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理学的演变》出版后（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学术界一些专家和同行的鼓励，但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诚恳的建议。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理学的有关问题。我本想写一本《理学的兴起》，以补《演变》之不足，但我考虑的结果，还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般特点入手，探讨理学的整体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于是我产生了写一本有关理学范畴体系的书的想法，试图从范畴学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
这是一项比较艰巨和困难的任务。因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历来被认为是笼统模糊而缺乏明晰性和确定性，理学范畴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最后总结和完成，虽然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何况，理学中有不同派别，各派之间又有不同体系和特点，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理学范畴系统？这个系统有什么特点？提出和讨论理学范畴系统这样的问题，有何意义？这又成为我考虑最多也费时最久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或前进，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思维特征，将不无益处。我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开始进行研究的。
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曾参考过海内外学者关于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特别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册），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理学部分），陈俊民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陈荣捷的《朱学论集》等等，这些著作对我很有启发，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如果说在这部探索性的书中，提出了同某些专家学者不同的看法，那也是在他们的启发之下提出的，首先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初稿写出后，应北京大学哲学系之邀，于1987年上半年为该系开设了《理学范畴系统》选修课，有哲学、宗教、中文、历史等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选修。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于我进一步修改很有参考价值。现在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书中涉及的有关问题，曾得到张岱年、任继愈和汤一介诸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个别问题还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讨论过。关于本书的总体构想，曾和金春峰同志讨论过，并得到他的支持。郭淑琴同志对书稿中涉及心理学的有关部分提出过中肯的修改意见。
最后，本书得到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们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稿和编辑工作，王粤同志审读了全部书稿，提了很好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88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