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冲突与分化的国际格局日益加强，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一战”“二战”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对抗不能以“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来消除，而应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其关键是基于共同价值理念的相处之道、生存之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容，体现了人类文明中最深层、最普遍的追求，是中国为当代世界消除对抗、实现和平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为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促进了世界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服务全人类发展、解决全球性挑战，为百年变局下的多元文明共生提供价值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着眼点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追求的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与原则，这些价值理念旨在服务于全人类发展、解决全球性挑战，为百年变局下的多元文明共生提供了价值基础。
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视角是人类文明的视角。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尽管不同民族有着语言、习俗、思维、文化等差异，但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的，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的愿望是共同的，实现民主、自由的权利的追求是共同的，这是当代世界不同国家间实现合作的共同基础。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谈道：“‘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显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希冀的就是让“人类共同的东西”更加鲜明、更有共识。
文明一方面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性，但其形成与特质又具有多样性。对于这些差异性，大致有两种基本的认识态度与处理方式，一种是认为不同文明彼此间有高低之分，应以所谓“高者”取代“低者”，比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另一种是认为不同文明彼此间各有所长，应相互交流、借鉴，共同发展，比如中华文明观。前者是文明等级论，后者是文明互鉴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开放性、包容性、和平性始终是其重要特征。中华文明观始终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包、取长补短、和谐相处，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而不断流、生生不息而与时俱进。中华文明以“无我”的气质成就了“有我”的存在，也以自身的文明互鉴与创新发展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与生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自身的独特文化与独立探索实现了超大规模、超高速度、超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步转化为政治和文明影响力。
从当代世界的发展现状来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但科学技术与物质财富并不必然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全与和谐，并不必然让人类更加文明，相反，一些国家将科技作为武器，将物质作为霸权，导致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加剧。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多地军事冲突依然时有发生，个别国家甚至将如何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作为追求。究其深层原因，当代人类文明还缺乏具有高度共识性的价值基础。对人类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种共同价值的缺乏远比先进技术的缺乏更紧迫、更关键。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的冲突必然带来行为的冲突。事实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作为西方文明中有识之士提出的一种东西方相处的理想状态的原则，无疑体现了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意识。遗憾的是，如何缓和不同国家间的冲突始终是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正因如此，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旨在推动全人类的团结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吸收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的共同点与共通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特质是跨文化尊重，换言之，既不是对弱势文化的俯视，也不是对强势文化的仰视，而是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推动不同文化共同发展。一方面，这种文化特质来源于中华文明深层基因中对“和而不同”文化多样性的接纳与“天下大同”相处和谐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近现代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从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到“二战”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表达了如此意愿。
在中国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进程中，既需要经济贡献，也需要思想引领。站在人类文明共同性与共通性的基础上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切实把握这一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与深刻性，抓住其精义而不是泛泛地进行传播，自信地而不是犹疑地进行传播，有针对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传播。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视角和文明根源
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至关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是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处找根源，基于历史深处的事实与哲学，以内在哲学阐释外在行动，让不同政治实体与文化族群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价值理念在处理当代世界问题中的独特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从中华文明历史长河来看，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一直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在汉代，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连通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通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不同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流、交融。汉朝使团经常携带大量丝绸等到达西域，远抵地中海，罗马皇室形成了使用中国丝绸的热潮，同样，罗马、波斯、印度等地的奇珍异宝、歌舞技艺、植物食物等也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之道，不同文明的发展不是为了彼此征服，而是为了互鉴相融。
在唐代，以汉字文化、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影响巨大，政治制度、建筑风格等也广泛传播，同时，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东罗马文明传入中国，当时阿拉伯人多居住在长安、扬州、广州等地，唐朝皇室贵族也以拥有西方金银器为时尚。盛唐时期的中国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展示的不是军力，而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力与影响力，也正因如此，唐文化千余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唐人街”仍展示着唐文化和谐、多元的气质。盛唐气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间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共同繁盛。
在明代，郑和率领船队远航，其世界航海时间早于麦哲伦百余年、哥伦布近百年，其先进程度、船只规模也超过两位西方航海家的船队，且配备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但船队一路走来主要通过和平方式，以“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货物交换，以中国的瓷器、丝绸、麝香等交换各国的宝石、香料、珍禽，且输出中国的耕种技术、纺织技术乃至围棋、皮影戏等技术与文化，以此建立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至今，在泰国、印尼等地还保留有纪念郑和的三宝庙。郑和航海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交往之道，不同文明间交往不尚武力，以和平赢得和平。
正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土壤造就了中华文明观，滋养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独特气质，形成了中华文明看待自身文化与不同文化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积极进取，耻不如人；另一方面，与人为善，美人之美。十七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近事》一书，在该书序言中谈到许多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与治国伦理上领先，中国不善战争之术，只是源于不愿战争之为，“在战争艺术与战争科学上，他们低于我们的水平。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他们本意不愿如此，因为他们鄙视人类中所有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他呼吁欧洲与中国“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访问后撰写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也谈到：“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非中国莫属。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态度——宽容，友善，恭敬有礼，希望别人也报之以礼。”他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各自优点的评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的典型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价。把这两点逐渐综合到一处必为众人之所望。”莱布尼茨、罗素这两位伟大的西方哲学家虽相隔两个多世纪，但对中华文明的评价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创造人类新文明都有着明确期待。事实上，中华文明在塑造先进的人类价值观上有着突出的伦理优势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只要不带政治偏见与个体私利进行分析，都会对基于中华文明提出的人类价值观内涵产生共鸣与赞同。
当代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描绘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这一新图景是属于全人类的，既源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也代表了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应聚焦人类意识、人民意识与人文意识
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政治对立、意识形态纷争与宗教、种族差异，形成全球合作发展的共同价值基础。基于此，在国际社会传播这一价值理念时，传播观念、传播形式要与传播内容、传播目标相一致，即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种族等视角，不以凸显某种独特价值观为目标，更不以压制不同价值观为目标，而以找到不同价值观的共同点和共通点为目标。具体来看，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应符合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都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使其具有鲜明的、宏大的文明视野，在传播过程中凸显人类意识、人民意识与人文意识。
人类意识是指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树立文明多样性的传播观念。“文明”的概念诞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距今200余年。“文明观念是由启蒙运动中改革主义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启蒙运动改革精神最直接的产物。”这一概念与观念的提出，具有极强的进步意义，也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人类活动的一切努力，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就是为了让自身更加文明。可以说，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文明观念也是“社会进步的万有引力”，用以衡量一切社会变革的进步性。
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明”的概念由欧洲人提出，但欧洲在全球扩张中特别是殖民扩张中又以所谓文明的名义推行暴力、霸权，体现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以美国、西欧为主的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占据了文明话语权的高地。这种文明观是狭隘的，其问题在于只承认单一文明源，而忽视了人类历史上的多样文明源，只追求同质化文明，而忽视多样性文明。由于近现代数百年来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媒体等方面的强势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自觉地以西方文明标准来衡量自身行为对错，出现了削足适履式的文化不自信问题。
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坚持文明多样性与文明共通性的统一，既彰显不同文明的不同成就，又发掘不同文明的共同点与共通点。这是一种基于人类整体性的视角，可以有效平衡单一文明中心主义在国际传播中造成的不平等现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既要关注西方国家，更要关注数量占多数的非西方国家。从近些年笔者的实地调研来看，南美国家、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认同度很高，是普遍的，也是真诚的，而对各自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认同感也是强烈的。如果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能够对非西方的不同文明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与彰显，对非西方国家的公众信息接收特征给予针对性的考虑，必定可以让全人类共同价值在非西方国家获得更大的共鸣，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的积极传播。
人民意识是指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注重打造个体、企业、高校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传播体系。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环境与国际传播环境中，报纸、无线广播、卫星电视网等作为主要的媒介载体，政府与大型传媒机构是传播主导力量，与此同时，进入社交媒体、数字媒介主导的当代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传播成为普遍特征，个体化传播、自媒体传播的力量亦不容小觑。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应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形成全球数字舆论生态中的和谐力与正能量。
在新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当代中国青年是可以信任并依赖的重要传播力量。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具有放眼世界的视野、平视世界的心态、对话世界的能力，而且，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青年具有使用各类数字媒介、社交软件、创意传播的天然习惯与技巧。在深度全球化的国际信息传播体系中，当代中国青年能够主动开展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能够坚守且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漫画、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表达。以青年视角看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青年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国际社会上更易接受与响应。
然而，在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中，对国际社会的普罗大众也要给予充分关注。世界上有许多对中国友好、对中华文化热爱、对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认同的学者或民众，在西方国家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士。这些国际人士认同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发展道路，也希望中国的声音更好地在世界传播开来，成为国际传播新格局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推动者。更值得重视的是，许多国际人士本身就充当着中国声音的传播者、支持者。很多国际学生会用各自国家的语言、用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用直播与短视频等方式传播中国的进展与理念。换言之，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切实做到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
人文意识是指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更加关注历史文化、日常生活、个人感受等人文领域的传播内容。费孝通曾谈到：“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政治话题、经济话题乃至科技话题都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换言之，这些话题不论是否真实，都无法获得无偏见的传播与认知。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国际传播的内容结构，让更多的传播内容聚焦在历史、文化和生活中，通过美食、美景与美物展现中国之美，通过历史人物、故事与哲学展现中国之智。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成为现象级且产生正面影响的中国内容大多是这类题材，尽管这些现象中许多是自发的、零散的，但却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我们不仅不应忽视这些传播现象，还要把握好其中的规律，让自发的传播成为自觉的传播，让零散的传播成为规模的传播，使其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实现突破的着力点。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在世界范围获得广泛认同、进行有效对话的最突出内容或标识就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对人的关注大于对物的关注，对民的关注大于对君的关注，而且关注人的个体生命权、精神自由性，这些内容在启蒙时代就曾给予欧洲思想家们以许多启示，获得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的高度称赞，伏尔泰甚至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在今天向世界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我们也要深挖传统中的人文基因并进行转化与发展，向世界特别是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展示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统之光、人性之光、精神之光。
值得关注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提出的六个内涵在抽象名称上获得了不同文化的认同，而在具体认识上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差异还很大，比如自由、民主。因此，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不能停留在传播抽象的名词上进行“概念传播”“口号传播”，而要深入到具体内涵的阐释上，通过阐释中国的理解、实践与世界进行对话。一切价值观都是为了人的价值实现，而一切价值观的传播从人的价值实现出发来讲就更具说服力。中国追求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形式的、局部的民主，中国追求的自由是负责任的自由、多数人的自由，不是极端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在国际关系中，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在国内治理中，中国追求公平与正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样的传播是充满人文感的，这样的对话也是充满人文感的。
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谈到：“人们往往认为和平、团结是公众幸福的主要基础；而不同社会的竞争和自由民的煽动是政治生活和人类的基本动力。我们如何才能协调好这些并不和谐、相互对立的信条呢？或许，没必要调和。热爱和平的人将尽一切努力去消除敌对情绪，调和不同意见。”在国际变局复杂、国际纷争频仍的当今时代，中国要去充当“热爱和平的人”，人们越来越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来“消除敌对情绪，调和不同意见”，共同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把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导向气候变化、贫困治理、社会不平等现实问题的解决中。而要让源自中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认识，转化为国际关系中的自觉行为，产生人类的公共福祉。最关键的是，以文明激发文明，以真诚呼唤真诚，如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就会日趋深入人心。
作者：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胡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