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和思考传统书院的文化特质。所以，我们需要把传统书院扩展到整个中国书院历史的脉络里，探讨传统书院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传统书院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所以，我想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希望探讨传统书院逐渐兴起当代中国，如何恢复其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我将和大家探讨四个话题。一、“儒教”本义的人文教育；二、宋代文化复兴与书院崛起；三、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四、传统书院的现代使命。
一、“儒教”本义的人文教育
中华文明具有早熟的人文精神传统，很早就摆脱了“神”的精神崇拜。早在周朝，我们的先贤就在思考人和天的关系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神，而是要有人文自觉、以德配天，这其实就是“人”的觉醒，表达出人文精神的追求。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得以体现的。所以，世界上很多中外学者，把中华文明称之为“儒教文化”。当代不同的文明形态往往与宗教有关，如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他们把中国文明、东亚文明称之为“儒教文明”，其实这个“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中华文明确立了一套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以教育组织为传播形式的文明体系。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儒教”的“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均是宗教，儒教的“教”与其他的“教”不一样，儒教的“教”实际是教育、教化的意思。当然，它也包含一些宗教意义，但其主要特征、功能是教育。“儒教”不是一种宗教形态，而是一种人文教育。“儒”直接起源于从事教育的职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解释：“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所以，“儒教”的“教”主要是教育的“教”。儒教的创建者孔子，不是能够预言未来的“先知”，也不是宗教领袖，而是推动人文教育的教师。释伽牟尼也好，耶稣也好，他们都是宗教创始者，都是能够预测未来的先知。而孔子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老师，他的出身非常平凡，没有任何神异的色彩，没有代表能够预知未来的某种神明。《论语》记载，孔子只是一个“十五有志于学”的好学之士，是一个一辈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育家。可见，儒教的“教”是教育的“教”，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创教人有着诸多神秘色彩。
孔子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儒学创立的同时形成了儒家经典。这些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不是上帝的训谕，而是三代先王、儒家诸子人文理性的历史积累，是文化的经典、历史理性的经典。特别是其中包含着大量论述教育的经典、实施教育的教材。儒家经典主要讲如何培养人、教育人，如《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就是“成人之教”。《学记》、《大学》均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著作。
在世界各种文明形态中，只有中国文明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与此相关，中国产生了世界古文明中最成熟的教育制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夏、商、周是中华文明最早的三个朝代，中国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主要是官学教育，就是由朝廷办的。除了这套官学之外，其实还有一套私学教育，即民间办学。春秋战国时期开创的民间私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传统学术的发展。我们讲诸子百家，其实就是一些最早的私立大学。此后在中华教育史上，一直有两套教育体制：一套是由朝廷官府创办的官学体制；另一套是从事民间教学的私学体系。
为何说“儒教”是一种人文教育？《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何以“人文”去“化成天下”？就是教育。儒家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失去人文文化制约的社会建立合乎“人道”的和谐秩序。所以，儒教的“教”，就是希望儒者致力于教育，能够达到“化成天下”的目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儒家并不仅仅把教育看成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还特别关注个体人格，关注个人的责任、潜能和发展。孔子的“成人之教”、孟子的“自得之学”、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等,，均蕴含了发展个体人格、弘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理想是“成人之教”。所谓“成人”其实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即在智慧、意志、德行（即智、仁、勇）等方面全面发展，同时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综合素质，其实也就是理想人格的“君子”。所以，孔子十分关注如何开展“成人教育”，强调培养理想人格的君子，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同时希望个体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以实现理想的“成人教育”。孟子把教育人理解为个体人格的自觉，即“自得之学”。他认为，学习实际上是唤醒个体“良知”的自省，通过自我反省，能够发现自己内在的德性，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一个君子、一个贤人，从君子、贤人又可以修行到圣人。所以，儒家文化在推动教育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发展个体，弘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化。
可见，儒家人文教育基本上致力于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家国天下，通过教育来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另一方面强调通过教育以启发个体的内在潜能和人文精神的发掘。所以，儒家教育的核心既包括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又包括教育对个体全面发展的促进。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说，儒家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教育。
二、宋代文化复兴与书院崛起
书院萌芽于唐，崛起于两宋。为何宋代将民间教育机构称之为“书院”呢？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刻写在甲骨、青铜器、帛书、简牍上，那时书非常贵重，民间一般很难有图书收藏。之后，由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图书的印刷和出版的发展，形成了民间的藏书机构。最早的“书院”萌芽于唐，南宋学者王应麟《玉海》解释说：“院者，取名于周垣也。”书是知识的载体，书院最早就是藏书之地，后来由藏书逐步演变成读书、教书、写书、出版书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朝开始，“书院”由朝廷的藏书校书机构，逐渐演化为民间的私人读书讲学的文化教育机构。后来，以“书”为核心的书院，开始成为宋以后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
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宋代书院，并非偶然形成，而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包括先秦私学争鸣、汉儒精舍研经、魏晋竹林玄谈、隋唐寺院禅修。作为一个教育组织机构，特别是作为一种士人士大夫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独特机构，宋代书院其实是千余年来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不断发展和演化的结果。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讲学内容和讲学形式，在宋代书院这里均可以找到。
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史、教育史曾经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我们经常讲到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往往是既包括学术思想、教学内容的演变和发展，也包括学术机构、教学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先秦诸子的思想内容是儒、墨、道、法的不同学派的思想，而先秦诸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不同学派，其实就是通过自由讲学的形式。所以，中国的轴心文明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如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他们各自研究学术，提出自己的学术宗旨；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私学的形式传授学术、培养弟子，并不断展开相互讨论、相互辩论。战国时期甚至还形成并发展为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此争辩与讨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宋代书院成为不同学派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书院学派之间开展相互讨论、相互辩论，显然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组织形式。
两汉经学代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和教育形态。两汉确立了儒家经学独尊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传统学术两千多年。两汉经学的研究和传播也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学术、教育机构。除了在朝廷设立太学、地方设立州学之外，汉代还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教育形式和学术研究形式，叫做“精舍”。汉代的经学大家创办了精舍，在精舍里研究经学、培养弟子、传播经学。实际上，宋代书院继承了两汉经学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宋儒同样推崇、研究、传播儒家经典，宋代书院成为宋儒研究、传播儒家经典的重要基地，其实就是继承了汉代精舍的研究传统和教育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很多学术大家如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将自己最早创办的书院，也直接叫作“精舍”，如朱熹的武夷精舍、陆九渊的象山精舍等，这些精舍后来才改成“书院”。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魏晋名士们喜欢聚在山林讨论高深的哲学问题，如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形而上的玄理，所以被称之为“魏晋玄学”。魏晋名士对形而上之玄理的关注，深刻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玄学思想与理学思想之间有一种内在发展、演变的理路。与此相关，魏晋名士汇聚山林谈玄析理的生活态度与学术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创办书院的理学家。理学家们在书院辩论理气、道器，以及追求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气象，均可以看到其与魏晋名士在山林之间谈玄析理的风度。
隋唐时期，佛学大盛。正因为佛学的精致理论和思辨方法对宋儒形成强烈的挑战，故而也激发了宋儒的创造性激情，隋唐佛学也因此成为新儒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与此相关，隋唐佛教主张修炼成佛，佛教徒喜欢在名山大川修建寺院，吸引教徒来寺庙推广禅修活动。隋唐佛教在山林修建寺庙的禅修，也影响了宋代的书院。最早的书院大多均是建立在名山之中。许多宋代的儒家士大夫，除了研究经典与学术之外，非常注重内在的心性修养。这种通过静坐而修身养性的“半天读书、半天打坐”的书院教育传统，实际上是吸收了佛教寺庙的禅修方法。
由此可见，宋代书院的学术研究内容和教育组织形式能够形成，绝非偶然。没有一千多年的学术思想、教育实践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宋代书院的形成。宋代书院其实是将以前教育实践的传统、学术思想的传统全盘吸收，集中到这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中来，从而形成了代表儒家士大夫理想的书院。所以，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延续千年的教育-学术机构，是集历史之大成的结果。
但是，宋代书院形成后，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即唐宋之际的重大变革中文化复兴的要求。也就是说，宋代书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还与其承担的重要文化使命有关。宋代书院的组织形式，确实是吸收了先秦私学、汉代精舍、魏晋玄学、隋唐禅修，但这些都是教育组织形式。从思想内容来来讲，宋代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宋儒不仅批判佛、道二教，也批判了汉唐儒家，他们希望回归、复兴先秦儒学，以重建新儒学。宋代书院的出现、发展过程，就是与宋代文化复兴思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唐宋之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一般而言，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主要是朝代的更替，而唐宋之际的变革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型。明代史家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他认为，中国历史经历三次大的重要变革。第一次变革是从文明初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变革是从汉代延续一直到唐代，第三次变革是从宋代开始。可见，他认为唐宋之际是一种重大的历史变革。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一百多年前提出“唐宋变革”论，影响很大。他认为唐宋之间发生了政治、社会、文化的重大历史变革，故而提出“唐宋变革”论。他的观点在国外汉学界影响很大，但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论，显然参照了近代西方史学对欧洲历史的“上古”、“中古”、“近世”的划分。当然，中国历史并不一定会模拟地中海历史模式，但人类文明史可能存在一些相似的历史轨迹。我们会发现，宋代确实出现了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的儒学复兴、儒学改革运动，并且推动了文化教育下移、学术思想转型等一系列重要变革。由于士大夫大力推动，宋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复兴先秦儒学、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致力于新儒学思想建构的文化思潮。正是因为文化复兴、儒学重建的历史背景，唐末萌芽的书院到了宋代迅速崛起，成为宋代士大夫推动复兴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学术大本营与高等学府。
中国到底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模式？通过复兴儒学、重建儒学，来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他们所建构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形式、教学的形式，就是书院。所以，书院是一个以“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继承了先秦私学、两汉精舍、魏晋玄谈和隋唐禅修的新的学校，是一个代表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的学术研究基地，是中国重要学术思潮——宋学的大本营。这一点，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到。他特别强调，“宋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革新政令，就是推动社会的变革；第二，创通经义，通过重新诠释经典而建构新儒学；第三，创建宋学大本营的书院。无论是革新政令，还是创通经义，都要通过新的书院机构来推动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现代社会强调大学是教育中心、学术中心和社会服务中心。其实，宋代的书院恰好承担了这些重要的社会使命。
考察历史会发现，宋代的文化复兴由一批重要的儒家士大夫推动，包括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程颐、程颢等学者，他们既是革新政令的推动者，也是文化复兴、儒学重建的倡导人，更是创办书院以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讲的这些人，绝大部分都与宋代早期的书院有关系。比如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士大夫群体中许多都接受过书院教育，这对他们在后来的新政及书院教育活动均产生影响。范仲淹、孙复、石介曾就读于应天府书院。范仲淹还主持应天府书院，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孙复、石介正是范仲淹在天府书院时培养的人才。孙复研究《春秋》学，并创建泰山书院。石介长期在主持徂徕书院讲学，称“徂徕先生”。石介为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专门撰写了《中国论》，通过“华夷之辩”以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复兴中国文化。他说：“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石介在《泰山书院记》中，还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结合起来：“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他坚持在徂徕书院讲儒经、传圣道，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由此可见，宋代书院的兴起，与宋学的兴起、儒家文化的复兴密不可分。
所以，宋代早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院，后来流传为“四大书院”之说，有人说是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书院（范成大持此观点），有人说是嵩阳、睢阳、岳麓和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和王应麟持此观点），有人说是白鹿洞、嵩阳、岳麓和应天府（石鼓）书院（马端临持此观点）。其实我们不必拘泥哪几所才是四大书院，因为四大书院本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应该说宋初不止四大著名书院，但这些书院的意义在于，它们为宋代学术转型、儒家文化复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北宋著名书院在宋代文化复兴、儒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到了南宋，书院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又出现不一样的“四大书院”。南宋时期的书院与学术创新、学派创建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祖万所说的“南宋四大书院”，其实就是文化复兴、理学学术的四个大本营，如岳麓书院是张栻湖湘学大本营，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学派大本营，丽泽书院是吕祖谦学派大本营，象山书院则是陆九渊心学大本营。这四大书院推动了南宋理学的集大成发展，推动了南宋理学的“乾淳之盛”。所以，到了南宋，书院便成为学术界、教育界更加普遍化的讲学机构，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制度体系，成为儒学重建、文化复兴的重要部分，极大地推动了南宋时期思想、学术、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
中国古代的学术创新与教育机构联系密切，此后，书院就一直成为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学术史上，宋代理学大盛，明代心学大盛，清代考据学大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形态的新兴学术思潮，均与书院有关。宋以后的新兴学术思潮，均与书院一体发展，书院促进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复兴、学术更新、教育发展。儒家文化复兴与宋代书院崛起是同步发生的历史现象。两宋出现了遍布中华文化复兴、儒学改革运动，推动了文化教育下移、学术思想转型等一系列重要变革，均与书院紧密相连。
三、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
中华文明在古代历史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中国却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被迫进入到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中。古老的中华文明首先要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紧接而来的是一系列压力，包括军事压力、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当然，最终却是亡国灭种的文明压力。
晚清中国面临保国、保教、保种的严重问题。一些思想敏锐的士大夫开始严重关注这一问题，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晚清中国艰难地启动了近代化过程，后来出现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近代化运动，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个近代化过程确实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运动一度被中断。
1949年，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终于站起来了，特别是1978年中国又重新推动改革开放，至今为止改革开放四十年了，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实，所谓改革开放，就是不断改革自己不适应现代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制度与观念，通过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参与到全球化、现代化世界，当代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上发挥巨大作为的大国，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前景无量的强国。最近中美贸易上很多的摩擦，我们都很担心。其实，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总是被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挤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强大，使原来的强国非常警醒，甚至非常害怕。所以说，中国的逐渐强大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他国家可能要多花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取得。
但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的崛起背后其实具有重要的文明意义。中国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其中就包括中华文明的因素在内；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的最终目标，绝不仅仅是国家富强，还必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故而必须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但遗憾的是，近百年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恰当、不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没有充分吸收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所以，当代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文化复兴。中国这场文化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在学习、吸收现代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继承、弘扬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和重建。从根本上讲，中国在崛起，不应该就把它看成是21世纪出现的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和一个非常强势的政治体，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历史事件，应该把它看作五千年文明崛起的历史转型。也就是说，一个延续了五千多年的文明，虽然经过近百年的衰落，在学习世界文明的基础上，这样一个悠久文明的重新崛起，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的近代化崛起，首先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所以，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做的重要事情，但我们不能依赖、模仿西方模式来完成现代化，而是要发扬自身文明长处，这样就可能建构一种新的现代发展模式。中国崛起应该是文明的崛起，应该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应该为整个人类现代化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模式。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化进程会走出自身独特的道路和积累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把这条道路、这些经验变成一个模式，需要更多的文明自觉。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一定能够从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以真正能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模式。
宋代出现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先秦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而吸收佛道思想，故而重建了中华文化的思想传统，适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奠定了以后八百多年来中华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而当代中国文明的复兴，应该是一种更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普世全球意义的重大事情。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近百多年的凤凰涅槃的重生之后，中华文明不仅能够在今天、在更远的未来能够活下来，并且能够活得很精彩。21世纪的中华文明复兴，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对探讨21世纪以后的人类生存同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补充、完善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不足，也有益于未来人类的多元化的现代化生存。
四、传统书院的现代使命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传统书院开始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书院也随之兴起。上世纪80年代初，既有一些古老的书院开始复兴，以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为代表；也有一些新书院开始崛起，以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经过这段时期的发展，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思潮，书院发展开始呈现井喷姿态，到处兴起。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书院应该承担什么使命？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修书院、办书院，这个承载着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在现代化进程的当代中国到底应承担什么样的文化使命？
我们发现，传统书院兴起于宋代，与宋代的文化复兴联系在一起，其实，当代书院的兴起，同样是源于一种文化复兴的追求。刚才我讲到范仲淹、孙复和石介，他们把书院的创建与当时的文化复兴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们今天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当代书院兴起的背后，必须要承担起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每一所书院要承担的文化功能，应该和整个中华文化复兴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凤凰涅槃式的重生过程，中国传统书院也会如此。传统文化、传统书院在获得重生之后，不仅仅是其生命的延续，而应该是生活得更好，获得新的生命意义。
晚清时期，传统书院面临严重危机，1902年清廷下令废弃书院，全面引进西学教育制度。我们会发现，延续千年的传统书院瞬间被废弃，很快就引发各界人士对传统书院废弃的不满和叹惜。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认为书院之废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明确表示要以继承书院传统。另外还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比如马一浮、梁簌溟、钱穆，为了避免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端，均在创办传统书院，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就是希望恢复传统书院的人性教育、人格教育。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的几个主流思潮，即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趣的是，这些不同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对书院情有独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现象。显然，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书院有非常深厚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使得这些政治观念、思想观念不同的知识界、思想界和政界的人士，竟然对书院被废弃的历史事件形成了共识。我们知道，现代知识界能够形成一个共识是很艰难的事情，而在20世纪前期，知识界能够对传统书院形成共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前面讲到，传统书院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办学历程，它凝聚了中华文化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一套既有特色又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和教育制度，就是大家经常讲到的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这是中国书院的重要文化遗产。当我们今天在思考和呼唤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的时候，书院应该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基地。20世纪以来，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已经为各界人士普遍推崇，已经成为今天中华文化复兴最大公约数。
当代书院应该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创办书院、修复书院的各界人士都应该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做好书院复兴？
其一，老书院的复兴。近一、二十年来，大量书院兴起，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书院的修复。我们注意到，现在全国各地正在修复、重建一些老书院，首先是为了书院文物的保护。国家文物局委托相关机构做一个关于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他们做了调研，在我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有儒家遗产546处，其中列为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代书院还有144处。加上很多市、县一级的书院文物，这样算下来至少有几百处。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几千所书院，当时遍布全国各地，但大量书院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儒教中国的最好体现。如何使这些书院普遍得到修复和保护，是目前书院文物保护的迫切任务。我们到欧美国家，会看到许多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这是西方文化的物质载体。其实，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是儒家文庙、传统书院。因为儒教最重要的是教育、教化，所以儒家书院特别重要。但是，今天的传统书院如何继续发挥文化教育功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这些老书院列入文物保护的有一百多所，加上许许多多尚未列入文物保护目录的老书院，这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正在逐渐在恢复。我在国家文物局的儒家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专家评审会上说：老书院保护非常重要，但是老书院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如何恢复它的功能。很多文庙和书院修完之后，以为除了供人游览，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其实我认为这不是我们花这么大的精力修复书院的主要目标。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寺庙、道观，还是西方的教堂，它们延续下来的原因是能够继续发挥其内在的功能。而书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这些老书院修复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恢复其历史上曾经具有的文化教育功能。我在会上提出，要鼓励那些社会上各种力量来修复、保护、复兴传统书院，不管是官方力量，还是社会力量，或者是民间力量，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共同保护书院、建设书院。目前老书院的修复，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主导，其实还可以发挥社会团体、企业、公益性组织、企业家个人的作用。古代书院的修建，主要是地方官员、民间士绅、热爱教育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儒家书院的修复，就是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努力建设的。今天仍然可以继续发挥政府主导、民间的企业、团体、公益性组织、企业家个人共同努力。书院建好之后，无论是政府也好，企业界也好，还是各界群众也好，共同努力建设书院，打造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提出的建议，就是让这些古老的书院修复之后，成为地方文化的中心，成为地方精神的家园。
其二，新书院的建设。在当代中国，除了修复上述的老书院，全国各地还创办了很多新的书院。在传统书院废弃一百多年后，创办新书院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创办新书院有两种情况、两种类型，其具体目的可能不一样。一种是在民间社会发挥文化教育功能的书院，另一种是在现代大学的体制内的书院。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两种书院可以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内、外分别发挥作用。
首先，教育体制之外的新书院。这些新书院的修建，就是希望在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推动地方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故而需要地方政府、学者、企业、民间社团的通力合作，以推动教育体制之外的民间书院发展。我们注意到，许多新书院举办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讲座和读书会很受欢迎，确实是因为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很强烈。当代中国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人格教育均有不足，传统书院教育的复活可以弥补这一缺失，通过创建新的书院和推动民间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新书院办得成功，可以成为地方文化、社区文化的中心。我们讲文化复兴，确实可以从基层书院做起，让新的书院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地方。中华文明作为一个重视教育的文明，重视教育的体现就是书院多。人是需要进行终身教育的，孔子从十五而志于学，一直学到老。可见人要不断地学习而成长，精神成长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教育，而书院就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
其次，教育体制之内的新书院。中国古代的书院，除了从事社会教化的功能，还是一种正式的教育机构。晚清之后，作为教育体制内的传统书院废掉了，现在教育体制内的小学、中学、大学，是当代中国教育的唯一形态。宋代书院是高等学府，是一种“成人”的教育；现代大学是高等学府，是一种专业教育。应该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果近代中国没有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培养出合乎现代化需求的专业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国家。我们需要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知识体系，需要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但是我们建立了现代化教育体制之后，是不是说我们照搬外来的教育体制，就解决了中国的教育？其实不是。为什么知识界那么怀念传统书院，书院作为一个传统教育的典范，它有非常重要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教育经验。今天我们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一流大学不应该是片面模仿西方大学，中华文明是重视教育的，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传统的民族。如何在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下，让传统书院在今天的教育体制内继续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传统书院应该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高等教育学术领域在花大量精力研究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和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回过头，来研究中国一千多年书院的制度和精神。我认为教育体制之内创建新书院，同样可以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书院，就是专门在现代大学体制内从事人格教育即博雅教育的书院。现代高等教育教书不育人，只管专业教育，大家关注的是教书、教专业知识，但是人的教育呢？特别是“成人”的教育呢？培养人的问题在制度上并没有落实。培养人的问题就需要传统书院来解决。现在大学教书不育人，育人是传统书院的长处，可以将传统书院人格教育的长处吸收进来，使现代大学能够培养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健全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中国大学在推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其实西方也有博雅教育传统，中国书院有“成人”教育传统，应该均属于完整的人的教育。这种完整人的教育，在大学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我认为中国现代大学可以通过办书院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书院的成人教育、君子教育，就是希望在专业教育之外，解决培养教育人的问题。
另外一种书院，就是培养传统国学专门人才的书院。因为传统书院承担了传承中华文脉的使命。现代大学的专业体系中，传统国学一直没有独立的空间，被分割到其他不同的专业体系中。许多中国传统学术成为“绝学”。我们一直在呼吁将中国传统国学纳入到现代大学体制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与西方的“古典学”十分接近。同时我们还一直在呼吁，在现代大学恢复中国传统书院，以国学、经学、儒学作为独立学科，作为书院的教学内容和学术体系。现代大学通过设置书院、国学院，以传承中国传统学术。
应该说，21世纪实现中国的富强之梦，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再过一段时间，中国肯定是既富又强。但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中国复兴之梦不仅仅是富强之梦，而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之梦，这才是更高层次的中国梦。而我们强调书院的复兴，就是要承担文化复兴的重要使命。传统书院不仅作为承担中国文化复兴的使命，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体现。
*本文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在渌江书院的讲座实录，原标题《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