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聘请各专业的几十位世界一流获诺贝尔奖的年富力强的前沿科学家，到中国各重点高校和最高学术委员会任职。为中国培养世界一流的科技精英。向二战后的美国学习，将世界科技研发中心迁移到中国。将世界最优秀的高科技、金融人才吸引到中国来。这是盛世该做的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用最少的投入最快使中国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1、既要解决广大普通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2、又必须用高科技手段提升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初成功的那些粗放型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现阶段就极有可能导致不成功。此次中央启动四万亿资金投资来拉动经济内需，恐怕只是一个部分资金投入会奏效，大多数资金的投入搞得不好只会导致重复建设，导致大面积腐败和浪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许多成功的方面，但科研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基本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在应试教育下，现在高校每年生产数量庞大的低素质、没有创造力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浪费。因为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资金，效率又极为低下。由中国应试教育体制所造成的中国基础工业和高科技行业，最缺乏的是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我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但其中有科技创造力的人却不多。这种情况不改变，长期下去，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和现代化进程受挫。没有全新的科技自主和知识产权和专利，就不会有新的工业行业产生，也就无法提升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无法开拓新的国际国内市场。中国高储蓄的银行就无法大量贷款，因为企业一贷款就重复建设，很快就形成银行的死账呆账，导致银行亏损。所以前些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现在中国工业的各行各业的要害和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专利，都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企业要用大量的金钱才能买到这些核心技术和专利的使用权。因此，企业利润的80%以上都让外国人拿走。在整个世界工业的食物链上，我们处于最低端，被西方人吃。
现在全世界什么都能买得到，唯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买不到。唯有人多，就这一点，我们还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13亿，印度11亿，但印度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国度，比我们有优势。三十年来，我们通过发展低技术含量、低经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高能耗资源型的加工业，向西方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完成当时2万亿多美金的外汇储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舍此就没有办法，就这样我们污染了自己的江河，土地和空气，完成了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必须向高科技转轨。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就必须对中国的落后的教育科研体制进行改革。中国高校的弊端现在是官僚衙门化、行政化，唯学术不多，难以产生创造性科学家和学者。中华文明自由西方所无法追赶的长处，但也有我们致命的短处，近百年来，在科技发明上主要是西方在对人类做贡献，我们的贡献不多。杨振宁先生讲，清华本科生的水平超过了美国著名大学，但清华的科研水平与美国著名大学差距太远。这道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实情。这个就是传统的中国应试教育体制能用死记硬背、反复训练的方法，使普通人成了合格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但却无法培养出具有独创思维的天才科学家和学者（我国至今没有掌握此事物的自然规律）。所以中国的工业模仿能力强，独创力差，这也与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有关，导致许多人宁愿放弃独立思考能力，而去培养和练习察言观色的能力和投机的能力。
创造力，首先需要逆向思维，同时需要特立独行的风格，这也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风俗所不容。应试教育导致许多创造性人才被压制和埋没。中国高校师生之间和学术思想之间的是近亲繁殖，学术民主不够，门阀严重，论文抄袭现象严重。2006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因看不惯北大数学系的低水平和作假，与北大数学系发生了冲突。丘成桐言语尖刻，说话难听，但他是真心为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基础理论研究能发展起来，所以忠言逆耳。科学研究是有规律的，人才的产生出现是有概率规律的。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天才，人类要在几十亿的人群中，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位。比爱因斯坦地位低一点的科学天才，其产生的概率就要高一些。谁是天才？怎样识别天才？天才是靠天才来发现的，中国应试教育的考试制度是无法在本科、硕士和博士的考试中发现和识别出天才的。而且中国科学界（学术委员会）的评价体系由于人际关系的因素掺杂得太多，并不公正，严重打击和损伤和压制了许多有才华的科研人员创新能力和积极性。因此丘成桐先生建议中国聘请几十位世界一流获诺贝尔奖的年富力强的前沿科学家，分属各个前沿学科，例如：材料科学、生物遗传、人工智能、理论物理、微粒子学、数学（数学的最高奖是菲尔斯奖）等领域，进入中国这些相关学科的最高学术委员。这些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家进入，将使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金钱关系降低到最低，使中国最高学术委员会的评价系统进一步清廉公正起来。这些一流的西方科学家在原则面前，是用金钱买不动的。同时，也使中国较低的基础科学和研究水平提升起来，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天才是靠天才来发现的。一大群学生中谁思想深邃，具有创造力，大科学家与其几次谈话，就能识别判断出来。而中国应试教育的各种考试制度，根本就搞不清楚。一般都是错误地把知识再现能力强、缺乏创造力的学生当做科学苗子来培养，浪费国家和人民大量教育和财政经费。到头来人财两空，培养的仍是平庸之辈。因此中国聘请的这几十位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在中国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大学巡回讲课，讲当今各前沿科学的现状，突破点在何处，以及各种最新的理论假设等。并在讲课、学生提问中，与大量学生接触，从中挑选出稀有的，具有原创力的科学苗子，做研究生。给这些聘请的西方大科学家每一位每年2至3名免试研究生指标，只要他看中，就可以做他的研究生。这些大科学家在中国招的研究生贵在精，重在质量，宁缺毋滥。聘请的这些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在中国只要工作十年，中国自己的尖端人才也就培养出来了。同时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气氛也就形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科技的研发中心完全可能被转移到中国来。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欧洲和德国的许多大科学家都被美国搞了过去，这样美国才成了世界的科学研发中心。今后条件成熟，也完全可以聘请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来做一任北大、清华的校长，至于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持用党的理论，用马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去占领，坚持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权，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六四”那样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防范和避免的了。上述事情，是中国盛世中，必须要做到的。因为我们只从西方引进的前沿实用技术、并且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上去了，原创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掌握和突破就容易多了（同时也应该从国外引进高级技工），我们中国人自己就能办到和突破。聘请这些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按国际惯例，每位需要50万美元，若请60名，每年仅花三千万美元。这一费用中央财政是能承担得起的。这也有利于保护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机密，商业和军事机密，并遵循市场的原则。