城的西南隅。
当时，王迷词曲，先后创作《词录》《曲录》《 录曲余谈》。王氏自题其居曰“学学山海居”，并有“学学山海居藏书”印，与他这一时期的兴趣有关。他说：“钱遵王、黄荛圃学问、胸襟、嗜好约略相似，同为吴人，又同喜词曲。遵王也是园所藏杂剧至三百种，多人间希见之本。复翁所居，自拟李中麓‘词山曲海’，有‘学山海居’之目。然其藏曲之见于题跋者，仅元本《阳春白雪》、明杨仪部《南峰乐府》数种，尚不敌其藏词之精且富也。”（《录曲余谈》）复翁是清藏书家黄丕烈，李中麓是明戏曲家李开先。李氏富藏词曲，号称“词山曲海”，黄氏效之，自题其居曰“学山海居”。王氏所收词曲之目大大超过黄，故于“学山海居”上复加“学”字，表示继承和超越。
这一时期，王氏以“人间”自号，见他的《梅苑跋》和《紫鸾笙谱跋》。二跋写于一九0九年。“人间先生”，见于吴昌绶和罗振玉信。王在北京，两人经常讨论词曲。吴致王信凡五十九封，不署年月，但从内容看，无疑作于《词录》（一九0八）后，并有己酉（一九0九）、庚戌（一九一0）年号。其中三十封称王为“人间先生”二十九封称王为“静兄”“静翁”“静安先生”。罗致王信，东渡前只剩两封，称王为“静公”，东渡后多用“礼堂先生”。“人间先生”不太多，最早一封是一九一五年，最晚一封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主要集中于一九一六年四至九月。罗振玉给王刻过“人间”印。
此号与他的三本书有关，即《人间词》甲稿（一九0六）、《人间词》乙稿（一九0七）和《人间词话》（一九0八至一九0九）。王自号“人间”，是因书中频繁出现“人间”二字，号因书名，属于别号。“人间”是什么意思？罗振常《人间词》甲稿序附记说：“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云。”（参看陈鸿祥《关于王国维之号“人间”及其考辨》，《齐鲁学刊》一九八八年三期，110—114 页）
“人间先生”，主要是罗振玉、吴昌绶等少数熟人用，并不普遍，但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静观人生哀乐”也最能体现作者此时的人生境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辛亥革命，十二月王随罗振玉东渡，去了日本。罗、王同住京都吉田山下。王先住田中村，后搬神乐冈，离京都大学不远。一九一三年，王读《重刊宋本仪礼注疏附校勘记》，于《附释音礼记注疏校勘记》后题“海宁王国维识于日本京都吉田山麓之寓庐”。
礼堂之号起于这段时间。一九一四年，王氏撰《礼堂题跋》，刊于《盛京时报》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一日，此“礼堂”是自称（此条承王亮提示）。
“礼堂”是什么意思？罗振玉《商三句兵跋》有解释：“句兵三，近年出保定之南郊……予往岁既得洹曲殷虚书契，今复得此，于殷贤似有夙缘。爰手拓此纸寄赠礼堂先生，先生善说殷礼，幸有以启我。丁巳七月。”丁巳是一九一七年。罗继祖把此跋收入《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中的《雪堂剩墨》，下附跋语：“静安人知号观堂，此实作礼堂，静安先生号礼堂，后改观堂，人罕有知之者。”罗振玉寓居京都，曾自题其居曰“殷礼在斯堂”（此条承孟繁之、王丁提示），两者应有关联。
王氏说殷礼是靠殷虚甲骨文。王治甲骨始于这一时期。如一九一四年王氏抄校《殷虚书契考释》，一九一六年作《殷礼徵文》。罗、王去国同在一九一一年，返国则王先罗后。王是一九一六年回，罗是一九一九年回。罗用“礼堂先生”称呼王，集中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最早一封是一九一二年十月，最晚一封是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
“礼堂先生”，主要是罗振玉称王国维。这一时期，罗致王信以“礼堂先生”最多，偶用“静公”“静安先生”“人间先生”。此号少见他人称呼，并不普遍，但最能反映这一时期他的学术兴趣。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一日，王氏从京都回到上海。二月二十一日入住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392 号。爱文义路（avenue road）即今北京西路，大通路即今大田路。吴兴里位于山海关路以南、北京西路以北、慈溪路（也叫池浜路，原来是一条河）以东、大通路以西的范围内，大体相当于今上海自然博物馆附近（此条承唐晓峰、沈建华核对上海老地图），离哈同花园（在今上海展览中心）不远，步行距离约三里。
哈同花园盖新房，请他住，他不住，宁愿在外租房。王氏曾题其居曰“尚明轩”（见陈鸿祥《王国维传》，463 页）。《尚书·顾命》有“尚明”。此号何义待考，或是企盼光明之义。王亮说，王氏子女名皆含“明”字。但这一时期，王氏更常用的室号是“永观堂”，简称“观堂”。
王国维有永观堂，罗振玉有永慕园。永慕园是罗氏在京都的寓所，永观堂是王氏在上海的寓所。罗氏说，他的永慕园是取颜之推《观我生赋》语（《集蓼编》），赋中有“切仙宫之永慕”句。“永慕”是长相思，指怀人怀土，念念不忘，如曹植《应诏诗》“长怀永慕，忧心如酲”。“永观”是长相见，《诗·周颂·有瞽》讲瞎子奏乐，瞎子什么也看不见，但奏乐迎客，祖先听得到，客人看得见，“有客戾止，永观厥成”。一九一六年，王回上海，罗留京都， 隔三年，书信往还，见信如晤。两者或许有一定关联。
这一时期，王氏通信自署“永观”，最早一封是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罗致王信始见“永观先生”。一九一七年底，王氏自订其旧作，题名《永观堂海内外杂文》。学者指出，此书即《观堂集林》二十卷本（一九二三）的前身。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王致罗信：“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此三字尚大雅。去岁小集亦题《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三月十八日和二十日罗复王信，即谈为王宅书额事。十八日信云“属题堂额，病略起，当可应命”，允写而未写，仍称王为“礼堂先生”。二十日信云“写成奉政，乞惠存”，则称王为“观堂先生”。前者是旧号，后者是新号。书额只是对新号的进一步确认，既非最早，也非最晚。一九二0年，其《音注孟子跋》自署“（庚申正月廿一日）国维记于沪寓之永观堂”。一九二一年，其《唐写本切韵残帙跋》自署“辛酉冬十一月初十日海宁王国维书于海上寓居之永观堂”，可见这是他在上海最常用的室号。
一九一九年五月，罗王两家联姻后，罗对王的称呼以“静公亲家”“静安亲家”最常见，“永观先生”“观堂先生”只是偶尔出现。
一九一五年三月，王国维一度短暂回国，又返京都。刘蕙孙说，王曾“寄住在禅寺永观堂里，‘观堂’之名，由此而起”，并且提到王“把剩余的三百本《静安文集》当罗的面，在永观堂的院子里烧了”（《关于〈殷虚书契考释〉成书经过的回忆》）。京都禅林寺第七代住持是永观律师，该寺也叫永观堂。有一年，我去京都大学访问，平田昌司教授陪我参观过这座美丽的寺院。有学者考证，刘氏的回忆并不可靠，王国维从未住过永观堂，“永观堂”是王氏返沪之后所用（如陈鸿祥等）。我想，王氏是否住过永观堂，可能有问题，但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甚至到过这个地方。
张广达先生有一种猜测。他说，王氏遗作，屡见“观”字，“观”字贯穿一生（《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如哲学时期（指二十至三十岁之间）有“观外于空，观内于时”；文学时期（指学部时期）有“以我观物”“以物观物”；国学时期（指京都时期和京都时期以后）有“观其汇通”“达观”。
“永观”的“观”到底是什么意思？王氏这一辈子，冷眼旁观，静观时变，确实有点像罗振常对“人间先生”的解释。但这里我想另外提个思路。我认为，他的人生观，最大特点是悲观，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令王惶恐、绝望。十二月三十一日王致罗信提到罗刹（俄罗斯）分裂、寐叟（沈曾植）悲观、凤老（柯劭忞）乐观，谈到自己，他有这样一段话，“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必劝永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署名“永观”。
“永抱悲观”似乎更像他这个人。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王氏再次北上，六月二十九日入住织染局胡同10 号（今27 号）。这所宅院位于皇城东北角，临北河沿，河上有桥，即东板桥。东板橋以南是南北向的街，即东板桥街。织染局胡同西口与东板桥街相交，从西往东数，有三处宅院：甲10 号（今29 号）、10 号（今27 号）、9 号（今25 号）。网上都说今29 号是老10 号，张南金陪我向老住户调查，今27 号才是老10 号。
从这儿进宫，抄近道，步行距离也就三里地。路线：东板桥街—黄化门街—吉安所右巷—景山东街—景山前街—故宫神武门。
王氏序跋提到这一寓所，有三种自署，如：一、《毛公鼎跋》，自署“癸亥长夏，记于京师履道坊北之寓庐”（一九二三）；二、《金文编序》，自署“甲子夏五月书于京师履道坊北之永观堂”（一九二四）；三、《殷虚文字类编序》，自署“夏至后十日序于京师黄化门北之寓庐”（一九二三）。
这三种自署，第一种最常见，第二种加了室名，第三种很有意思，说明“履道坊北”就是“黄化门北”。
“黄化门”，原名“黄瓦门”。我们从朱彝尊的描述看，此街是条东西向的横街，两头有黄瓦门，东门附近有尚衣监、司设监、织染局、酒醋局等（《日下旧闻考》卷三九、四一）。织染局胡同10 号正好在黄化门街东口以北约一百米处。
“履道坊”，唐洛阳城的坊名。白居易晚年住在履道坊，遗址在今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狮子桥村，经考古发掘，是个著名景点。白宅，园林清幽雅致，成为诗词典故。北京没有履道坊，王氏自署“履道坊”，典出朱彝尊。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溥仪赐王氏与杨钟羲、景方昶同禁中骑马，杨、景皆进士出身，只有他是布衣寒儒，情况与朱彝尊同。当年，康熙赐朱彝尊禁中骑马，朱也没有功名。两天后，王致罗信说，“此事在康熙年间乃时有之，《朱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之”，很自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诗除《恩赐禁中骑马》，还用“履道坊”指他在北京的寓所，如“讲直华光殿，居移履道坊”（《元日赐宴太和门》）、“承恩骖乘入明光，赐第仍居履道坊”（《秋泾行示吴秀才周瑾》），见《曝书亭集》卷十、十一。王署“履道坊”是用典，正是指他在黄化门北一百米的寓所，并非洛阳履道坊。
朱彝尊入值南书房，赐禁中骑马，赐第黄化门，在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次年移居宣武门附近的海柏胡同16 号，在那里住得最长。今“朱彝尊故居”（北京市文保单位）多指海柏胡同16 号。但朱诗“履道坊”却并非海柏胡同16 号，而是他在黄化门短暂居住过的地方。王氏之所以把他奉诏进京在织染局胡同西口租住的宅院叫“履道坊北之寓庐”或“黄化门北之寓庐”，就是以朱彝尊自况。
王氏从上海搬到北京，仍以“永观堂”为室号。“观堂先生”是他生命最后一段（从上海到北京，凡十一年）），除“静安先生”，最广为人知的敬称，最能象征和概括其一生。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王氏搬进清华校园，住清华西院16、18号（今43、42 号）。
今清华校园是建于清熙春园遗址上。工字厅以东叫清华园，以西叫近春园。清华园以东的校区本来是一片荒地，王国维墓就位于这片荒地上。
王宅在近春园。一九二六年，王氏《皇元圣武亲征录跋》，自署“观翁记于京师西郊之近春园”，就是指清华西院。清华西院到王上班的工字厅，步行距离不到两里地。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氏出清华西门，直奔颐和园，自沉鱼藻轩。
这位“永抱悲观”的学者，最后就这么走了。
二0二三年春节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王氏故居，除海宁祖宅，下場都很惨。京都故居未保留。上海故居已消失在今静安雕塑公园内。北京故居三处，新帘子胡同旧宅早已荡然无存；织染局胡同旧宅，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近代名人故居分布图有之，现在是大杂院；清华西院旧宅也是多家居住，破破烂烂。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本文所附王国维印蜕，“学学山海居藏书”印是由王氏亲属王亮先生提供，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